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人们对顾彬这位德国汉学家并不陌生。由于他在2006年10月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谈了一些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意见。一个月后，被《重庆晨报》加上个煽情标题：《德国汉学家称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而成为爆炸性新闻。各家媒体铆足了劲，又是网上讨论，又是记者采访，一连串辩驳、争论、澄清，搞得沸沸扬扬。风波消歇之后，浊者自浊，清者自清，我不想再掀波澜。只想说的是：顾彬的汉学批评，并不只是中国当代小说和诗歌，也并不仅仅是中国当代作家的书写方式和精神状态。他对汉学的跨文化交流，中国学者研究汉学的思维，对德国汉学的研究现状，对西方汉学家讨好经济界的急功近利走向，都提出过不少批评。
沃尔夫冈·顾彬
2009年10月，在由孔子学院总部暨国家汉办与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第二届“世界汉学大会”上，顾彬作为主持人之一，对“汉学与跨文化交流”中，中国文学与当代汉学如何互动，就不同意有的与会学者提出的“中国的学者应该用中国的方式研究中国，用西方的方式研究西方”，“中国60年来的当代文学价值定位只有中国学者能够完成”等主张。他举20世纪德国文学受到中国古典哲学的影响为例：布莱希特1920年前后看到了《道德经》以后，完全改变了他的文笔和思路。因此研究当代中国文学，“无论是西方的方法还是中国的方法都应该用”，“应该在中西交流对话中完成”。
顾彬批评中国学者提出的“用中国的方式研究中国，用西方的方式研究西方”，也同样批评欧美学者采用西方价值观和思想体系研究中国。2005年10月在台北辅仁大学召开的第二届汉学国际研讨会上，顾彬作了《汉学，何去何从？试论汉学状况》的发言，对一些欧美学者采用西方价值观和思想体系“作为评论中国的唯一标准”，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认为这是汉学研究中“最令人不安”的现象。因为“这实际上是把中国拉入西方的价值体系和思想体系。按照这种方法，中国没有任何自己的特点，而只有欧洲也有的特点”，即使承认或肯定这些特点实际上是在肯定自身，就像“一些投出去又飞回原处的飞镖”。文章指出，西方汉学正面临一个危机，需要进行一场结构制度方面的改革。一方面需要有一个跨文化诠释学的新部分，另一方面需要有跨学科的互动。（顾彬《汉学，何去何从？试论汉学状况》，见魏思齊和林志明编“辅仁大学《华裔学志》系列丛书”之三，台北，2005年版，306页）。
顾彬是言者，也是行者。他本人研究中国文学的方法就是跨文化的中西结合。有的学者指出顾彬的教授资格论文《空山——中国文人的自然观》（1981年通过），在研究方法上就是“把自然观与整个社会的哲学思想、生产方式、宗教运动、文化形态以及个人意识联系起来，从广阔的历史背景中寻找根据这种社会学式的方法”（戴燕《在研究方法的背后——读小尾郊一《中国文学中所表现的自然与自然观》及顾彬<中国文人自然观>》，《文学遗产》1993年第一期。）顾彬这一主张这同他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中，批评中国当代作家不懂外语、不能用外语写作内在精神是一致的。因为“不懂外语使中国作家不能够从另外一个语言系统看自己的作品，对外国文学的理解也差得很。中国作家到国外就只能完全依赖汉学家，作品要由汉学家帮忙才能翻译成中文等等”。他认为这是中国当代作家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
顾彬对德国汉学目前的功利主义倾向批评更为尖锐，挖苦得更厉害。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由于经济衰退，德国大学的中文系面临着经费短缺的窘境。为了解决经费，中文专业向经济界靠拢。“几乎所有的汉学教授都讨好经济界”，但结果如何呢？顾彬在一次研讨会上以他所在的波恩大学东方语言学院为例，“结果是令人扫兴的”。这个学院出过德国总统、总理和多位政府部长，他们“曾在经济界寻找资助者”，资助一个“以报告、展览为内容的《中文之夜》活动”，“尽管在许多地区的经济报刊上都登了广告，任没有招来一个德国经济界代表”。而且“对经济界的逢迎也给德国汉学带来可怕的后果”：“试图把经济和中文联系起来的新的大学课程给学习者提供了一些东西，担不是全部。大学学习结束时既成不了经济学家也成不了汉学家，而成了一个半吊子”（顾彬《试验与时尚之间——作为文化的汉学及敌人》，《汉学研究》第九期）。