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近历史上的一些名流，我们是“久违”了，比如乔万选其人。乔万选是山西出洋的留学生，胡适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哲学博士，乔万选也是那所大学的政治学博士，并且比胡适多了一顶芝加哥大学的法学博士，也就是赫赫“双博士”了。回国以后，乔万选亦学亦官、又持操司法“神圣”之职。他先后任东吴大学、中央大学、暨南大学的讲师、副教授和教授，执进法律，并且服务乡梓，曾任山西“国民师范学校”的校长；服务司法，他曾在上海租界担任临时法院推事；至于官场，大概是依仗上世纪30年代初山西阎锡山势力突破娘子关开入北平的势头，赵戴文（次陇）乡长出任南京政府内务部，“乔老爷”乔万选也就担任了统计司的司长，再后来他却不能珍惜名节，以中国知名的法学家身份，在民族抗争的年代，恬然下水——两个著名的“山西人”即乔万选与王荫泰（王寄籍山西汾阳，其父即晚清诗家王式通），这两个“伪官”，是汪精卫小朝廷的司法行政部常务次长和政务次长、法制专门委员会的副主委以及政务参赞、特别法庭审判官、庭长、驻德大使等，可谓“荣华富贵”。八年抗战结束，乔万选如何在惩奸运动中“过关”，其中情由仍不清楚，大概他也就此束手敛迹了。后来，他在“前陪都”的重庆，在一个叫作“南泉新专”的学校执教，再后来之种种，就不知道了。
乔万选的著作，有《产业合作大纲》以及《地方自治》等，那是为阎锡山“山西特色”的政治标榜的（当年山西是“模范省”），而乔的传世，说也可怜，他是清华学生，后来差点又做了母校的校长，不想母校上下将他逐出，于是以“水木清华”在中国教育史上的显赫地位，这桩丑事揭载史册，乔万选其人也竟因此得以传名。
话说1930年3月，中原大战方酣，反蒋的山西阎锡山和汪精卫等一班人马在北平另组国民政府，与南京政府公然形成对峙局面，此时，山西势力浸透北平教育界，在此前接收了北洋家底的背景下，堂堂民国大学院特派员就是山西人的著名考古学家卫聚贤。不久，晋阎势力奄有华北和平津，此前清华校长是代表南京势力的罗家伦，此时他可谓处境窘迫，清华学生代表大会在国民党华北嫡系势力式微之际，提出驱逐罗家伦的议案。于是罗家伦被迫辞职离校，在辞呈上，罗家伦愤然说：“学风虽致凌替，士气不可不存。”
罗校长被逐走，留下一个校长的空缺，阎锡山以为自然应是由自家人去接领，便任命出身清华的乔万选去上任。此后，清华1923年级学生出身的乔万选带领武装卫兵及秘书长、庶务主任等，企图用武力接收清华。
却说乔万选以母校出身兼阎锡山幕僚的双重身份，以为笃定可以赢得清华校长一职，他为了顺利当上校长，还四处许愿，比如对于吴宓就托人送去口信，奉上教务长和文学院院长的职位，意思是以此换取吴教授成为乔校长的援奥力量。不过吴先生却是一个注意名节也出处谨慎的人，他探听到“乔君并未得山西大力者之切实后援，未必能成功”的信息后，权衡利弊，又“为宓个人计，自以超然自处，不问校中政局，则在此可长为教授”，而且对于他来说，所谓清华教务长一职，“不特非才性所近，且得之对宓亦少益处，而反须随波逐流以去，故决不加入乔君等团体”。（见《吴宓日记》）于是就冷落了“准校长”乔万选。不过，有的人却愿意为乔万选捧场，当时一些地方的清华同学会也声称要“校友治校”，实行“清华为清华人之清华”的所谓“门罗主义”，以此来戒防他人觊觎，当然其中也有针对蒋介石来安插势力的意思的，于是“拥乔派”组织了“护校团”，一时颇为热闹。
据陈岱孙先生回忆：1929年至1930年之交，罗家伦由于学生的反对而辞职，清华校务遂由以教务长、秘书长及各院院长组成的校务会议来维持，并代行校长职权，这也就是后来被人称道的清华“教授治校”制度的来由，它的一个作用，就是抵抗学校受军阀、党阀的控制，至于例子，便是“全校教师学生一起挫败了阎锡山以武力接收学校的企图”，即驱逐乔万选的事件；另外一个例子，则是此后又“粉碎了CC(国民党陈立夫、陈果夫“二陈”)党阀集团派其党羽吴南轩为校长以遂其攫取清华为党派基地的阴谋”。
再来说发生在1930年6月25日清华大学校门口的“驱乔事件”。是日，乔万选带领一群卫兵和属员，以武力接收的方式，试图开入清华，接收校长大权。
清华师生知悉此事后，纷纷跑到校门口，并高悬一面大旗，由学生会和纠察队组织人马堵在门口。不让乔万选等入内。僵持之余，众学生把“校友”乔万选“请”到礼堂去说理，乔万选等看到师生们情绪都非常激动，形势对他们大为不利，最后只好灰溜溜地走了，走之前，还被当场签字画押：“永远不再存清华校长的野心”。
不久之后，阎锡山也只得收回成命，电饬乔万选返回山西。后来，清华校长就由大家推出的梅贻琦先生来担任，也就是说，清华校长在11个月的空缺之后，终于由他接任，而且一直维持了17年之久，包括抗战南渡时期的“西南联大”中的清华大学。
清华校史上的这一段故事，起码说明了那时大学内部的自治程度，以及它对外部势力的抵抗程度，“学风虽致凌替，士气不可不存”，也验证了大学同仁身上的一种不容小看的“士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