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1900年12月9日－1995年3月24日）英国近代生物化学家和科学技术史专家。剑桥大学博士,剑桥大学冈维尔与凯斯学院的教授，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名誉所长。李约瑟博士是英国著名科学家、英国皇家学会会员(FRS)、英国学术院院士（FBA)、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御前顾问”(CH)。1952年出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然科学部的第一位部长。1968年在巴黎第12届国际科学史和科学哲学联合会上，被授予科技史学界最高荣誉的乔治?萨顿(Sarton)奖章。同年又荣获意大利伦纳多奖。1971年8月，在莫斯科第十三届国际科学史大会，被选为国际科学史和科学哲学联合会科学史分会主席(1972—1974年)。1990年7月日本福冈市授予他第一届福冈亚洲文化奖特别奖。同年8月第六届中国科学史国际讨论会在剑桥大学罗宾逊学院举行，兼贺李约瑟九十华诞。李约瑟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亲自发起并分别就任英中友好协会会长、英中了解协会会长。通过科研，也为新中国培养了一批优秀科技史学家。抗美援朝战争中，他参加“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委员会”，并兼任秘书长，赴中国东北及朝鲜战场进行实地调查。在调查报告中，他支持中国关于美军在朝鲜战场中使用细菌战的指控，为此李约瑟受到英国乃至西方学术界的政治谴责，连李约瑟的传记者西蒙?温彻斯特（Simon Winchester）也认为：“李约瑟理智地爱着共产主义，然而共产党的间谍人员却无情地欺骗了他”。美国政府甚至把他列入“黑名单”，直到1970年代才从黑名单中移出。1980年，为表达中国人民对李约瑟的友好感情，表彰他为增进英中科学家的交流做出的贡献，1983年11月，中国国家科委授予李约瑟中国自然科学一等奖。1990年5月17日，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将我国天文工作者新发现的四颗小行星之一，国际编号2790，经国际小行星组织批准，命名为“李约瑟星”。1994年李约瑟被选为中科院首批外籍院士。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授予李约瑟为该所名誉教授。为祝贺他的九十华诞，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于1990年9月8日出版了《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文全译本。
李约瑟一生著作等身，被誉为“20世纪的伟大学者”、“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发表科学论文300多篇，学术著作约50种。他早年以生物化学研究而著称，30—40年代出版了《化学胚胎学》（三卷本）及《生物化学与形态发生》等重要论著。但一生贡献最大的也是长期从事研究的则是中国科学技术史。著有和主编有《中国科技史》和《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特别是《中国科技史》，这部七大卷长达三十四分册的系列巨著，可以说耗费了他一生主要精力。《中国科技史》以浩瀚的史料、确凿的证据向世界表明：“中国文明在科学技术史上曾起过从来没有被认识到的巨大作用”，“在现代科学技术登场前十多个世纪，中国在科技和知识方面的积累远胜于西方”（《中国科技史·导论》）
李约瑟不仅终生献身于中国科技史事业，还带动一批学者从事这一领域的工作，如鲁桂珍、王铃、何丙郁、钱存训、黄兴宗、罗宾逊、席文、白馥兰、卜鲁、叶山、库恩、贝思朗、罗荣邦、屈志仁、刘广定、鲁维一、郭郛等人，这一群体从不同方面协助他完成了《中国科学技术史》这一世界罕有其匹的巨大学术工程。李约瑟预见到对中国未来的崛起和对世界文明将再次作出巨大贡献:现任李约瑟研究所所长古克礼转述了李约瑟临终前的观点：“李约瑟先生透过他多年来对中国以及中国人的了解，他确信中国能够再度崛起，一个拥有如此伟大的文化的国家，一个拥有如此伟大的人民的国家，必将对世界文明再次做出伟大贡献。”
一、李约瑟的汉学研究历程
