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侃固狂傲，但在学术上十分虚心。黄侃在东北大学任教，某日某夜回京城，下了火车，不回家，却让儿子提着灯笼连夜赶到陆宗达家，陆以为他有何要事，心里不免紧张，他却十分兴奋地对陆说：“我在东北见到了曾运乾先生，与他深谈两夜。他考定的古声很正确。我的十九纽说应当吸收这一点。”黄与陆深谈到夜半方归。当时黄侃的“古韵二十八部古声十九纽”已名扬天下，而虚怀如此。陆宗达后来说，黄侃当时的兴奋之状，仿佛就像是他自己发现的那样。
语言学家赵元任没有把握的话不说。美国的语言学家马丁·裘斯教授因此评价赵元任：“赵教授在语言上从来是不会错的。”赵元任看了这个评价后，谦虚地写了一篇文章《回想我在语言上犯过的错误》来回复。
瞿菊农，哈佛哲学博士，后来到北师大做教授，人称“40岁有40本著作”，他也常鼓励学生要早点动手写作，“在写作中进步”，“在成文过程中提高自己”。瞿菊农讲课旁征博引，汪洋恣肆，气势恢宏。他给学生讲宋明理学，讲到酣处，常常搬出柏拉图的原版《理想国》，用纯熟的英文大段诵读，学生常有“时空交错”之感，不知“是柏是瞿”。
胡小石是金陵书坛的泰斗，他在授课时的板书，也十分讲究用笔、结构、布白，点划撇捺，遒劲高古，人称“一绝”。1961年5月胡小石先生作校庆学术报告，示意要更换板书。有位同学上前帮忙擦黑板，突然台下响起一片“不要擦！”的喊声，一时间使那位学生手持黑板擦楞在台上，茫然不知所措。原来前来听讲的师生实在不忍擦去如此精妙的板书。胡小石先生见此情景，不禁莞尔。
丘吉尔做英国财政大臣，在任内推动英国恢复金本位制。凯恩斯在剑桥做教授，1928年凯恩斯呈送一篇文章给财政大臣丘吉尔，并附一封精炼的信件：
亲爱的财政大臣：
你提出的货币法案多么愚蠢。
丘吉尔则很客气地回复说，他会认真阅读凯恩斯随信附上的文章。
萧乾尝在《北京晚报》撰文，将“美国胜利唱片公司”误写成“法国百代公司”。吴小如去信《北京晚报》，请代转萧乾并希望顺手更正。萧乾不愿文过饰非，郑重其事回信表示要公开发表吴小如信。吴小如亲登寓所劝萧收回成命，结果还是刊出，萧还在报端特表谢意。从此吴、萧成忘年之交。吴小如甫退休，时任中央文史馆馆长的萧乾就立即绍介吴为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