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法国陷入二战前后的泥淖之中，汉学研究全面停滞和倒退。首先是三位有影响的法国汉学大师先后弃世：社会学家葛兰言因法西斯德国入侵，贝当政府卖国忧愤而死；历史学家马伯乐死于纳粹集中营；文献学家伯希和则在看到胜利曙光1945年去世。他们的辞世给处于鼎盛状态的法国汉学造成了巨大真空。其次，二战使中西沟通和人员往来受到障碍。二战之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不承认这个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新生国家，对华进行封锁禁运，客居中国大陆的法国汉学家悉数返回法国，中国留法的学者除古典文学专家和翻译家李治华外也皆返国，联系桥梁中断，汉学研究已成无源之水，即使是法国汉学界最活跃的中国古典小说译介也是如此。法国汉学的冷寂局面终于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前期出现转机，1964年，戴高乐将军率先打破西方对中国大陆的封锁与中国建交。在戴高乐将军领导的法国政府倡导下，两国间的经济文化日益频繁，汉学研究也在此时开始复苏和重建，出现了四十年代以后没有过的好势头：在汉学高等教育方面，除了已有的法兰西高级研究院、巴黎国立现代东方语言学院、罗浮宫学校、里昂大学、波尔多大学外，又在巴黎第四大学、第七大学、第八大学、第十大学、巴黎高等师范学院、马赛大学、普罗旺斯大学乃至一些中学也设立中文课程，培养中文人才。在研究机构方面，法兰西国家科学研究院扩充和新设一系列东方和中国学研究机构，如中国历史与文学研究组、敦煌研究组、当代中国研究及资料中心、东亚语言所、华南及印度支那半岛研究所、中亚地区考古：古代文化、环境与技术研究组、民族学及比较社会学研究所、国际问题研究所、喜马拉雅学中心和道教资料中心等，成为继法兰西学院之后法国汉学研究的“国家队”和主力军。另外还有社会科学高级研究学校、法国中国学研究所、利玛窦研究所等。法国汉学的复苏与重建从而走向新的兴盛期，当然与一些领军人物的功绩密不可分。这个时段新崛起的汉学代表人物有戴密微(PaulDemiéville)、谢和耐（Gernet,Jacques），白乐日（Balazs,Etienne），埃蒂昂布莱（汉名艾琼伯，Etiemble,Rene）、卡尔腾马克·马克西姆(汉名康德谟Kaltenmark,Maxime)等。戴密微更是法国汉学二十世纪下半叶的杰出代表，与二十世纪以前的儒莲、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沙畹并称为“汉学三杰”，被法国汉学界誉为“我们的光芒”（ 吴德明《保尔·戴密微汉学论文集·序》，巴黎，1982）
一、学术道路
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1894-1979)法国著名汉学家、佛学家、敦煌学重要学者，“二战”后法国汉学界的带头人，法兰西学院院士。他是法国汉学的奠基人沙畹的学生，和沙畹以及沙畹的另一位学生葛兰言并称为“法国汉学三杰”。戴密微一生由于汉学研究上的杰出成就，所获荣誉极多：1951年当选金石美文学院院士，后来又获得了比利时卢万大学（Universite de Louvain）名誉博士、意大利罗马大学（Universite de Rome）名誉博士、英国伦敦亚非研究学院（School of African an Oriental Studies）通信院士、英国亚洲研究学会(Association of Asian Studies)通信院士、英国科学院(British Academy)通信院士、日本东洋文库名誉院士、日本科学院名誉院士等称号。
戴密微于1894年9月13日生于瑞士洛桑。其父在那里任医学院教授。1914年从巴黎大学文学系毕业后，便于次年进入巴黎东方语言学院随从沙畹(Edouard Chavannes，1865—1918)和烈维(Sylvain Lévi)学习汉语和梵文，同时学习日文。1919年，毕业于东方语言学院，1920年赴河内法兰西远东学院工作。1921年6月至1922年1月间，戴密微由法兰西远东学院派遣赴中国考察，在北京居住了很长时间，对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24年,他的第一部重要著作《〈弥烂陀王问经〉的汉译本》以长文的形式发表。这部著作对《弥烂陀王问经》的汉文本与巴利文本进行比较研究,充分显示了他在佛学和东方语言学方面的功力。