李约瑟于1900年12月9日，生于伦敦一个有教养的中产阶级苏格兰家庭，为独子。父亲是军医，母亲是音乐教师和作曲家。1914年夏，入爱尔兰诺普顿郡昂德尔公学学习。1918年10月，入剑桥大学冈维尔-基兹学院选习生理学、解剖学和动物学，后改习生物化学。在剑桥大学完成全部高等教育学历（1921年学士，1925年1月硕士，1925年10月博士）。1922年夏，从冈维尔-基兹学院毕业。1924年聘为剑桥大学冈维尔与凯斯学院的教授（fellow），在弗雷德里克·霍普金斯实验室工作，研究胚胎学和形态发生。本年9月13日，与同学多萝西?玛丽?莫伊尔(李大斐)结婚。1931年，出席伦敦第二届国际科学史大会，《化学胚胎学》三卷本在剑桥出版。1936年在剑桥大学创办科学史讲座，任康福德-麦克劳林基金会司库。1937年，三个中国人来他的实验室一起工作其中就有后来成为他妻子的鲁桂珍鲁桂珍（1904－1991），是南京一位药剂师的女儿，金陵女子大学毕业来剑桥攻读博士学位。鲁桂珍和同来的王应睐、沈诗章向李约瑟介绍中国悠久的科学发明和医药学，给身处“西方中心论”环境中的李约瑟带来很大的心灵震动，使他感到“一个宝贵的信念，中国文明在科学技术史中曾起过从来没被认识到的巨大作用”（《中国科技史·导论》）。从此之后，李约瑟对中国科学发生极大兴趣，开始学习汉语，立志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1939年，与鲁桂珍合撰第一篇中国科技史论文《中国营养学史上的一个贡献》。1941年，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FRS)。1942年9月，受英国文化委员会之命执行援华任务；先赴美国华盛顿考察英国中央科学事务所，再赴印度加尔各答筹备援华事宜。1943年2月，由加尔各答经缅甸汀江抵昆明；以英国驻华科学使团团长身份，访问考察战时撤至昆明附近的众多高校与科研机构。3月21日抵达国民政府陪都重庆。6月中英科学合作馆在重庆正式建立，亲任馆长。是年夏，赴中国西部考察旅行；是年秋冬，赴西北旅行。1944年2月，在重庆中国农学会的《中国与西方的科学和农业》的演讲中，首次提出近代科学为何在西方诞生而未在中国发生的著名的“李约瑟难题”。是年春夏，赴中国东南部考察旅行；是年夏秋，赴西南部考察旅行。1945年初，任英国驻华大使馆科学参赞；与李大斐合编《中国科学》摄影集在伦敦出版。是年秋，赴中国北部考察旅行。1946年3月，从中英科学合作馆馆长任上卸任；逗留南京、济南、北平、上海等地，经香港回国，旋赴巴黎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自然科学部主任职。在华工作的四年时间（1942－1946年）里，李约瑟就已着手为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做准备工作。他亲自驾驶由救护车改装成的两吨旅行车，走遍抗战期间大后方的十个省，东南终抵闽、粤，西北直上秦、陇，西南远达洱海之滨，行程五万公里以上，访问了三百余个文化、教育、科学机构，各类工厂、医院等，接触到上千个学术界著名人士。在与广大科技工作者的交流中，进一步了解了中国文明史的各方面，通晓了有关文献。他在旅行中还四处觅书，购得《庄子》、《周髀算经》、《天文大成》、《太平御览》等大量典籍，从而为他宏伟的写作设想奠定了资料基础。1948年，辞教科文组织自然科学部主任职，返剑桥在王铃协助下开始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版。1952年，在中国学者王玲的帮助而开始写《中国的科学与文明》。1954年，《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导论”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1956年，《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1958年6月，与李大斐、鲁桂珍作第二次访华。1959年《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三卷“数学、天文学和地学”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1962年，《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物理学及相关技术”第一分册“声学、光学和磁学”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1964年7月3日，与李大斐、鲁桂珍作第三次访华。1965年5月15日，因英中友好协会分裂，发起成立英中了解协会，亲任会长。是年，《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第二分册“机械工程”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1971年《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第三分册“土木工程、水利工程和航海技术”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1972年10月，与鲁桂珍作第四次访华。