需要强调或解释的是（因为已有过对这位德国学者直率批评的以偏概全）：顾彬这番言论只是反对汉学研究中的功利主义倾向，并不意味着他反对汉学在实际社会生活中的运用，1995年他继任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后，即从现实出发强调学以致用，鼓励学生到中国大陆、台湾留学，实地学习中文。并身体力行于主政当年就率领波恩大学中文专业的学生代表队，去参加由中国中央电视台和新加坡电视台共同举办的“语言和辩论”国际大赛，锻炼学生的现代中国知识和汉语表达能力。中文系内每隔两个月还举办一次有关中国情况的演讲，曾经邀请前驻华使节来此介绍当代中国经济情况。
就是对中国当代小说和诗歌和当代作家的批评也并非仅止于2006年接受“德国之声”采访之时。2008年10月11日，顾彬在北京师范大学主楼励耘报告厅举办讲座《21世纪中国文学状况》中，当时就提出中国当代文学除了诗歌之外都不是太理想，以及不能用外语写作，却乏对现实的正视与关注。类似的批评，在中山大学、山东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讲座中也都提到过，只是没有《重庆晨报》那个耸动人心的标题，也就没有能引起如此的轰动。而顾彬式的率直，也常常遭到不同文化背景的误解。1997年5月，在安徽黄山召开朱光潜、宗白华美学思想国际研讨上，我第一次见到顾彬，当时他还在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任上。他介绍了宗白华在哥廷根大学学习生活情况，也引起了宗白华后人一些不满。波恩大学离哥廷根不远，德国又是一个喜爱哲学的国度。在我看来，顾彬的对宗白华哥廷根大学生活的介绍和哲学思想研究并无唐突之处，但为长者讳，这则是国人的传统。更何况贤者是不可能有任何荒唐行为的，哪怕是年轻时候。
顾彬的这些对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汉学研究的批评乃至激愤之词，以我之见，并非是在刻意哗众取宠或是瞎子摸象，而是研之愈久、爱之愈深而责之愈切，出于对中国文学深挚的爱。就像他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序言》中动情地说的那样：“我钟爱它（指中国诗歌），不仅是在漫长的中国文学史之中，而且也远远超越了中国文化的界限。在第一位德国诗人出现之前，中国的诗人们已经进行了2000多年的诗歌创作，只在若干世纪之后，一位德国诗人（指歌德）才终于能够与一位中国诗人相提并论。”
沃尔夫冈·顾彬（Wolfgang Kubin），1945年12月17日出生于德国下萨克森州策勒市，1966年入明斯特大学学习神学，准备在毕业后成为一名牧师。但一首唐诗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这个21岁的德国小伙子有次参加学校里的朗诵会，无意中读到了美国现代意象派诗人庞德（Pound）翻译的中国唐代大诗人李白的《送孟浩然之广陵》，虽然是意象式的英译，但他的心还是被诗中那“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那优美、典雅的诗意所震动，他开始倾慕中国文学，并于1968转入维也纳大学改学中文及日本学。他的这一选择，被同学和好友认为是一个疯狂的行为。原因很简单，因为中文并不能让他找个好工作，另外当时的红色中国也不会和西德这样的“帝国主义国家”往来。但顾彬以一个日耳曼人的认真和执坚持着自己的人生选择。1969年又转到波鸿大学专攻汉学，兼修哲学、日耳曼语言文学及日本学，在波鸿大学，有一位叫霍福民的教授汉学。霍福民曾经在1940年代在中国呆过5年，师从胡适。从霍福民那里，顾彬接受了严格的中文训练，并于1973年获波鸿大学汉学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是《论杜牧的抒情诗：一种解释的尝试》。已经是汉学博士的顾彬自然想到汉学的故乡中国来看看，但当时中国正在进行反帝防修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根本去不了，他只好在1974年去了他兼修专业的故乡日本。在日本，顾彬看到了一个唐朝的中国。中国文化几乎无处不在，遍地都是中国式的建筑，中国的书画，也算不得已而求其次吧。
