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见过郭老，却与他有过多次通信的交往。那时候，尽管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打倒反动学术权威的口号喊得震天响，关于郭老的传言也各种各样，他自己也说，要把他的作品全部烧掉。可是，当我们得到他的回信时，仍然“大喜过望”。
时间如飞，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到现在，转眼几十年过去了，想起四十多年前的“文化大革命”，仍然历历在目，仍然有一种极其混乱而对命运不可预测的感觉。前几天，偶然读到有关“郭沫若在文革后期”的文章（《郭沫若的晚年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6月版），颇多感慨。往事涌到眼前。想起当时我们和郭老通信的前前后后，再把我们和郭老的通信交往纳入郭老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大事记中，我心情不能平静，对郭老产生深深的敬意和无尽的同情，心底里深感自己当时的无知和浅薄。
1966年下半年，我们正在北京大学等待毕业分配。那时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北京大学是文化大革命“第一张大字报”的泡制地、出笼地，各地来北大参观、学习者前拥后挤，络绎不绝。还有很多群众，专程来北大中文系请教有关毛泽东诗词的解释，那种信任和渴望让人感动。我便萌生了注释毛泽东诗词的愿望。很快就找来先我两年毕业留校的陈宏天和同班好友崔文印，我们日夜兼程，没有多久就起草了一份《毛主席诗词注释》初稿。因为是毛泽东诗词的全注本，而当时社会上还没有这种全注本，所以虽然简单，看到的人都说很有用。北京大学印刷厂的师傅很热情地给我们打印出来， 印了五十份。没有想到，这样粗浅简单的“注释本”竟然不胫而走，一时间索要者甚众。群众的欢迎，大大鼓舞了我们。当时校内外派仗正打得热火朝天，学习、研究毛主席诗词，真是公私两利的事，于是，我和陈宏天、崔文印便决定再找几位志同道合者，坐下来认真研究一番毛泽东诗词，好好编一本“毛主席诗词解释”。
今天看来，真是不知深浅，不自量力。但那时文化大革命风起云涌，整个国家都在“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我们正当青年，好像没有干不成的事，正应了那句话“无知者无畏”。说干就干，随后我们又找来曾贻芬、任雪芳、严绍盪，总计六个人，成立了“傲霜雪”战斗组。夜以继日，苦干了几个月，在初稿的基础上，居然把当时毛主席公开发表的三十七首诗词又全部注释讲解了一遍。
解释得有没有错误？注释是否准确？真要拿出去时心里又胆怯了。当时，特别想听一听对毛主席诗词有研究的专家们的意见。但有的先生被定为“反动学术权威”，谁敢接近？有的先生近况不明，我们也不敢“冒险”。这时，我们想到郭沫若先生。郭老，他在我们心中不仅仅是个大学问家，而且因为他经常和毛主席诗词往还，我们认为他是一个名符其实的解释毛主席诗词的权威，如果郭老能给我们审阅稿子，那该是何等的幸运啊！但转念又想，郭老能看得上我们这些青年学生的浅薄文字吗？“试试看嘛，万一能回信呢？”于是抱着这万一的希望，一封信、一本打印稿，寄给郭老了。那是一九六七年六月二日。
一天早晨，中文系办公室送来一个很大的信封。看到信封上熟悉的遒劲、潇洒的字迹，我们都欢呼起来了，“郭老回信了！”郭老有信，还把原稿逐页做了审阅，在文旁做了许多批注，我们真是喜出望外。郭老的信这样写道：
毛主席诗词的注释，看了一遍。有些地方，我作了小的修改。有些地方我打了问号，请你们斟酌。
“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中“枯木朽株齐努力”句，我以前的解释是和你们的解释一样的。有人请示过主席，主席说那样的解释是错误的。因为“努力”是好字眼，不能属诸“腐恶的敌人”。
“枯木朽株”这个词，最初见于邹阳《狱中上梁王书》，比司马相如《谏猎疏》还早。
“有人先游，则枯木朽株，树功而不忘”。准此，主席诗词中的“枯木朽株”不是恶意，可解为“老人病人都振作起来，一齐努力”。供参考。……
回信的时间是六月十三日。