是年，任东亚科学史图书馆义务馆长，鲁桂珍任义务副馆长。1974年，《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化学及相关技术”第二分册“炼丹术的起源及其性质”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1976年，《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化学及相关技术”第三分册“炼丹术(外丹)的发展与早期化学史”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从1967年至1976年李约瑟担任冈维尔与凯斯学院院长。退休后，以他个人藏书为基础建立了东亚科学史图书馆。该馆后来发展为李约瑟研究所。1983年6月，李约瑟研究所在剑桥成立，任义务所长，鲁桂珍任义务副所长。1978年5月，与鲁桂珍作第五次访华。1980年,《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第四分册“化学仪器、炼丹术的理论与比较长生术”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1981年9月16日，与鲁桂珍作第六次访华。1983年，《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第五分册生理炼丹术(内丹)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1984年8月21日，与鲁桂珍作第七次访华；出席北京第三届中国科学史国际讨论会。9月，应台湾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的邀请，他和鲁桂珍访问了台湾。1985年，《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第一分册“纸和印刷”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1986年11月16日，与鲁桂珍作第八次访华，出席北京《李约瑟文集》首发式。12月纪念李约瑟八十华诞论文集《中国科技史探索》(中文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是年，《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第九分册“纺织技术”、第六卷第一分册“植物学”分别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1989年9月15日，与鲁桂珍结为伉俪。1990年2月26日，何丙郁任李约瑟研究所所长，李约瑟为名誉所长。7月日本福冈市授予第一届福冈亚洲文化奖特别奖。8月第六届中国科学史国际讨论会在剑桥大学罗宾逊学院举行，兼贺李约瑟九十华诞。9月4日在日本第一届福冈亚洲文化奖特别奖受奖纪念讲演会上发表长篇演讲。9月8日《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文全译本三册由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1992年6月13日，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签署授予“御前顾问”(CH)勋章。10月22日,女王在白金汉宫授予“御前顾问”勋章。1994年6月8日，当选为首批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是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爱因斯坦奖。1995年3月24日，在剑桥寓所逝世，享年九十五岁。1996年，《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六卷第三分册畜牧业、渔业、农产品加工和林业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
二、《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内容和学术价值