1924－1926年被聘为厦门大学教授，担任西方哲学、佛教和梵文的教学工作。他的学生、法国著名汉学家谢和耐在介绍其生平的文章中写道：“他在那里开设形式极多的课程：法文、印度文明和佛教史、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文化关系史、亚洲史,他在与中国同事们的交往中也学到了许多知识。”1925年12月,厦门大学成立“国学研究院筹备总委员会”,戴密微列名筹备委员,并参加了国学研究院章程的讨论和修改。在厦大,戴密微结识了哲学系学生、后来成为法国东方学派重要成员的林藜光。林藜光(1902-1945)，福建厦门人，1928年从厦大哲学系毕业后留校任文科助教，1933年到巴黎留学，成为戴密微的老师列维晚年的学生。林藜光逝世后,戴密微整理出版了他的重要遗著《正法念处经》(译注本)，还文章。后来戴密微在《法国汉学研究史》中曾感慨道：“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他造成贫困和对祖国的忧虑，终于客死于法国。他甚至已没有可能使其国家承认自己已成了一位伟大学者,即在现代和科学基础上，恢复中国研究佛教的生气。”在厦大期间，戴密微还与时任哲学兼德文副教授的德国学者艾锷风(即艾克Gustave Ecke)常有学术上的切磋。1926年11月，艾克与当时厦大国学研究院的张星、陈万里一起到泉州访古考察，发现开元寺东西两塔有释迦佛传图等宋代佛教雕刻数十幅，艾克拍摄了照片。后来,戴密微与艾克以这些照片为基础，对泉州双塔的佛教图像、雕刻及其历史进行研究,合著了《泉州双塔:中国晚期佛教雕刻研究》一书，于1935年在美国出版。
1926年7月1日，戴密微离开厦门，前往日本横滨就任日本东方日法研究所所长。旅日期间,戴密微受命主持编写大型佛教百科全书《法宝义林》，并出版《〈大乘起信论〉真伪考》，奠定了他在佛教研究领域中的地位。1930年回法国任教，返欧后入法籍，在巴黎高等研究学院和法兰西研究院任。从1931年开始，戴密微先后执掌教席于巴黎东方现代语言学院、巴黎大学(Sorbonne)和高等实验研究学院第4系——历史语言系，主持讲授佛教文献学和中国语言文学。1946年，马伯乐死于纳粹集中营，戴密微继任法国最高学府法兰西学院“中国语言与文学”讲座教授，直至1964年退休。并同年接任法国东方学权威刊物《通报》主编。1962年，在他的领导下，翻译、编辑、出版了《中国古典诗选》。1973年，在法国科研中心支持下，着手建立了专门研究敦煌手稿小组，直至1979年3月23日在法国逝世为止。
戴密微是“二战”后一个时期法国最有成就和最有影响力的汉学家，在国际汉学界也享有盛誉。1951年被选为金石和美文学科学院的普通院士，并于1959年担任主席团主席，还是伦敦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与英国科学院的通讯院士,日本东洋文库和科学院的名誉院士。自1940年之后，不只是在法国，甚至在欧洲、美国以及日本等地，研究东方宗教科学的学者们，都在不同程度上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戴密微的熏陶。在他在诸多学生中，继他之后成为法兰西学院教授者，便有专门研究印度小乘佛教的安德烈·巴罗（André Bareau，1921—1993年）、汉学家谢和耐(Jacques Gernet）、专攻日本佛教文化的专家贝纳尔·佛兰格（Bernard Frank）。
二、汉学成就
戴密微精通多种语言，几乎掌握并能够熟练运用与汉学有关的一切语言：汉文、越南文、日文、梵文、藏文、俄文以及其他欧洲语言。治学范围及其广泛，涉及佛教文献学、中国佛教史、历史学和文学等范畴，著述极为丰富，专著、论文及书评约300余种。
在汉学研究中，他最感兴趣，最着力、成果也最丰硕的是佛教研究尤其是禅宗研究。以此为起点，向两个方面拓展：一方面是中国思想史，从《庄子》及其注疏者开始直到18世纪的戴震等思想家，以及佛教与道教教义之间的比较研究；另一方面是与佛教研究有直接关系的敦煌俗文学研究，并拓展到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和研究。
佛学研究
戴密微的中国哲学研究，以中国佛教研究尤其是禅宗研究成绩最为卓著，也最为重要，可以说贯穿他的整个汉学研究，并成为他的整个汉学研究的灵魂。