我们急忙翻开打印稿，逐页细看。郭老为我们修改了几十处，既有关于词义的理解，也有错别字，甚至还有用得不妥当的标点符号。修改的字迹，有用毛笔写的，有用铅笔写的，还有用红蓝铅笔写的，说明不是成于一时，或许是多次斟酌过的吧？郭老给我们回信，而且是如此细致、认真，我们大家都没有想到。更没有想到的是，回信竟然这样快，从我们寄出信，到我们收到回信，前后不过十一天。一本十多万字的稿子，郭老给我们从头改到尾，要用去他多少时间啊！而对于一个学习、研究毛主席诗词的人来说，还有什么比得到郭老的指教更快乐的呢？人家都说郭老没有架子，对什么人都乐于帮助，这次，我们亲身感受到了。
可惜的是这些资料今天都不在了。本来这些材料都在我手里保存，陈宏天借去看，夹在书稿堆中，搬家时连同旧书稿一并丢失了，幸而还有抄件。
郭老的关怀，更激励我们努力把毛主席诗词注释搞好。我们又给郭老写了第二封信，一方面表达我们对他的感谢，另外又把我们理解不好的几个问题，再向他请教。这几个问题是：
一、《浪淘沙·北戴河》中“秦皇岛外打渔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究竟有什么寓意，上下阙的联系怎样？
二、《登庐山》中“桃花源里可耕田”一句，就是指的人民公社的发展吗？
三、“答友人”中的“友人”，是实指还是虚指，所指大概是什么样的人？
很快，郭老又给我们回信了。信中郭老详尽地回答了我们的问题。郭老写道：
一、我看不出有什么寓意。上阙是借景抒情，下阙是借史抒情，和《沁园春·雪》是同样的手法。我的解释是往常见到的打渔船，今天在大雨大浪中看不见了，和你们的解释有些不同。主席看海而想到渔船，是表示对人民的关怀。这和曹操的自负是完全两样的。大雨、地望、沧海、秋风，和曹操当时的情况都可发生联想。曹操打败了乌恒，也可能联想到打败了美帝。
二、陶潜的《桃花源记》是属于空想的社会主义的范畴。空想的社会主义，列宁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之一，恩格斯也是肯定的。可以想见，主席对于陶潜在当年能有那样的空想，还是认为可取的。故在诗里怀想到他。因此，桃花源可以让我们联想到人民公社，但空想和现实是大有区别的。
三、这个人姓周，名字我忘记了。是民主人士，好像是湖南省副省长。他献给主席的诗，我处也有，但不知放到什么地方去了。我建议：没有必要说出。
四、打字稿看了一遍，有些地方作了一些修改，直接写在稿子上了，送还你们，仅供你们参考。有些地方可能还有问题，并望你们仔细推敲。要注释得恰到好处，我看是不容易的。
在我们的注释中，《七律·长征》“更喜岷山千里雪”岷山一词的注释下面我们写道：“又称大雪山”。郭老在文旁批道：“岷山以山脉而言，绵亘青海、甘肃、四川境内。以孤独的山峰而言，在四川松潘，不是大雪山。大雪山——一名夹金山，海拔四千公尺以上，在川西康定县，是岷山山脉南支之一峰。诗中‘千里雪’，是以山脉而言，包含夹金山在内。在这里可能是指夹金山，但不能说岷山又叫大雪山。”郭老详尽地给我们讲解了岷山和大雪山的关系，既指出了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又指出了它们之间的区别。从这一小小的问题，看出郭老治学的严谨。又如：在《菩萨蛮·大柏地》一词旁郭老批注道：“出虹时每伴有霓（雌虹），在虹之上，色较淡，色序相反。这一反一正，一雌一雄，更显示出彩绸飞舞之趣。”在《水调歌头·游泳》一词旁批道：“不是孙权是孙浩，见陈寿《三国志·吴志·陆凯传》。批注是凭记忆批上的，有些不准确的地方，应照原书修改。请酌。当年的武昌是鄂城县，不是今天的武昌。”像这样的例子，在郭老给我们修改的稿子中还有许多处。特别是郭老在信的末尾语重心长地嘱咐我们，“要注释得恰到好处，我看是不容易的”，很让我们警醒，也让我们自诫和努力。
1968年3月，我们完成了第三次修改稿。大家觉得这一稿已经吸收了广大读者的意见，又参考专家的意见一一做了修改，可以说是定稿了。我们急忙给郭老寄去两本，一是表示我们的感谢，一是想听听他的意见。郭老于3月20日回信：
谢谢你们给了我两册《毛主席诗词注释》（第三稿）。所收入的“一从大地起风雷”一诗的墨迹在我看，不会是主席写的，请你们仔细研究。
这时，在我们心中郭老已经不只是一位国家领导人、一位大学者、大文学家，他已经是我们的一位师长、一位朋友。
回忆往事，这些请教、切磋，是那样地让我们快乐。在我们，可以说一切都在兴奋和期盼中轻松进行。可是，今天，当我了解了郭老在这一时期的遭遇时，设身处地想想郭老当时的心境，我才真正感到郭老给我们写信、回答我们问题的不易，他是在怎样的痛苦与折磨中满足我们的期盼啊！