《中国科学技术史》是世界上第一部以系统翔实的资料全面介绍中国科学技术发展过程的通史。这部巨著计划出版7卷，共34册。全书出齐时，将超过4500万字。目前已出版18册。从1943年6月他在国民政府陪都重庆的中英科学合作馆任馆长着手准备材料，到1996年李约瑟死后一年，《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六卷第三分册“畜牧业、渔业、农产品加工和林业”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前后用了五十三年。可以说《中国科技史》亦与他生命相始终。其间曾先后八次来华考察旅行，大规模地搜集中国科技史资料，实地了解新中国的政治、经济、科学和文化的发展情况。可以说也耗费了他一生主要精力。
李约瑟是系统研究中国科学通史的开山鼻祖和这门新兴学科的奠基人，也是他后半生的主要科学建树。他的巨著《中国科技史》改变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只会农业和艺术的观感。它以浩瀚的史料、确凿的证据向世界表明：“中国文明在科学技术史上曾起过从来没有被认识到的巨大作用”，“在现代科学技术登场前十多个世纪，中国在科技和知识方面的积累远胜于西方”（《中国科技史?导论》）。李约瑟以受非正式汉学教育的外国学者的身份，突出中华传统科技文化的丰富內涵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研究，不但填充了西方汉学中的空白，弥补了世界科学史中的缺项，也促使国际社会对中国科技史的重视和研究，使其成为重要的国际的学术，同时令中国学者对自己的科技史做更加深入广泛的研究。
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不仅对促进东西文化交流发挥了重大作用，还引起了科技史上思维方式的革命，其中最重要的成就也许是在促进科技史学界认识到科技不是单一文化的产品，而是多种文化的综合产品，这便促进了科技史学界在观念上的改革，从而推动了国际范围内对中国科技文明的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也突出地标志着英国的汉学研究提高到了更广泛更系统化的水平。历来的汉学研究大多集中在人文学科领域，李约瑟开拓到了自然科学的疆界，这一重大意义无论怎样估价都不过分。
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不仅把中国古代的科技有系统地介绍到西方，改变了一些学者对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的基本看法，建立并改进了中华科技史在西方研究的水准。即使是不同意李约瑟对古代中国科技成就评估的读者，也无法否认《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所收集原始资料的价值。这些科技资料和文献之出现于英文，不仅有益于当前的读者，而且给西方科技史学界提供了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史的必须资料。
这部著作对中国的科学思想史、各学科专业史，如数学、天文学、地学、物理学及相关技术、化学及相关技术、生物学及相关技术以及社会背景都做了详细的介绍、论证和分析。它所涉及的范围之广、内容之深都堪称空前。各卷内容和李约瑟与合作者承担的任务如下：
第一卷总论，首先介绍全书总的计划，考察汉语及汉字结构，论述中国地理概况和中国的历 史，最后阐述几个世纪的中西科学技术交流， 1954年出版， 由李约瑟与王铃合作完成。
第二卷论中国科学思想史和科技发展的思想背景，论述了中国古代哲学各流派（如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名家、释家及宋明理学）和科学思想的演变发展，讨论了有关自然的有机论哲学概念和自然法思想的地位，对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思想家给予高度评价，1956年出版，由李约瑟与王铃合作完成。
第三卷论数学、天文学、气象学和地学，1959年出版，仍由李约瑟与王铃合作完成。
第四卷论物理学及相关技术，分三个分册。第一分册详细论述了物理学的基础声学、光学和磁学在中国的发展，1962年出版，由李约瑟与肯尼斯?罗宾逊（Kenneth Robinson）执笔。第二分册论述了中国传统机械工程的发展历史，探讨了畜力、水力及风力在机械中的开发与应用，并论述航空的史前时期、水运机械钟在六百年间的发展，1961年出版，由李约瑟与王铃合作完成。第三分册论述中国古代的土木工程、水利工程、建筑、航海和远洋航行技术，1971年出版，由李约瑟与鲁桂珍执笔。
