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从小没学好。1969年上小学，《语文》课本第一册的内容肯定不记得了，但到10年以后，1979年的课文还见有《我爱首都北京》，识字还从“木禾米竹”、“工厂门车”开始。上大学是喜欢古汉语了，而常说的训诂、六书都属于“文字学”的范围，可以按照造字规律释读一般的古文献了，但其实仍不出“现代学科”的藩篱。只是在这两年，才忽然觉察到文字学、古称“小学”之所以归属“经学”的意义。
上古经书有经有传，经书之中又有今文有古文，《春秋》五家，邹氏无师，夹氏无书，可见有些学问需要写出来，而有些原本是不必写出来的。“六经皆先王之政典”，“故官司所守之外无坟籍”，书写的东西很有限，而写下来的就是官书、经书。“车同轨，书同文”，现在看中原各国的古文字基本相同，而楚国单独称王，所以楚文字很难认，这就是官学、经学的意义。古人能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必定有一套可行的制度保障，现在人们说书法、字法、文法，其实古人是真当法律来执行的。合理化、制度化、统一化，正是高度文明的标志，这在世界各个古代民族中绝不多见。现代中文字形不统一，语音不统一，词汇人人可以新造，走的是另外一个方向。常听人说名字只是符号，于是有Twins之类，其实这所谓符号仍在表达西方文化背景，无意识而已。
《说文》是讲部首、讲六书的，在文字学中重要性排第一位，而《尔雅》分类排列许多同义词，不甚被看重，乃至与《方言》视为一类。其实若从文明的“设计”上看，《说文》云：“我，从戈，凡我之属皆从我”，徐鍇注：“从戈者，取戈自持也”，是演绎思维，琬琰、婕妤等等许多名字词汇从此而生。而《尔雅》云：“卬、吾、台、予、朕、身、甫、余、言，我也”，是归纳思维，恰与《说文》互补。古人作文，有些地方需要用同源同部首的字，如《庄子》的“逍遥遊”，有些地方需要用同义的字而专门避开同形，如《庄子》说“今者吾丧我”、《离骚》说“朕皇考曰伯庸……肇锡余以嘉名”。这一横一纵，造就出历代大量诗赋作品，其语言文字之丰富精妙在世界各民族中是无可比拟的。而究其所以之故，并不是出于一种“文字学研究”，而是因其为经学、国学，即一种“国家学术”。所以许慎著《五经异义》，世称“五经无双许叔重”，而“《尔雅》之作本释《五经》”、“以释六艺之旨盖不误”。迄今可知经书中的用字仍然是最严谨的，反之也可以说不读经即不会有文字学。
民国时期教育部要求中学讲授国学、文字学，留下大量文字学教科书和著作，2009年由台湾台中文听阁图书公司新出版的《民国时期语言文字学丛书》，影印收录共约260种，编为120册，可见一个侧面。这之中在1924年，钱穆先生也编撰出了一种文字学教材。
《师友杂忆》是钱穆先生在88岁时写成的回忆录，1983年由台湾东大图书公司出版。该书已被学者指出有若干不准确之处，但其文字优雅，境界高远，其中记述民国学术所经历的人物与思想，几可作为现代学术史看待。
《师友杂忆》中说道，1923年秋起，钱穆先生在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任国文教员四年，接钱基博先生的课。当时学校规定除讲《国文》正课之外，每年要“兼开一课”，并自编讲义。钱穆先生开的是“第一年为‘文字学’，第二年为‘《论语》’，第三年为‘《孟子》’，第四年为‘国学概论’”。
据傅宏星先生指出，《师友杂记》此节记述大体无误，只是钱穆所言“文字学”课程，在三师的课目表中正式名称应该叫“文字源流”，属于必修课。《论语》、《孟子》属于读经课，而“国学概论”则属于选修课。
四种讲义中，后三种不久都出版了，《论语要略》、《孟子要略》由大华书局出版，《国学概论》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在已是国学名著。而关于“文字学”的讲义，《师友杂忆》回忆说：“第一年文字学，讲六书大义，以篇幅未充，未付印，今已失之。”
这部教材虽然是按课程计划编写的，但钱穆先生自认为还是有很多新意，举例说他发挥宋代学者王圣美等关于“右文”的一个说法。“右文”是古人讲文字的时候总是说文字的重要部分在左边，但宋代人认为右边也很重要，右边的部分决定着这个字的本义，叫做“右文”。钱穆先生讲到有一天他睡觉，挂着蚊帐，他的脚伸到蚊帐外边碰到墙壁，因此想到脚臂的“臂”和墙壁的“壁”都从“辟”，“辟”字意为偏僻，那么凡是从“辟”的字都有旁边的意思，墙壁在旁边，手臂也在旁边，这就是“右文”。他还举例说国家的“国”字，繁体里面是个“或”字，“或”字从“戈”，就是兵，就代表主权，中间有个“口”，代表人口，就是社会，“口”底下还有一横，代表土地，这一个“国”字就包括了主权、领土、社会。他说：“当年旧讲义必多类此之例”，“由此可见中国古人造字精妙，从中国文字学即可推阐出中国传统文化之由来，其深义有如此”。当时钱穆先生还只30岁，已认识到本国文字的优越，而不仅是多识其字而已。