皇天不负苦心人，机会终于来了。1975年，作为中国和德国互换的留学生，顾彬获得了一个到北京语言学院学汉语的名额，第一次来到他向往的中国。据他后来回忆，那时根本不知道中国现当代文学，“连鲁迅是谁都不知道，直到我学习中文后，才开始对中国文学有所了解。如果我放弃了，在德国也就没有第二个人研究中国文学了”。来中国一周后，一位叫马树德的老师给他取了现在的中文名“顾彬”。刚到北京，除了紫禁城的宏大以外，留在今天顾彬印象里的都是些小事：普通人家里窗台上的大白菜、四道口有家四川饭馆、五道口的北京饭馆。他回忆说“我特别喜欢吃酱爆肉、辣子鸡丁，还有饺子，配上二锅头和花生米，真是幸福死了。”此时文革已近尾声，也由于顾彬是互换留学生，所以他的不问政治“白专道路“也没有受到什么干扰。他回忆说：“作为北京的一年里，我从早上6点钟到晚上12点，一直拼命地学，老师非常非常好，没有骗我们，也没有歌颂什么‘文革’。虽然我们当时也参加了什么批林批孔，但是只是表演，表演完了，走人。”结束一年的学习后，顾彬回到德国，成为一名大学老师，专门教授汉语课程。
顾彬并不像有的媒体渲染的那样刻板严肃，实际上，他很灵活，也很现实。既然选择汉学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仅在中国学习一年是远远不够的。为了学习中国文化，已经是波恩大学教师的他，在“文革”结束后当起了德国“中国行”的兼职导游，而且一当就是六年（1978—1984）。每次到中国，当旅行团在游览中国风景名胜时，顾彬却抽空来到北京大学和北京图书馆，了解学术文化动态，查阅相关资料。就在这六年中，顾彬不但在学术上大有长进，也收获了爱情。当时的北京图书馆有个参考研究部社会科学咨询室，专供学者们查阅资料。张穗子是这个咨询室的工作人员，当时三十出头，穿着一身当时中国老百姓的“统一”着装中国蓝或绿军装，英语学得不错，对西方哲学也很熟悉。在查阅图书的工作交往中，顾彬渐渐喜欢上这个不引入注意的中国女人，最后终于由喜欢变成爱慕。据顾彬后来回忆，两人的约会也是中国青年当时的老套，请女方看戏。戏票是话剧《阿Q正传》，但同他毅然决然选择中文终生追求不同的是，他鼓足勇气直奔穗子办公室，但始终没有敢把兜里揣着的话剧票拿出来，最后还是一个人去看阿Q的“大团园”。当时刚粉碎“四人帮”，社会还不像今天这样开放，西德这样的海外关系不但不像今天这样被人夸耀，而且被视为污点。顾彬后来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说：“那个时候我们没法在白天见面，都是到了夜晚七点后，挑人少、路灯昏暗或是没有路灯的地方见面，北京的冬天很冷，我不敢去人多的地方，幸好当时北京的路灯不怎么多，到处都是黑的，我们才有约会的地方。”
“白天基本上我们不能在一起出现，如果在街上散步，公安局的便衣会跟在我们的后面。有时候我们不小心牵手了，警察就会冲上来，企图抓住我们。我们撒腿就跑，以非常快的速度，钻进胡同或是在街角把他们甩脱。”好在“我们都是运动员，公安当时身体不行。”为了安全起见，顾彬和张穗子在出行的时候还骑自行车。“因为当时北京街头骑自行车的人很多，我们一前一后，警察很难干涉我们，因为他弄不清楚，谁跟谁在一起。”这场恋爱从1980年开始，前后谈了5年后，1985年，张穗子终于办好赴德留学手续，就读图书馆学专业。此时，顾彬也结束了他的第一段婚姻，与在德国法院工作的妻子离婚。结婚时，张穗子和顾彬给北京图书馆去了封信，请单位给她开证明，同时交了两年的党费，希望党组织不要开除她的党籍。现在这个家庭已有两个孩子。他们的第一个孩子的取名也有顾彬率直风格：“顾子彬”——顾彬的儿子也。他和妻子张穗子也是事业的伙伴，两人于1989年创办了半年刊德文杂志《袖珍汉学》（minima simica），这是本介绍中国小说、散文和诗歌各个流派的杂志。
现在的顾彬是德国也是西方汉学家一位著名学者，他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翻译介绍以及汉学研究理论上皆多有建树。四十年来顾彬以德文、英文、中文出版专著、译著和编著达50多部。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方面，他的博士论文《论杜牧的抒情诗：一种解释的尝试》，尝试对杜牧诗文的思想和艺术价值及其源流作出自己独到的分析，认为“杜牧是一个追求个体和群体和谐的超越的艺术家，是一个在儒道释三大文化交叉点上生存的艺术家”。（波鸿鲁尔大学东亚学院出版物19辑，威斯巴登，1976年）1981年完成的教授资格论文《空山——中国文人的自然观》，主要讨论中国古典诗歌中所流露出的中国文人对自然观的理解和表达《慕尼黑东亚研究》第39期，1985）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又有《关于“异”的研究》、《红楼梦研究》等一系列专著出版。2004年8月，他在首都师范大学召开的“中国中古（汉唐）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的论文《世界的深邃，语言的深度——论唐诗的阐释艺术》，仍在继七十年代《论杜牧的抒情诗：一种解释的尝试》之后，以杜牧的《赤壁》为例，从诗歌文本和读者本人两个角度，对唐诗阐释学进行探讨（赵敏俐、佐藤利行主编《中国中古文学研究》，学苑出版社2005年12月版，653页）。