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认识一个人可以从一本书开始”,对此,我深信不已。每当有文化名人谢世,各类媒体上都发纪念文章无数,试图用各种方式还原或是勾勒那人,各色人等纷纷站出来赞许、表扬、评述若干,然而,我总是觉得还离那人有很远的距离。
启功是我喜爱的书法家和文化名人,阅毕新近出版的《服膺启夫子》一书,启先生已经在我心目中成为老师。
同样的事情,不同的人面对,境界会有天壤之别。若干年前,《启功书画集》的首发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办,是一般讲话加发言加照相的形式。来宾有领导、书画界大佬、社会活动家等。启功应要求,坐在主席台的大沙发上。仪式近3个小时,别人都深深地坐着,只有启功抱着拐杖,始终跨一个沙发边儿。
这样谦虚和恭敬的态度,好像小步急趋的古礼。所谓夹尾巴,是做人神经强健的特征。启功以前留给我的都是和蔼的微笑,现在则多了个谦卑的坐姿。
启功不是装,是真谦卑。别人给启功来信,觉得有过分的敬称,他就将原信敬称字样剪下寄回,回信讲明“敬壁”。这个谦己的办法已很少有人用。
启功永远自居于教师,他自己做过一种名片,只有自己题写的两个字“启功”,干干净净。那些表明自己身份的所谓头衔居然一个都没有。
启功的谦卑是把自己摆得很低,给人题字会用“启功敬题”,黄苗子先生曾经对启先生抗议说,什么人物,也值得您“启功敬题”?其实,启功并不是所有场合都“启功敬题”,只是比黄苗子的标准宽些。事情都有个界限,虚化一些,放宽一些,灵活一些,是启功的做法。他并不当面反驳黄,而是诙谐的说,我改名叫“启功敬”了。
给人写字时恭敬,与朋友聊天时诙谐,这就是启功为人的特质。
启功行文,经常自称为仆。这是自谦,是自贬,再直接就是自贱。文人是特殊的一种人,这种文化的教养,其核心是说自己低而别人高,如此,人与人之间就没有竞争。因此,他给普通人的题字也会落下“启功敬题”的字样。
一次,一位老友风雨中登门拜访,进门感慨说:“最是风雨故人来”呀!启功一面欢迎,一面开玩笑说:“是呵是呵,这话该是我说呵!”一个小故事,让我们看出了启功的另外一面。所谓的学问就是不要用错了别人的话,才能算通。夫子的惊觉,就是这些地方绝不会错,在家的感觉依然敏锐。说了别人的话,纵然是引经据典,也是不够严谨和妥帖。
启功嘻嘻哈哈中表达了自己的见解。他用笑容和幽默化解。可见,在启功身上,谦卑不等于木讷。
现在很多所谓文化名人,根本不听你说,直接就说自己最高;或者伶牙俐齿,旁人一句话问不到点子上,回一句话不是要把人直接噎死,就要把人挤兑出眼泪来。丝毫没有幽默感,丝毫没有宽容度,貌似眼里揉不得沙子,实际上是做人修养还不够,而像启功这样的大家,却从不以大家自居,而是用加倍自谦以至自贱的办法,这样做只能是依凭文化,相信传统“不争”的指挥。
还有一个故事更有趣。上世纪80年代国门初开的时候,启功随团到香港一工商巨子的府上出访。进门人家就给每位一个红包,首先就派启功一个。启功笑盈盈双手接下,口中称谢,随同也就依样接下。香港人家里都供奉一个佛龛,在访问结束的时候,启功来到这家佛龛前。口称吉祥,将红包献于佛前,随同于是依样拜一拜,奉上红包。
这个故事显示了启功谦恭背后的人生智慧,不愿意接受人家钱财,但受礼是承情,敬神是恭敬。自爱与自尊,是在随和与通达中显露的。
启功也会拒绝。他92岁生日时,学校搞庆祝仪式,发言献礼刚完,忽然听得生日歌起,几个女孩子手捧烛火缓缓列队而进,最后站定在夫子面前,歌曲唱过一半,启功已经没有心情听下去。作者亲眼见到启功虽然起立鼓掌,脸还是沉了下来。待歌曲唱完后,夫子说了两句就匆匆退场。
还有77岁这一年的夏天,启功被要求在英模报告会上讲话,终于到了说不上来的时候,就对大家说:我来前没有准备,给大家敬个礼吧!然后站起来,把手搭在眼边儿上,给大家敬一个礼。然后肃穆坐下。
晚辈鼓掌,觉得新鲜。
有晚辈下来说,您老还会敬礼呢呐!启功自嘲说,这也是急中生智:用典。四十年代张寿臣给人家叫去唱堂会,没有能唱的戏码,就说:我给大家学个口技吧!就学几声狗叫声吧。
人情与世故,最难掌握的是分寸。启功言行当中的敦厚温良、谦卑灵活的处事之道,来源于传统文化的侵淫,来自于不断完善和提升的品格与内心。
此书的作者李可讲在本书的最后有这样一段感慨:“对于夫子,我觉得不是追捧的热情,是心智的服膺、佩服、服气,因为了解了夫子的处境和意气,深深佩服夫子的想法和做法,并依葫芦画瓢。”有朋友说,李可讲“自称早年是一个狂妄之徒,接触启功先生后,耳濡目染,才幡然省悟。”《服膺启夫子》的副标题“揣摩启先生的人生智慧”,让我相信,“夫子”之德,正在被延续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