他的博士论文《那先比丘经汉译本研究》（《那先比丘经》又名《弥烂陀王问经》（1924年出版汉译本），即梵文（Milindapañhā），在该经的汉文本及其巴利文本之间作了比较研究，可以说是继承了沙畹与烈维之遗风。《<大乘起信论>真伪考》（1929年）一文，则显示了他有关汉文经典的博大精深知识。他在从事瑜伽师地论、阿毗达摩论等方面的哲学研究时，也下过很大的功夫。这些著作奠定了戴密微在他长期从事的佛教研究领域中的特殊地位，更确切地，是在佛教汉文资料领域内的地位。在留居日本时，他担任过根据汉、日文资料编写的大型佛教百科全书《法宝义林》的主编，并于1929—1931年间出版了前三册。其中发表的大量文章和条目都是佳作，特别是有关以佛教音乐“梵唱”以及有关“病”一词为主题的两文，更为名噪一时。1952年，他研究了敦煌写本中有关吐蕃禅宗文书，由此而出版了《吐蕃僧诤记》一书，成为研究中世纪印度、吐蕃和中国中原佛学学者们的必读著作。他在名著《吐蕃僧诤记》中，出色地论述了8世纪末汉僧摩诃衍同印度僧人莲华戒在吐蕃王宫中的一次宗教大辩论，在书中他不仅发表了许多敦煌写本（主要是巴黎国立图书馆第4646号伯希和敦煌汉文写本，即《顿悟大乘正理决》）内容，同时还结合各种资料，对这次宗教会议的来龙去脉，吐蕃诤会的历史背景及其相关的各种问题作了深入研究。该书以其资料丰富、注释详尽而有见地受到学术界高度评价，被认为是一部评议该时期印、中佛教徒对寂静主义争论的不可多得的重要作品，为敦煌学、佛教学和藏学的代表著作
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吐蕃僧诤记》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吐蕃僧诤记》
另外他还写有几篇有关中国禅宗之肇始的文章。除了论述《维摩诘经》对中国文学、诗词、思想的影响之外，戴密微先生也曾着手研究过与俗文学处于同等重要地位的佛教入冥界说。他对于佛教图像、雕刻的知识，他对于佛教图像、雕刻的知识，可见于他与美国埃克(G．Ecke)合著的有关泉州古双塔的研究。1972年，发表了又一著名佛教著作《临济语录》的法译本。此外，他还写有许多禅宗研究成果，如慧能的《六祖坛经》(1944-1947)等。
1945年起，他在巴黎大学(Sorbonne)和高等实验研究学院历史语言系，主持讲授佛教文献学，并于1972年，发表了又一著名佛教著作《临济语录》的法译本。此外，他还写有许多禅宗研究成果，如慧能的《六祖坛经》（1944-1947）等。在佛教研究上，戴密微还将其研究扩展到中国思想史，从《庄子》及其注疏者直到18世纪的一些思想家如戴震等人的研究，以及佛教与道教教义之间的关系研究。戴密微还关心佛教在中国的表现形态，注意中国佛教在唐代、特别是在武后时代的历史，尤其是佛学的印度资源，佛经汉译的真伪和禅对诗词的影响等问题。
敦煌学研究
这也是他的佛教研究有拓展开来的。他是沙畹及其弟子中对敦煌学作出重大成绩并产生广泛影响的汉学家。治学自研究敦煌经卷始，继之及于禅宗、禅意诗、文人诗。这方面的着译有《中国古代诗歌选》、《敦煌曲》（与饶宗颐合作）、《敦煌白画》、《禅与中国诗歌》、《中国文学艺术中的山岳》、《一个唐代民间诗人：王梵志》、书评专集《敦煌学近作》（1971）等。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还与王重民合作研究敦煌汉文写本，1982年法兰西学院又发表其遗作《王梵志诗附太公家教》。《一个唐代民间诗人：王梵志》则从文化学角度，探讨这位在敦煌藏经洞被发现的唐代民间诗人诗作，也是法国学者敦煌学研究中第一部文学专论，出版于戴密微去世后的八十年代初。
其敦煌学的研究和成果主要有：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与王重民合作研究敦煌汉文写本。1952年发表《拉萨宗教会议》（后改名《吐蕃僧诤记》）。书评专集《敦煌学近作》，1971年。与饶宗颐合作出版《敦煌曲》和《敦煌白画》。 1982年法兰西学院发表其遗作《王梵志诗附太公家教》。 论文集有《戴密微汉学论文选集》和《戴密微佛学论文选集》。
中国古典诗歌研究
戴密微对中国文学极富鉴赏力，他的中国文学研究主要表现在跟他的佛教研究有直接关系的敦煌俗文学研究，以及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和研究。
