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顾颉刚先生诞辰120周年。顾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先秦史室的研究员，作为先秦史室的成员，我没有直接接受顾先生的教导，反而对顾先生产生过许多误解。这是很大的遗憾，也是我深感愧疚的。
最初我对顾先生的印象来自鲁迅的小说《理水》，还有《两地书》。觉得顾先生是一个引导青年钻故纸堆的老先生，与鲁迅唱反调。在鲁迅的笔下，顾先生的形象既保守又滑稽可笑。顾先生要与鲁迅打官司，后来又不了了之，足见顾先生“理亏”。
第一次见到顾先生是1950年9月，北京大学刚开学不久，史学系请顾先生作报告。地点在北大沙滩北楼的一间大教室。作为刚入学的一年级新生，我也去听了这次报告。顾先生口吃，并有乡音，我没有听得很清楚，只记得顾先生在会上为他任总经理的大中国图书局出版的中外历史挂图、地图，以及教具地球仪作宣传。会后，我和有些老同学一样，对顾先生的印象更不好了。怎么一个学者竟同书商一样，在作学术报告的会场上，推销起自己任职的书局的产品来。
再次看到顾先生是从北大毕业分配到新成立的历史研究一所作研究实习员的1954年。这年顾先生也从上海调到历史一所任研究员。据说顾先生来所前是谈好条件的，如工资待遇和住房、搬家费用等。在那批判个人主义，强调要无条件地为人民服务的年代，更觉得顾先生是一个亟待改造的资产阶级旧知识分子。基于上述先入为主的印象，对顾先生就自然谈不上尊敬，而是以一种批判的眼光来看待顾先生及其学问。
对顾先生的看法有初步改变，始于1956年召开的“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十二年远景规划”的讨论会。史学界约请了国内史学名家，听取他们的意见，制定历史学科的十二年远景规划。所里调我们实习员去做记录，在我作记录者的记忆中，这次会是开得很好的。与会专家们提了不少建议。我也通过做记录，对当年我国史学研究状况有了初步较为全面的了解。会议还要求与会专家提出应当整理出版的历史书籍。顾先生提到一部阎镇珩的《六典通考》。阎镇珩是清末湖南省石门县人。石门地处湘西北，是一个文化落后，十分闭塞的穷乡僻壤，竟然出了一个令顾先生认可的学者，我很惊讶。尽管顾先生的治学途径与所里倡导的不一，也不能不使我对顾先生读书广博、治学专注感到敬佩。
1959年顾先生在西藏农奴制展览后，在留言簿上写下感言。提出要保留文物，不料竟以要保存西藏农奴制而被批判。我觉得顾先生原意被歪曲了，心想在当时的情况下，谁会公然倡言保存农奴制呢？不过也只是自己暗自思考，并不曾替他辩驳。
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学术大家，中共领导上层对顾先生还是表示尊重的。但一落实到具体单位，他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从旧社会过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一个改造对象。从“三反”、“五反”开始到思想改造，每一次运动他都未能幸免。到了历史所更是令人瞩目的改造对象，这和上层领导的礼遇有很大距离。这矛盾就落实到他和尹达之间的关系上。“五四”运动倡导的“民主”与“科学”，属于旧民主主义范畴，由马列主义取代，成了过去式，至少是不被重视了。新民主主义与旧民主主义不同。顾先生《古史辨》的研究工作的反封建专制主义的意义被忽略，取代的是某些“疑古”过头的个别言论被当作“民族虚无主义”受到批判，《古史辨》的工作也因“以史料学代替史学”同受批判。但顾先生却没有想通，他始终认为他的彻底整理或者说清算古史资料的工作是有意义的，并与唯物史观没有冲突。
