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邓嗣禹在哈佛大学
在北京四合院举行婚礼的费正清、费慰梅夫妇
英文版《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书影
作为与费正清合作时间最长、发表论文最多的留美中国学者，邓嗣禹与费正清保持了长达五十多年的合作与友谊。如果说在半个多世纪里，费正清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审视和考察了中国，他的研究、著作和主要观点代表了美国主流社会的看法，不仅影响了几代美国汉学家和西方的中国学界，而且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美国政界和公众对中国的态度、看法以及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那么，邓嗣禹作为他的助手与长期的合作伙伴，无疑对费正清的研究作出了重要的帮助和贡献。
台湾大学知名教授、翻译家和比较文学学者齐邦媛女士早年曾留学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与邓嗣禹教授有过密切的交往。在她的《巨流河》一书的第七章《开花的城》一节中，有这样的记载：
印大著名的图书馆和她的书店是我最常去的地方。在占地半层楼的远东书库，我遇见了邓嗣禹教授（Teng Ssu-yu, l906-1988），是学术界很受尊敬的中国现代史专家。他的英文著作《太平军起义史史学》、《太平天国史新论》、《太平天国宰相洪仁轩及其现代化计划》皆为哈佛大学出版，是西方汉学研究必读之书。邓教授，湖南人，虽早年赴美，已安家立业，对中国的苦难关怀至深，我们有甚多可谈之事。他退休时印大校方设盛宴欢送，他竟邀我同桌。在会上，校方宣读哈佛大学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1907-1991）的信，信上说他刚到哈佛大学念汉学研究时，邓教授给他的种种指引，永远感念这位典范的中国学者。
费正清是美国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泰斗，素有“研究中国历史的美国教父”之称，当今美国诸多有影响的中国问题专家皆出自其门下，邓嗣禹即是他早年哈佛大学的第一批博士生之一。但费正清在众多的学生中，为何要“永远感念”邓嗣禹呢？
初识北平成知已
1928年秋，当时正在哈佛大学学习的费正清接受国际政治学教授韦伯斯特的建议，开始从事中西方关系史新领域的研究工作。1929年，费正清前往牛津大学深造，师从历史学教授马士，也正是在这时，他决定把毕生精力投入到近现代中国及中西方关系史的研究。
要利用中文资料就必须学习汉语。1932年2月，费正清来到中国，居住了将近四年，在这里他与费慰梅（Wilma Cannon）结婚。最初，他在清华大学进修时，把全部的工作时间都用在了语言学习上。为了更快地通过语言关，他徜徉于北京的街道与市场中，并广泛接触中国学生和各界人士，学会了基本的汉语会话。1935年，他结识了时任燕大史学研究所讲师、《史学年报》主编邓嗣禹，两人在日后成为师生与多年的合作伙伴。
邓嗣禹，字持宇，中学毕业后考入燕京大学历史学系，1932年任燕京大学历史学会主席。在硕士导师洪业的指导下，他先后编纂、出版了《〈太平广记〉篇目及引书引得》（1934）、《燕京大学图书馆目录初稿·类书之部》（1935）。这些书目为费正清查找中文资料提供了大量的帮助。 费正清在他的《费正清对华回忆录》中有这样的评价与记载：
哈佛燕京学社之所以成功，部分地在于洪煨莲（洪业）教授和其他人士的工作。譬如说，他们在燕京时编制了一套汉学引得（Index）丛刊，为大部分中国经典和人物传记提供了原文重要词语的检索。
……
1935年，我结识了燕京大学一位年轻而富有专业知识技能的文献目录学家邓嗣禹，他刚好与我同年，手头有无数中文参考著作。比我早2年到达中国的毕乃德（Knight Biggerstaff）与邓嗣禹合作编写了一部不朽的近代著作《中国参考著作叙录》（1936年）。
毕乃德也是美国第一代汉学家，1934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后，来到燕京大学作为期两年的博士后研究，在中国与邓嗣禹相识。两人在合作出版《中国参考著作叙录》一书时，正好都是30岁的年轻学者。该书后来曾于1950年、1969年、1971年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多次再版。