第五卷论化学及相关科学技术，是全书最大的一卷，共有13个分册。第一分册讲造纸术及印刷术，由美国芝加哥大学的钱存训执笔，1985年出版。第二分册讲炼丹术的起源，讨论中国的长生不老思想，由李约瑟与鲁桂珍执笔，1974年出版。第三分册研究炼丹术（外丹）的发展与早期化学史，从古代的丹砂一直讲到合成胰岛素，由李约瑟、何丙郁与鲁桂珍执笔，1976年出版。第四分册比较研究中西化学仪器的发展、中国炼丹术的理论基础及其在阿拉伯、拜占庭及欧洲的传播，以及对文艺复兴时期斯帕拉塞斯（Paracelsus）药化学学派的影响，由李约瑟、何丙郁、鲁桂珍与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席文（Nathan Sivin）执笔，1980年出版。第五分册讲生理炼丹术（内丹）、原始生物化学及中世纪性激素的制备，由李约瑟与鲁桂珍执笔，1984年出版。第六分册讲军事技术，由李约瑟、王铃、果里柯夫斯基（K.Gawlikowski）与叶山（Robin Yates）共同执笔，1994年出版。第七分册研究火药与火器史，由李约瑟、何丙郁、鲁桂珍和王铃共同执笔，1984年出版。第八分册为军事技术的续篇，由耶茨?迪安（Albert Dien）和美国加州大学的罗荣邦执笔。第九分册研究纺织技术，包括纺纱与纺车技术，由德国的库恩执笔，还包括制盐及深钻技术，由李约瑟与罗荣邦执笔。第十分册讨论织造与织机技术，由库恩执笔。第十一分册为有色金属及冶炼，由富兰克林（Ursula Franklin）与贝思朗（John Berthrong）执笔。第十二分册讲钢铁冶炼，由瓦格纳（Donald Wagner）执笔。第十三分册讲陶瓷，由台北屈志仁执笔。
第六卷是生物科学及相关技术，包括农业和医学。第一分册谈植物学及古代进化思想，由李约瑟与鲁桂珍执笔。第二分册讲农业，讨论了农业区、古农书、大田系统、农具及技术、谷物系统，最后讨论农业变化与社会的关系，由白馥兰女士执笔，1984年出版；针灸分册由李约瑟与鲁桂珍执笔，1979年出版；动物学和医学其他分册正在准备中。
第七卷分析传统中国文化社会和经济结构，讨论知识分子的世界观、特殊思想体系的作用，刺激或抑制科学发展的各种因素，最后回答为什么中国没有自发地产生近代科学。这一卷的合作者有卜德、卜鲁、卜正民等人。
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也遭到一些西方学者的批评。他们认为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并未高于西方。李约瑟对中国科技成就有强烈的感情倾向，过于强调中国对于世界创造的重要贡献。李约瑟的合作者之一，南森·席文（Nathan Sivin）在赞赏李约瑟的不朽贡献的同时，也认为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并未高于西方。鲁桂珍曾坦言：李约瑟并不是一位职业汉学家，也不是一位历史学家。他不曾受过学校的汉语和科学史的正规教育。实际上他根本没有正式学过科学史，只是在埋头实验工作之余，顺便涉猎而已。因此他的研究也缺少严格的科学史训练。对他的研究成果和结论，后人必须以科学的态度正确对待。一些中国学者也指出，李约瑟对中国的科学技术过度拔高。还有的学者批评李约瑟在书中谴责儒家和道家，是受了早期中国共产主义者及其思想体系的影响。
三、《中国科学技术史》中的“李约瑟问题”
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不仅是世界上第一部系统翔实全面介绍中国科学技术发展过程的通史，对促进东西文化交流发挥了重大作用。同时也以他的探索和思考引起全世界科技界乃至思想界的极大兴趣和争议，这就是所谓“李约瑟问题”。所谓“李约瑟问题”是指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为什么像伽利略、托里拆利、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
其实，这也是李约瑟在写作《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过程中，力图解答的问题，也是《中国科学技术史》最具有思想价值的部分。以下问题始终在李约瑟脑海中盘旋：为什么具有系统实验和自然知识假说数学化特征的近代自然科学及随之而来的工业革命首先在西方兴起？为什么在公元后一千五百年间中国发展科学比西方更为有效与领先？中国都有哪些成就，其贡献如何？为什么中国传统科学基本上处于经验阶段或达芬奇式的水平，而未能自发地出现近代科学或伽利略式的突破及随之而来的工业革命？所以他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了几个基本问题：
1、为什么与系统的实验和自然假说的数学化相联系的近代科学及随之而来的工业革命首先在西方迅速兴起？
2、为什么在公元1——15世纪的漫长岁月里，中国在发展科学技术方面比西方更为有效并遥遥领先？
3、为什么中国传统科学一直处于原始的经验主义阶段，而没能自发地出现近代科学及随之而来的工业革命？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李约瑟通观全局地研究中西科技史，理清其发展脉络，找出各自的优缺点和异同点；从科学社会学角度综合分析中西社会体制、经济结构、历史传统、思想体系等各种因素的影响，考察中西商人、科学家和工程师的社会地位。在内史与外史结合研究时，既注重科学发展的内因，又强调社会、经济因素的外在影响。他认为是由以下几个原因造成的：