早在1933年3月在《古史辨》第四册的序言中他就表达过他对唯物史观的看法，他说：“我自己决不反对唯物史观。”他认为“清代学者大多是‘信古’的，但他们的校勘训诂是第一级的，我们的分析考证是第二级的。等到我们把古书和古史的真伪弄清楚，这一层的根柢又打好了，将来从事唯物史观的人要搜取材料时就更方便了，不会得错用了。是则我们的‘下学’适以利唯物史观的‘上达’。”因此1961年在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学习会上，学部正副主任潘梓年、刘导生多次提出培养干部问题，“要用十年工夫从研究生培养到副研究员，嘱在场的人开进修书目。由于顾先生是研究两汉以上的历史，就为本所第一室开出一个分量较多的参考书目”。（转引自《顾颉刚自传》，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1月出版，第194页）这个书目遭到引导青年钻故纸堆的批判。当年我也觉得要按这个书目花十年时间研究上古史才能达到副研究员水平，实在太难了。试想，我们研究实习员，每人必须下乡劳动锻炼一年，每年劳动一个月。要参加全院或全学部统一规定的理论学习，以及常年的时事政治学习，还有不断的政治运动，以及集体的工作任务，如甲骨文的资料整理，余下的时间就不多了。再要读这么多的书，何年何月才能读完，真是要皓首穷经了。今天看来，顾先生的要求确有不切实际之处，但作为研究两汉以上的历史参考书目，却是极有用的。因为这是他多年研究的心得，经过他认真取舍的。参照这个书目，可以从浩瀚的史籍中，寻找可用来解决历史问题的材料，少走一些弯路。因为我们这一代人，对于先秦古籍以及历代学人的研究成果实在没有学过多少，不像顾先生他们那一代人是有童子功的。
文革中，历史所的革命群众抄了顾先生的日记，我也大略看过。读后感到，顾先生无论解放前或解放后，都是迫切地想得到人们了解的。总是很坦诚地说出自己的想法，细说心路历程，如《古史辨》第一册的自序。可是他越是希望得到了解，却越是造成误会，到了解放后更是如此。
前面谈到，顾先生并不反对唯物史观，对国民党政府，尽管关系密切，却早已不抱希望。因此1947年国民党党员重新登记时，就没去登记，自动脱党。也拒绝了去港台的多次机会。上海解放时，他“到淮海路上去看解放军入城，市廛不惊，闾阎安堵”，“报纸上看到人民政府的布告，说是从前任过国民参政员的，国大代表的，都不要走”，有人听北京广播，要他不要走，于是他更心定了，他“确实不愿为国民党殉葬”。（同上，第175-176页）他坚信他的研究工作对中国文化建设有用，对于新社会，他努力去适应，他以他自己的认识程度在历次运动中作检讨。由于没有想通，也就得不到认可。1952年在给祝瑞开的信中，他写道：“本年三反、五反、思想改造三种运动，刚无不参与，而皆未真有会悟，所以然者，每一运动皆过于紧张迫促，无从容思考之余地。刚以前作《古史辨·自序》，是以任北大助教六年，慢慢读、慢慢想而得到的。因为有些内容，所以发生了廿余年的影响，今马列主义之精深博大，超过我《古史辨》工作何限，而工作同志要人一下就搞通，以刚之愚，实不知其可。……若不经渐悟之阶段，而要人顿悟，所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此实欺人之语耳。”（《顾颉刚年谱》（增订本），中华书局2011年1月出版，第404页）
本着上述思想，顾先生当然是处于极大的矛盾中。他不反对唯物史观，所以他不像陈寅恪先生那样，明确提出不学马列主义。但他表明不能顿悟，自然使群众和所在单位领导不满意，他觉得“毛主席要人民当家做主”，他就真诚地向所里提出建议，呈报个人研究计划，不料他越是积极进言，越是得不到理解。他与尹达所长总是话不投机，他很苦恼，也就一有机会便向上如实反映。最后经有关各方协调，把他和历史所的关系局限在领工资，学习由他参加的民主促进会领导，业务由中华书局领导。
文革中，顾先生在历史所参加运动，以73岁高龄，每日上班。由于挤不上公共汽车，只能带着毛笔和墨盒、简单的午餐步行来往，到所接受揭发批判和写交代材料及外调材料。作为批斗对象，群众能听的传达报告以及学习会是不能参加的。据谢国祯先生回忆，一天，群众开会，谢先生和顾先生仍奉命扫院子，谢先生生性乐观幽默，他一面扫地，一面对顾先生说：“你看我们俩人像不像《空城计》里的老军，‘国家事不用尔等操心’（这是京剧《空城计》里一句唱词）。”谢先生的自嘲没有引起顾先生的共鸣，他笑不起来。