中西合作出精品
1937年7月，邓嗣禹接受燕大同学房兆楹邀请，辞去燕大教职，前往美国华盛顿，参加由国会图书馆东方部主任恒慕义博士主编的《清代名人传略（1644—1912）》（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1644-1912）的编纂工作。费正清也参加了编写工作。邓嗣禹负责编写33位太平天国时期正反两方面人物的传记，其中有三位作为反面人物的清朝官员（徐广缙、怡良、穆彰阿）的传记就是他与费正清两人共同完成的。
长期以来，西方学者对我国许多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叙述和评价，与我国大陆学术界的观点存在着较大分歧。我国历史学者大多是从无产阶级立场出发，对清代人物进行评价与定性。《清代名人传略》一书的著者在论述鸦片战争有关的主要历史人物时，引用了大量19世纪中叶西方出版的历史著作，诸如阿瑟·坎宁安的《鸦片战争》（1845）、郭士立的《道光皇帝传》（1852）和德庇时的《交战时期及媾和以来的中国》（1852），著者们依据这些史料对清代历史人物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这些史料都是我国学者不易见到的珍贵资料。
在恒慕义博士的领导下参与编写《清代名人传略》的工作，让费正清与邓嗣禹有了第一次合作的机会，进一步加深了两人的友谊。
1938年，邓嗣禹获得了燕京学社奖学金，前往哈佛大学师从费正清攻读博士学位。由于学业优秀，1939年他再次获得燕京学社奖学金，并利用课余时间与费正清合作撰写了《清朝公文的传递方式》（“On the Transmission of Ch’ing Documents”）的论文，此文于当年发表在《哈佛亚洲研究学报》第4卷第1期上。1940年和1941年期间，两人又合作撰写了《清朝文件的种类及其使用》（“On the Types and Uses of Ch’ing Documents”）及《论清代的朝贡制度》（“On the Ch’ing Tributary System”），先后发表在《哈佛亚洲研究学报》第5卷第1期和第6卷第2期上。后来，这三篇论文于 1960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结集出版，书名为《清代行政管理：三种研究》（Ch’ing Administration: Three Studies）。人们通过《清代行政管理》一书所提供的资料，就能够看到清王朝统治机构的运转情况，如分布广泛的邮政、盐税、经由大运河供应北京的漕粮运输、防止黄河泛滥的治理部门与关税系统等。其中关于清朝公文的两篇文章，通过对《筹办夷务始末》各类文件进行分类，集中研究了联结北京和各省市的邮政体系，并以注明准确时间的公文为实例，绘制出了一张表明种类公文由地方送至北京所需时间图表，由此推断出其他公文的具体时间，从而对清政府制度结构之间的关系作出了详细的研究。
陈君静在《大洋彼岸的回声：美国中国史研究历史考察》一书中写道：“费正清与邓嗣禹合作出版的《清代行政管理》一书，不仅证实了《筹办夷务始末》的档案材料的价值，而且还扫除了美国学者考察中外关系问题的一些障碍，使他们懂得如何通过中文材料来窥探清朝各种社会制度的动作模式。”
《论清代的朝贡制度》是费正清一直以来所关注的朝贡制度这一主题的初步成果。国内外许多学者认为，“虽然此文的完成距今已有半个世纪之多，但今天研读起来，其中关于朝贡制度的理论阐释及新的研究方法的采用，仍然可有力推动当今朝贡制度研究领域向深度发展，对目前的研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王志强：《西方朝贡制度研究的开拓与奠基之作》）。山东师范大学李云泉教授在2011年发表的《再论清代朝贡体制》开篇指出：“自1941年美国中国学家费正清与美籍华裔学者邓嗣禹合作发表《论清代的朝贡制度》一文以来，其学术观点长期左右欧美、日、韩学界的相关研究，并对中国学界产生重大影响。”
