历经百年风雨，著名历史学家何兹全教授的生命时钟定格在2011年2月15日晚8时17分。追寻他的学术足迹，我们仿佛听到他为钧天大乐般的中国学术奏响的强音。
1930年，19岁的何兹全走出齐鲁大地，只身来到北京大学读书。如果说孔孟之风给予他最初的雨露滋润，那么，北大这方沃土则让他的生命之树抽青吐翠。自由的学术空气、丰厚的文化资源、教授们的儒雅博学，深深影响着年轻的何兹全。
在这里，他接触了辩证法和唯物史观，阅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德国农民战争》，这为他日后的学术生涯打下坚实的基石。
上世纪30年代，将马克思主义观点与中国古代社会结合进行科学分析的学术研究，是处在一个探索阶段。何先生根据掌握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运用详实的史料进行论证，提出了“魏晋之际封建说”，从而形成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中的一派。
有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理论基石，何先生不追风、不苟同、敢为人先，以“诚之者，择善而固执者也”的风骨，在历史研究的征途上一路前行。在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领域，他与另几位先生一道，以论考双精、学贯中西、变通古今的功力，将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1944年，他来到位于四川李庄的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在这里奠定了他一生从事历史研究的基础。
在史语所，他撰写了《东晋南朝的钱币使用和钱币问题》、《魏晋的中军》、《魏晋和南朝的兵制》等。在这些论文中，他最感欣慰的是，继《三国时期国家的三种领民》之后，他在《魏晋和南朝的兵制》一文中提出并论述了“世兵制”，这对人们认识魏晋南北朝社会具有启迪意义。多年后，他又发表了《孙吴的兵制》、《府兵制前的北朝兵制》。
1947年5月，何先生远赴美国，到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研究所研习欧洲古代史和中世纪史。在哥伦比亚大学，何先生阅读了大量欧洲古代中世纪的书，并同时在该校的中国史研究室工作。两年后，霍普金斯大学国际政治学院一教授翻译我国历史学家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需要助手，何兹全被介绍到那里工作。此时，他的内心并不平静，国内形势强烈地撞击着他。
当新中国的曙光出现在东方地平线的时候，他面临着人生的三岔口:回到祖国?继续留在美国?还是应老师之邀到台湾史语所?他决定回国。“做出这个选择原因很简单，也很坚决:爱国!我说是爱国，并非矫情或自夸:祖国的召唤让我决计回国，这种感情、这片心意很质朴也很实在:我只是同时代的爱国人群中的一个。”1950年9月，他满怀对新中国成立的欣喜之情，登上了横渡太平洋回国的轮船。
从上世纪50年代至今，他一直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此后，著书立说、爱生乐教，成为他生命的主题。作为教育家，他对教育事业倾注了满腔热忱，为国家培育了大批优秀人才，他的严谨博学、慎思明辩，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学子。他们评价说:“何先生极为喜欢在创造性和开拓新领域方面作出成就。何先生自青年治学始至今一直保持学术创新实力，这实在是极其不易且使许多学人难以企及的。”
在对中国古代历史长期思考、科学研究的基础上，他的《中国古代社会》一书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期问世了。这部近50万字的著作涉及到的内容十分丰富，对早期国家、古代社会作了全面而系统的阐述。全书洋溢的科学精神与独到见解又让人们为之一振，何先生“让史料讲话，实事求是”的治学宗旨极大地鼓舞了史学界同行，专家称这部书“反映了90年代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最新突破，标志着中国史学研究最新水平”。何先生也因其独树一帜的学术创新精神，被誉为“是一位眼界开阔而又不失深邃的学者，是一位具有通贯的识见和学力，能够把历史的诸多方面融入历史的整体，而又能从整体上把握诸多方面的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并且阐发清楚的学者;是一位实事求是、严谨踏实的学者。”
“念兹在兹勤学问，神全形全乐期颐”。1991年，北京大学周一良教授在何兹全八十寿辰时如此评价他。20年后，何兹全教授走完了“爱国一书生”的百年路，为中国学术留下了浓墨重彩。
《光明日报》（2011年02月22日06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