第一，中国没有具备宜于科学成长的自然观；中国多山少地，半干旱气候的生态约束促使中国发展了节省能源、消耗劳力的农业技术，而非扩张资源、节省劳力的牧农技术，导致周期性的生态危机和治乱循环，阻碍了劳动分工的发展。秦汉以来自然灾害的周期不断缩短，农民起义和外敌入侵不断，加上政府货币、财政政策的多变，都不利于劳动分工的保持。总之，中国小农经济的资源限制和保守倾向，阻碍了劳动分工和科学文化的多样发展。中国所处的地理环境也互相影响了政府的态度。中国独有的水利问题（尤其是黄河）令中国人从很早的时候起就得去修建水利网，而且必须从整体集中资源治理，才能有希望解决水患问题。水利网超出了任何一个封建领主的领地，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中国，封建主义让位给中国官僚式的文明。最后他的结论是：“如果中国人有欧美的具体环境，而不是处于一个广大的、西面被沙漠切断，北面是寒冷的雪山，南面是丛林，东面是宽广的海洋的这样一个地区，那情况将会完全不同。那将是中国人，而不是欧洲人发明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历史上伟大人物的名字将是中国人的名字，而不是伽利略、牛顿和哈维等人的名字”。如果是那样，将是欧洲人学习中国的象形文字，以便学习科学技术，而不是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按字母顺序排列的语言。
二是中国的哲学思想，无论是儒家、道家、法家，其主导思想无不是规避风险、明哲保身。造成了中国人太讲究实用，很多发现滞留在了经验阶段。而冒险精神利于多元和创新，避险倾向利于稳定和赶超。一个国家科学技术要进步，具有反权威的勇气与思想意识是最重要的。但儒家从思想上就提倡和维护等级制度，搞“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等等学霸作风，东亚包括中国知识分子深受儒家思想文化的影响，既盲目追求“面子”、等级身份，不愿意承认学术错误，且又盲目崇信权威，缺乏反权威的意识，这就使得中国人在近代乃至现代科学技术上难以进步的根本原因。李约瑟还特别提出了中国人不懂得用数字进行管理，只注重道德而不注重定量经济管理正是中国儒家学术传统造成的。
三是中国的科举制度扼杀了人们对自然规律探索的兴趣，思想被束缚在古书和名利上，“学而优则仕”成了读书人的第一追求。科举制度鼓吹和形成了“封建官僚制度”。这种制度产生了两种效应。正面效应是科举制度的选拔，可以使中国非常有效地集中了大批聪明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们的管理使得中国井然有序，并使中国发展了以整体理论，实用化研究方法的科技。比如中国古代天文学取得了很大成就，其数据至今仍有借鉴价值，再比如大运河的修建等。但这种“封建官僚制度”的负面效应是，使得新观念很难被社会接受，新技术开发领域几乎没有竞争。在中国，商业阶级从未获得欧洲商人所获得的那种权利。中国有许多短语，如“重农轻商”等，和中国历代的“重农抑商”政策表明了在那些年代的官僚政府的指导性政策。在西方，发展了以还原论，公式化研究方法的科技。此种科技的兴起与商业阶级的兴起相联系，鼓励较强的技术开发竞争。在中国，反对此种科技的发展的“封建官僚制度”阻力太大。比如欧洲国家之间的竞争使得欧洲在中国火药的基础上发明并改良火药武器。在这方面，自秦朝以后的中国不但比不上相同时期的欧洲，甚至比不上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在西方式的科技发展却能冲破这些阻力，取得现在的成就。
总之，李约瑟认为，中国与西方在科技方面的差距，主要是由于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原因造成的。西方所经历过的封建主义和中国、印度的封建主义，两者是截然不同的。西方经历过的是军事和贵族统治的封建主义，中国所经历过的却是官僚封建主义。西方的军事封建主义貌似强大，事实上中国的官僚封建主义却更强大，更能防止资产阶级夺取政权。西方现代科学的崛起是和两件事联系在一起的：第一件是改革运动，第二件是资本主义的兴起。资产阶级取得国家领导权，近代科学也就同时崛起。资产阶级在十六、七世纪确实是一股进步的力量，他们确实在发动科学革命方面起到了作用。