据专家考证，正是在这期间，在短短的一年半不到的时间里，郭老曾先后失去两个儿子。郭民英，1967年是中央音乐学院小提琴专业学生，郭老与于立群的第四个孩子，因为将家里的盘式录音机带到班上，与同学一起欣赏古典音乐，结果犯了大忌：一是有炫耀资产阶段生活方式之嫌；二是宣扬“洋、名、古”与党的文艺方针、教育方针不符。试想想，在那时，欣赏古典音乐，与时潮该是多么格格不入啊！于是中央音乐学院的“青年学生”给中央写信了。“青年学生”要求彻底清除师生中十分严重的崇洋思想，把教材中、舞台上的帝王将相、公爵、小姐统统赶走，换上工农兵。毛泽东在中办秘书室编印的《群众反映》上读到这封信的摘要，随即给当时的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写了一个批示：“此件请一阅，信是写得好的，问题是应该解决的。但应采取征求群众意见的方法，在教师、学生中先行讨论，收集意见。”毛泽东在署名之后又加写两行字：“古为中用，洋为中用”，“此信表示一派人意见，可能有许多人不赞成。”
毛泽东的批语不见得是针对某一个青年学生的，但伟大领袖一句话所产生的巨大政治作用是可想而知的。面对“炫耀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大帽子，面对热衷“封资修”的指责，只有24岁的郭民英极为痛苦，竟至得了忧郁症。他黯然神伤地离开了中央音乐学院。郭老劝他转到其它大学读书，“即便从一年级开始也可以”，他对所学专业不感兴趣，不愿去读。后来总算参了军，在部队发挥了音乐才能而成为中共预备党员，但最终还是在1967年4月12日自杀身亡，没有留下任何相关文字。
而我们的第一封信是1967年6月2日写的，郭老6月13日回的信，这距郭民英的死仅仅只有两个月。对于一个父亲，24岁儿子的死该是多么沉重的打击啊！这两个月该是多么沉重的两个月！再想一想，对于一个国家领导人，在那个年代，亲生儿子自杀，又是多么严重的事情！可以想见，郭老给我们复信的每一个字是在怎样一个痛苦的心情下写出的。
而在郭老给我们写最后一封信的时候，则面临着他的又一个儿子——郭世英的横死。
1962年郭世英考入北大哲学系。他是一个敏感的忧国忧民的青年。他的同学对他出身名门、生活优裕仍然心情郁闷，十分不解。郭世英回答说：人并非全部追求物质。他和几个中学好友组织了一个“X诗社”，经常一起讨论时局，议论大事。后来有人回忆道：“他极其真诚，可以为思想而失眠、而发狂、而不要命。那些日子里，在宿舍熄灯之后，我常常在盥洗室里听他用低沉的嗓音倾吐他的苦闷。现行政治、现行教育的各种弊端，修正主义是否全无真理，共产主义是否乌托邦，凡此各种问题都仿佛对他性命攸关，令他寝食不安。”
后来，X诗社被告发。郭世英还没读完大学的第一学年，就被下放到河南西华农场劳动。而另外几个人全以“反动学生”定罪，判了刑。据说对郭的“从轻发落”是周恩来表示了意见。但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1968年3月，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一个群众组织绑架了郭世英。他们私设公堂，刑讯逼供，并追究“是谁包庇了反动学生郭世英”。郭沫若当时虽然还是副委员长，但他无权过问此案的审理判决，何况这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啊！可以看出，绑架者的目的已经不在一个青年学生身上了。
4月22日上午，郭世英从关押他的三层楼上的房间里，破窗而出，以死抗争，年仅26岁。
郭老的夫人于立群悲愤难忍，责备郭老何以不向周总理反映。郭老深知案子的复杂，知道刑讯逼供的矛头所向，他悲愤莫奈地回答道：“我也是为了中国好啊！”
今天看来，郭老明白周恩来的处境，他不愿意给周恩来出难题，他不能为了自己而将周恩来推向困境……
我们正是在这个时期，给郭老寄去《毛主席诗词注释》（第三稿）。而郭老正是在为爱子被关押极度焦虑中看我们的书稿，为我们审读，给我们回信的。设想，假如我们面临这种局面，我们能沉得住气吗？我们还能为别人审读书稿吗？我们还有心思关心别人、抓紧时间给别人回信吗？
爱子死后，郭沫若以难以想象的坚强，忍受着亲子横死的悲痛，将郭世英在西华农场劳动时写的八大本日记，一行行、一页页誊写在宣纸上，一笔笔、一字字，用泪水和墨汁倾诉着自己的哀思和歉疚。
呜呼！一个大学者，可以说是旷世奇才；一个领袖的追随者，可以说是竭尽忠诚；一个新社会的歌颂者，可以说不遗余力，竟然落到如此下场，让人唏嘘。黄永玉先生在他的《比我老的老头》一书中说：“辈份高莫高过郭沫若，荣华富贵，到了晚年连个儿子眼睁睁保不住，这是一种读书人的凄凉典型。”就是说的郭老这个遭遇。这是时代的悲剧，是国家的悲剧，是社会道德的悲剧。当我们渐渐了解了历史本来面目时，我们怎么能不对郭老产生深深的敬意和不尽的同情。
我们企盼这历史不再重演。
2012年冬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