这方面的译著还有《浅释杜牧的抒情诗作品》、《中国古典诗歌史》。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上影响最大是他主编的一套十卷本《中国文学史》，它是迄今为止外国学者撰写的卷帙最为繁浩的中国文学史巨著。他在担任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后的第二年（1996）便开始着手，到2002年秋由慕尼黑的索尔出版社陆续出版，前面七卷分别是中国诗歌艺术史、中国章回小说史、中国话本小说史、中国散文史、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和中国戏曲史。最后三卷为附录，分别是中国文学作品德译目录、中国文学家小传和索引。作者集中了顾彬、卜松山、Thomas Zimmer（司马涛）、Monika Motsch（莫宜佳）等这批德国汉学界目前最活跃的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菁英。顾彬任主编并承担其中的中国诗歌史、中国散文史、中国戏曲史、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等主要撰稿任务。这套文学史不仅集德国乃至整个西方中国文学史研究成果之大乘，而且在体例上和方法论上均有所创新：体例上，它打破了以王朝年代为序编写文学史的传统体例，而是分文体（如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分学术类别（文学史、批评史、作家传记），从不同角度对三千年的中国文学发展脉络和演进规律进行寻绎、描叙和探讨。针对每一种文学体裁或文学类型，又以历史发展为线索，从古至今追本溯源；在方法论上兼顾纵横和文体之间的影响吸收，既有历时性又有共时性，并不时作一些中外文学的比较，不仅表露出宽阔的学术视野，在方法论上也有一定的开创意义。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方面，他有《来自阳光下的首都的报告：1919年至1948年的现代中国抒情诗》、《清晰明了的山脉：中国文学中的自然观的发展》、《中国的妇女和文学》（与人合编）、《戴望舒：唯美主义和放弃地位》、《郭沫若：作为诗人出现的英雄》、《现代中国小说(1949—1979)》、《中国现代文学汉文艺批评文集》、《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的妇女与文学》、《中国的文化、政治和经济》、《基督教、儒教与现代中国革命精神》、《影子的声音——翻译的艺术与技巧》等一系列专著或编选的作品集，翻译过茅盾的《子夜》 、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和《百花齐放》、巴金的《家》和《寒夜》。他非常喜欢中国当代诗歌，，翻译了北岛、欧阳江河、翟永明、多多、西川等中国当代各诗歌流派代表人物的诗集。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和他翻译的六卷本《鲁迅小说散文选》，则是他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方面的代表作。
在汉学研究上，他对汉学研究跨文化交流和中西结合研究方法的运用，皆有独到的见解，他的演说《汉学，何去何从？试论汉学状况》、《试验与时尚之间——作为文化的汉学及敌人》，以及对中国当代散文小说和作家修养批评，也都能针对时弊，振聋发聩，引起很大的震动。他还是位作家，德国作家协会成员。出版过诗集《新离骚》(波恩.2000)、《愚人塔》(波恩.2002)、《影舞者》(波恩.2004)；散文集：《黑色的故事》(维也纳.2005)。还获得了2007年首届“中坤国际诗歌”。该奖由帕米尔文化艺术研究院主办，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中国诗歌学会协办。首届获奖者有四人：中国诗人翟永明、法国诗人博纳富瓦、中国翻译家绿原和德国汉学家顾彬。
“四十年来，我把自己全部的爱奉献给了中国文学”（《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序言》）——顾彬是这样看待他与中国文学的关系。
波恩大学汉学系部分教师（左四为顾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