李约瑟本是一位科学家，观点亦是以科学的眼光来看中国的停滞不前。他的李约瑟难题正好证明了这点。历来一些中国学者也注意并探索过这类问题，但多以历代的汉化和中央集权，来阐明中国文化思想上的高度一统性，欠缺多元化和竞争，从而使科技停滞。但是，李约瑟对问题的解答也遭到许多学者的质疑：例如，众所周知，西方历史是从西欧庄园制经济发展过来的，而西欧庄园制经济是一个更封闭、更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形式，一个庄园内各种物品生产几乎无所不包，自给自足的程度达到极致，但这也没有影响西欧最终走向科学技术的进步。其次，我们知道西方历史上富于冒险探索精神的民族和国家很多，特别是西班牙还发现了新大陆，但西班牙也并没有因此成为科学技术的强国。中国科举制度废除至今已近百年、西方发现发明的自然科学文化知识早已在中国大陆大规模普及并为众人所接受，其科学技术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可说与西方人已别无二致，但并没发生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以应有的速度发展，那怕是某一方面由此而有突出表现的状况也没有做到。台湾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也指出：李约瑟认为中国后来科技落后的一个原因之一是中国没有类似字母表的普及事物，以导致诸多结果：活字印刷术无法获得应有的推广；没有字母表的中国普遍存在较低的文化普及率及阅读书写能力)，印刷品的成本高昂等。但一些拥有字母表的伊斯兰国家为何科技也落后于西方？有的学者甚至认为讨论这个问题的前提并不存在，因为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并未高于西方，特别是科学，中国没有产生逻辑化的、系统的科学体系，只有零散的科学知识，偏重技术，缺乏理论研究。爱因斯坦就明确表示：“由于中国既没有产生形式逻辑也没有产生实验方法，中国是不可能产生科学的”。李约瑟的合作者之一，南森?席文（Nathan Sivin）在赞赏李约瑟的不朽贡献的同时，也指出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并未高于西方。李约瑟难题是一个反事实假设——它不可能有合适答案：“这个问题很纠结——为什么中国在工业革命时期不能击败欧洲列强？这个问题类似于去问：为何你的名字不能出现在今天报纸的第三页？”也就是说“李约瑟问题“伪命题”。
但是，从总的倾向上来看，“李约瑟问题”是一个颇有启发性和挑战性的问题，他不但引起各国科学家和思想家对中国古代科学与社会的思考，也触发了科学与政治、科学与经济、科学与社会及自然环境，乃至科学的走向和人类社会未来结构等一连串问题的探求和深思。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李约瑟问题”的研究，成为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界的一个重要问题。80年代初，世界上最权威的《自然》杂志陆续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并在1989年组织了一次全国性的“李约瑟难题”征答活动。进入90年代以后，在国内重要的学术刊物上也有许多专题论文发表，其中中山大学哲学系马应彪科学哲学论坛，还专设了“李约瑟专题研究基金”。中国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来解答这个难题，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认为关键就在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萌芽迟迟未能发展起来。小农经济本质上是排斥科学的，中国古代曾长期将一些民间创造发明斥之为“奇技淫巧”，就是这种观念的一个典型例证。一个封建小农家庭，其产品都由自己家人消费，首先，自己是不会欺骗自己的，因此无需对产品的数量与质量进行严格的定量检验；其次，投入与产出均在家庭内部完成，因此无需进行严格的会计核算；第三，没有市场需求，自己家庭的需求有限，因此无需费心巴力地探讨增加产量、提高质量的方法；第四，家庭的能力有限，除忙于日常生产外，根本无力顾及其它；第五，小农家庭经营规模过小，一项新技术即使能够使产量成倍增加，对农户来讲，也没有什么吸引力。因此当这种封建小农家庭在社会上占据绝对多数的时候，即使少数人有兴趣进行科学研究，也成不了气候。（《经济学——入门与创新》）
第二种则从宋明理学的弊端来解释科技的滞后：宋明以来被集权制度下奴化的儒家违反人性的“三纲五常”等，实际上是变相地提倡懒惰思维和奴化意识，这一社会意识对宋明以来中国人的思想行为造成了严重的约束，特别是严重毒化了中国知识阶层的思想，使中国知识阶层留恋于自身历史上业已形成的社会地位，长期以来不但不能成为推动民主的主力，反倒以传统捍卫者的身份成为反对“民主、自由、博爱”思想的急先锋。中国人应该进一步摆脱受集权制度下奴化的思想，进行一场如西方式“文艺复兴运动”类似的“道家”、“墨家”、“佛教”思想的复兴运动，提倡政治上的“大道无为”、提倡行为上对人类与世界的“兼爱”与慈爱，从思想上建立起还权于民、自律而又倡明的意识，为中国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到来作好思想上的基础与准备。