开批斗会时，批斗对象要站在台上自报身份姓名和罪行。如文学所所长何其芳，当他报名何其芳时，台上的红卫兵立刻吼道：“什么何其芳！何其臭！”他立刻应声改口道：“何其臭！何其臭！”不与群众顶牛。轮到顾先生时，他总是出人意外地从容报道：“历史研究所一级研究员，顾颉刚！”不管台上红卫兵台下群众如何叫嚷，他仍不改口。陪斗的年青一些的人，觉得他太迂腐，又怕他挨罚，会后提醒他，不料下一次会，他照样如此回答，保持自己的尊严。
院里食堂有一个耳朵缺了一块的炊事员，惯爱羞辱批斗对象找乐子。一天傍晚，顾先生正要回家，走到院学部一号楼后，准备下台阶进后门，穿楼出院，这位炊事员把他截住，历数顾先生罪状，逼顾先生回答，顾先生一言不发，伫立阶前。直到这位炊事员发泄完毕，自觉无趣，才放顾先生离开。
我对顾先生再进一步了解，是文化大革命以后了。“四人帮”被打倒后，大家觉得迎来了思想上的解放。再读顾先生《古史辨》第一册自序，才体会到当年顾先生把尧、舜、禹、汤等圣人请下神坛，冲破思想上的网罗，获得思想解放的痛快。他 在答刘、胡两先生的信中，提出四个打破，即（1）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2）打破地域一统的观念；（3）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4）打破古代为黄金时代的观念。后来在《古史辨》第四册序中他又提出打倒四个偶像，即“打到《帝系》所代表的种族偶像，以及政治偶像王制，伦理偶像道统，学术偶像经学”，从根本上铲除传统专制主义的文化根源。据说民国初年，北大教授辜鸿铭不肯剪辫子，被学生视为封建余孽。辜鸿铭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剪掉很容易。而你们头脑里的辫子是无形的，剪掉很难。”顾先生对中国古史的清算，正是剪掉人们头脑里的辫子。
顾先生给我以震撼的文章，还有一篇 《息壤考》。息壤是传说中的一种能自然不断高胀起来的神土。鲧和禹先后用它来堙治洪水。顾先生没有放过这个神话传说，从《战国策·秦策二》中发现息壤这个地名，他便与鲧、禹治水联系起来考察。1950年他因事去陕西武功，发现陇海铁路从宝鸡到天水一带，经常有塌方，土地还时时隆起。因为这种现象，民间向来称它做“神山”。于是，顾先生向地质学家请教，弄清了它的科学解释，并发现这一现象在许多史籍中均有记载，且分布地区很广。不仅考证了秦国“息壤”这个地名的来历，并找出以“息壤”治水的传说的事实背景和它的发展过程。将荒诞不经的传说，找出古人对自然现象无法解释而制造出许多神话的根据。充分说明顾先生不是虚无主义地疑古，而是把古书上的疑点，以打破砂锅问（纹）到底的精神，探求合乎客观事实的合理解决。真佩服顾先生将头脑中储存的许多问题，不断地追求答案的认真和执着。
顾先生的论著，随着新材料的不断发现，会有需要修正和补充之处，但他的治学观点——“层累的古史说”，却是至论。在顾先生百年诞辰的纪念会上，已故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说：“顾先生这个观点，不仅对古史，而且还在别的方面有用。”他说：我看甚至在当代史中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二十年过去了，尽管有人提出走出疑古时代，现实中却不断从各类传媒中涌出需要辨伪的现象，出现许多层累的迷雾。
很值得玩味的是，当年有学者根据新发现的简牍资料，推翻“伪古文尚书”是伪书的考证，并以此作为走出疑古时代的佐证。最近在报上又看到提出者否定了自己的论断，再次证实了顾先生的观点不曾过时。所谓“疑古时代”的寿命，却被否定者将其自行延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