可惜这部文字学讲义没有传下来，钱穆先生继而遗憾地说道：“余除阐说形声字外，于会意字，于转注假借字，又多有新义发挥。惜今都已不可复忆矣。不知往日三师旧学生中，亦仍有藏此讲义者否？今僻在海外，亦无可访求矣。”
这段回忆亦可与《师友杂忆》中1914年“无锡县立第四高等小学”一节相对应。
钱穆先生的遗憾或许是有道理的，因为在其后大约10年，沈兼士发表出《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阐》一文，与当世学者李方桂、林语堂、吴承仕、魏建功各有探讨。该文已被视为“对右文说贡献最大”（刘又辛《“右文说”说》，《语文研究》1982年第1期）“代表了右文学派最高成就”（叶玉英《略论“右文说”的文字学意义——读〈右文说在训诂上之沿革及其推阐〉有感》）、“突破了《说文解字》因形取义的陈法，这是对古代语言研究的一大贡献”（百度词条）。迄今学界论右文说只言沈而不言钱。
钱穆先生逝世不久，《钱宾四先生全集》1994-1998年由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近年台湾素书楼文教基金会及兰台出版社又修订、选印钱穆先生著作，及新版《民国时期语言文字学丛书》均没有这部教科书，海内公私收藏亦均未见，乃至于这部教科书的书名亦不得其详。东大版、联经版、兰台新修订版及岳麓、三联版《师友杂忆》在“第一年为‘文字学’”处或加引号，或不加，“讲六书大义”则均未加符号，严耕望先生《钱穆宾四先生行谊述略》、李木妙先生《国史大师钱穆教授生平及其著作》、陈勇先生《钱穆传》《国学宗师钱穆》、韩复智先生《钱穆先生学术年谱》均同，曾著《钱穆评传》的郭齐勇先生的《钱穆先生小传》在“六书大义”上加了书名号。
据两岸媒介称，“一字不改，繁体直排”或“有少量删改”的《钱穆全集》将于本年初出版中国大陆版，不知是否增补有此书。
笔者于数年前在镇江旧书店获见钱穆先生这部文字学讲义，题名《文字学大意》。讲义为宣纸油印线装，近60页120面。封面、目录及书口三处都印有书名，但书口中间部分若干页印作“文字源流”。目录一页，书名下题“无锡钱穆编”，署有编定日期“十三·六·十九”。内容共三章六节，三章的标题由“生成期”、“发达期”、“完成期”构成，六节的标题分别为：文字之发生——六书中之象形、文字之成立——六书中之指事、图绘文之变进——六书中之会意、符号文之变进——六书中之形声、字义之归纳——六书中之转注、文义之演绎——六书中之假借。可知这部讲义的主线确实是讲六书大义，而其最大的特点是将六书置于进化论的框架之下，分别以六书代表文字演进的三个阶段。这一点在民国初期的文字学著作中少见。
讲义在第四节形声部分讨论了右文问题，共26面篇幅，举出“辟”字等共51例。
讲义的字迹规整，书写风格不似钱穆先生，应该是由学校的教务部门统一写刻的。另据钱穆先生所述，无锡三师4个年级共有约200名学生，一个年级平均有50人，这部讲义书口页码下印有“新二”字样，大概代表年级。因此估计讲义印了50份或者稍多一点，应该说确属难得。
而笔者所获这部讲义最后一节有不少误刻误倒，讲义上则以铅笔改补勾乙，如原书说：“文字有一义而数字者，亦有一字而数义者，一义而数字者谓之假借。”后一句铅笔增补为：“一义而数字者谓之转注，一字而数义者谓之假借。”这些增补为繁体，可判断为规矩幼嫩的学生体，推测或许即“往日三师旧学生”中之一人，当时在任课教师指导下作此修正，故可以间接视同钱穆本人的修改，尤其具有特殊的价值。
钱穆先生中年以后治学即明显具有理学、经学家的趋向，晚年尤甚，他回忆并且惋惜早年这部文字学讲义，同时也是他唯一的文字学著作，是否有意将其纳入小学、辅经的序列，完全不得而知，但他年届八十而有此一番回忆，并且点醒从中国文字学推阐中国文化之由来一层深意，与陈寅恪“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的见解如出一辙，已足使后人钦重铭记了。
《中华读书报》（2011年02月16日13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