第三种从中国封建社会政治体制和经济角度加以探究，指出五种原因：
1、封建社会不断强化的中央集权统治对科技的束缚愈来愈严重；
2、缺乏持续性发展。连年的战争和社会动乱使得古代中国不能保持科学发展的连续性。使很多的科学技术浪费，失传；
3、缺乏专利与股份。专利与股份可以成为古代民众技术名的强大动力，同时专利和股份也可以有效的保护和传承技术，或者是还未成形只有雏形的简单科学形象和概念，使之可以进一步的发展；
4、缺乏交流与交通。中国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在封建社会末期严重地阻碍了科技的发展，封建时代的末期，中国缺少与外部周边国家的交流，知识很难传递，再加上我们当时国内的交通很不发达，即使有一部分人在搞一些研究，但总是单兵作战，无法协同对科学的发展起协同的作用；
5、社会结构，经济结构，知识分子结构的不合理。
第四种从民族主义的角度加以解释：认为明朝时期，中国在不断的接触和吸收西方的科学技术，出现了无数科技等方面的成就，最为著名的如徐光启、徐霞客、宋应星、方以智和李时珍等。其中方以智则是在天文学和数学方面有着显著贡献，徐光启则编著农业巨著《农政全书》以及和利玛窦合作翻译《几何原本》，现今几何上的很多用语，比如点、线、面、三角形、平行线等，都来自于《几何原本》，并深刻影响周边万邦。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当时在全世界都是先进的，牵扯到农业、军事、日常用具的制造等各个方面。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更是详细的描述了山川地貌。明朝大量翻译的西方著作是很多的，比如《建筑十书》、《各种精巧的机械装置》、，《哥白尼天文学概要》等等。明朝还编著了《崇祯历书》，着重的介绍西方数学和天文学知识。明末这一时期的科学相当注重数学化或定量化的描述，而这些又是近代实验科学萌芽的标志。如：李时珍《本草纲目》、朱载《律学新说》，潘季驯《河防一览》，程大位《算法统宗》，徐光启《农政全书》，宋应星《天工开物》，徐霞客《徐霞客游记》，吴有性《瘟疫论》等等都是具有世界水平的著作。其频率之高和学科范围之广，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但由于清军入关，残酷的战争中断了科学发展的进程。落后的奴隶制游牧民族入关建立了清王朝。到了康熙时期一系列错误的科学政策，把我们本可以与欧洲“同步起跑”的机会失去了。如：康熙在用人上，对汉人采取防范措施，致使一些科学家得不到重用；在培养人才和集体研究问题上，在有众多传教士的条件下，没有兴办外语学校，没有组织中国学者翻译外国科技书籍；在制造仪器和观测时，只是把所制成的仪器视为皇家礼器，只供皇帝本人使用，而没有用来进行观测；对于中国传统科学的弱点——系统性、理论性不强，康熙未予以重视，他只关心一些普通常识问题，对从欧洲传进来的一些理论问题，不管是托勒密体系、第谷体系还是哥白尼体系，都未重视去研究。康熙时期的科学政策是我们同欧洲科技发展拉大差距的起点，在之后的统治政策中也阻碍了中国科技的发展。如乾隆后的“复古”运动就崇尚一切都可以从古书中找到原因，包括科技。据学者统计，满清修订四库全书中禁毁图书达3000多种，几十万部以上；禁毁的书名可谓是种类繁多，不仅仅包含关于民族、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连科学、技术、经济等类型的也要禁止，比如《经济考》、《军器图说》等。在满清统治的几百年里，诸如《天工开物》之类的科学技术书籍居然消失了；《天工开物》在当时而言就是相当先进的，直至民国在日本发现了此书，才得以使之重现中华大地。《军器图说》是明朝火器部队重要的图书之一，明朝时期中国军队的装备是一点也不落后于西方，自隆庆年间，明所使用的火器多达几十种。在航海方面，著名的郑和下西洋就是个例证，当时郑和所乘的船就是最为先进的，西方造不出来。有郑和所乘的船和哥伦布的船复原模型的对比，哥伦布的船就显的太袖珍了《天工开物》还算幸运，很多书籍就没有这种运气了。满清禁毁图书的程度在汉人史上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
这种观点最大的问题在于，清朝实行的恰恰是明朝的体制。在明朝的封建体制下国家向来不重视科学和逻辑。整个明朝的科技发展跟宋朝并无区别，完全是孤立的发现，没法形成体系。到明朝末年，中国连几何和方程的基本规则都没有出现，大炮还得从葡萄牙进口，说科技落后全部是满清的责任有以偏概全之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