他从研究敦煌经卷始，继之及于禅宗、禅意诗、文人诗乃至整个中国古典诗歌研究。尤其是评介中国古典诗歌深入细致，推动了法国中国文学研究的发展。他主持编译的《中国古诗选》（1962）是法国汉学家选编的第一部中国古典诗歌的总集，他为此撰写的长序，也是第一篇中国古典诗歌通论。此书的编译汇集了法国汉学界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主要力量，一代名家戴密微、安德列·达梦（Damon,Francis-Yves），后起之秀桀溺、吴德明、儒伯，以及华裔学者李治华、梁佩贞等皆参加了编译，可以说是法国汉学界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实力的一次展示，在法国的中国古典文学流播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中国古诗选》选译了上自《诗经》下到清代374首诗词，共204位中国古代诗人的作品。书前有戴密微写的一篇“导言”，以诗一样的语言和火一样的激情评介了中国古典诗歌的特征和价值：中国古典诗歌的“表现手法是严谨的、精巧的，它的题材与自然界紧密相连。你们会随时透过那些含义始终是具体的词语，发现中国浩瀚无垠的疆土、与人类相适应的宇宙，以及从心灵深处发出来的超越语言的低沉回响。你们会在一个一切都是宁静、淳朴、悠逸的世界发现自我。你们会感到与这相比，其它的一切诗歌似乎都有些过于啰索”。这是在为中国古典诗歌的短小辩护，也是对“中国缺少史诗”之类西方批评的反击，更是对中国古典诗歌结构特点和艺术魅力的细致体察，没有对中华文化的热爱，没有对中国古典诗词的深刻研究和掌握，是无法做到的。《中国古典诗选》的出版是二次大战以后法国汉学界的一件大事，在法国研究中国古典诗歌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不仅推动了法国汉学界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和研究工作，同时在整个汉学界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尤其是《中国古典诗选》所翻译的李白、杜甫、白居易等40多位唐朝诗人的106首诗词，更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极大地推动了法国汉学界唐诗的翻译和研究，促使法国本世纪的《唐诗》翻译和研究出现一个新高潮。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他的学生或就教于他的法国当代知名的中国古诗专家编译著述的《宫廷诗人司马相如》(吴德明)、《古诗十九首》、《牧女与蚕娘》(桀溺)、《嵇康的生平和思想》、《诗与政治：阮籍》(侯思孟)、《唐诗语言研究》(弗朗索瓦·程)承其后，把中国古诗的研究推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道教研究
起佛教研究，戴密微的道教研究似乎要逊色些，但是正如日本的汉学家福井康顺等所说，在道教研究这一领域，无论如何也“不能漏掉”戴密微的名字。他对《庄子》中的《逍遥游比》、《齐物论》和《秋水》等篇，作过学术价值很高的论述。1945年，在京都大学人文研究刊物发表有《家教之谜》，分析了《庄子·天运篇》中的问题。1955年在《通报》上发表书评，分别对荷兰戴闻达(Jau Julius Lodewijik Duyvendark，1889—1954)的《老子道德经》译注和法国马克斯·康德谟(Max Kaltenmark)的《列仙传》译注进行了详细的评论。所有这些都表明，他的道教研究，也有很高造诣。还必须指出的是，戴密微对整个中国哲学，尤其是中国文化思潮演变的关注，就是研究《庄子》所引发的。1945年至1949年，戴密微在法兰西学院连续多年的研究课题，就是对《庄子》和历代《庄子》注释的分析和研究。通过这一研究，使他有机会对从上古至乾隆时代，以及此后的中国思想史，尤其是庄子思想和宋、明理学，中、西最初的哲学思想，作一番深入的研究。同时，也正是通过这一研究，使他对中国哲学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他还提出为什么《庄子》自汉末至三国起，随着“清谈”风气和玄学发展，再次得到提倡。在唐代根据佛教哲学传统而被重新诠释，后来到了宋代，又根据理学观点对它作了研究？而最后，在“考证学”时代，为什么研究家们又根据训诂学的观点对其进行新的考察?此外，还是通过对《庄子》的研究，使他对康熙、雍正、乾隆时代的中国思想家的兴趣，从而对颜元及其颜李学派、戴震和章学诚等一代名流进行研究。
他还发表了许多有关法国汉学史方面的文章，总结法国汉学发展的经验和成果：如，《法国汉学研究史简述》、《亨利·马伯乐》、(亨利·马伯乐与汉学的未来》等。正如日本的汉学家福井康顺所指出的，由于学识、智慧和非凡的工作能力，戴密微所涉及到的汉学研究已不是某几个领域，而是“整个中国的研究”
附一、年表
附二、主要论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