1938年，费正清在哈佛大学开设了使用清朝文献资料的研究生讨论班，并亲自向学生讲解清朝文献的意义及使用方法。他还以与邓嗣禹合写的三篇文章作为编写教材的起点，于1940年写成了《清朝文献介绍提要》一书，先是油印供学生使用，1952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1944年，邓嗣禹将他的博士论文《张喜与南京条约》修改后，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费正清为他撰写了前言，高度评价了他的学术成就。
1946年，费正清回到哈佛大学设立中国问题研讨班——国际著名的“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前身，曾邀请邓嗣禹、杨联升、房兆楹等几位学者帮助他整理清代史料，并合作出版了多篇论文。
1949年秋，费正清在哈佛大学最早开设“现代中国问题研究”课程时，邀请邓嗣禹回母校哈佛大学讲授该课程。在任教期间，两人再次合作，共同编写了著名的《中国对西方的反应：文献通考，1839—1923》以及《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研究指南》两本书。
在《中国对西方的反应》一书中，费正清与邓嗣禹首次提出“冲击－反应”理论，他们认为：19世纪中叶以前，中国的历史是皇朝的循环，中国社会是一个自我平衡的社会。西方国家来到中国，对“停滞不前”的中国产生了冲击，面对冲击，中国作出了反应，中国的社会－经济基础、传统习惯、政治制度都出现了改变，开始“走向近代”。“传统－近代”模式大体可以概括为：欧美近代工业社会是世界各国发展的楷模或必然趋势，在西方入侵前，中国是一个凝滞的传统社会，只有在西方影响下，中国才能沿着西方走过的路发展。近代中国是一个由“传统”走向“近代”的进程。虽然在此书出版后，一些学者曾提出过不同的观点，费正清与邓嗣禹在之后的再版过程中，也对其中的内容进行过多次修改与补充，但“冲击－反应”理论的观点却依然保留在书中。
对于这段经历，费正清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由于我在1938—1941年间的合作者邓嗣禹再次来到哈佛作为期一年的战后进修，我们便决定利用这一机会通力合作，于1950年拿出了一部厚厚的《1839～1923中国对西方的反应》（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 1839-1923）的油印稿，全书共有65篇重要的文献。邓先生起草了其中的大部分译稿，并汇编了我编写的有关作者的大部分资料。接着我又写了书的最后文本，以把这些文献材料连成一体。这个文本经过我的同事们的逐一修订，又使我得到了一次宝贵的学习机会。”1953年，费正清在“美国亚洲研究会”（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换届，出任第二任会长时，又聘任邓嗣禹为董事，任期为三年。1955年哈佛大学设立“东亚研究中心”时，邓嗣禹任执行委员会委员。1962年，邓嗣禹在哈佛大学任教并出版《太平天国历史学》一书时，费正清为他撰写了热情洋溢的前言，并提到了在25年前两人初次愉快的合作经历。
1964年，邓嗣禹与费正清又再次合作，发表了《中国的外交传统》（“The Chinese Tradition of Diplomacy”）论文，刊载于美国汉学家Joel Larus所编的《世界比较政治》一书中。邓嗣禹因此成为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学者中，与费正清合作时间最长、发表论文最多的留美学者。据不完全统计，从1938—1964年期间，两人先后合作发表的著作、论文就有六篇之多。
王伊同教授在《邓嗣禹先生学术》（《燕京学报》第4期）一文中，介绍学长邓嗣禹时告诉我们：邓嗣禹原在燕大研究制度史，留美后则转治清史，“犹致力于中外关系及太平天国之兴亡”，好些美国汉学家，如费正清、顾立雅等“咸乐与之游，切磋道义”。“费正清以近代史权威，操持清议，每有撰述，则邀君襄赞。虽云合著，而选题取材，唯君言是听。是以40、50年代，治东亚文史者，鲜不知君名。”
汉学研究结硕果
20世纪初期的美国汉学研究，还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虽然40年代以前美国在中国学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但总的说来，直到太平洋战争之前，美国不仅没有东亚研究的传统，也没有支持这一研究的基础设施。然而，到了五六十年代，美国汉学却成为世界汉学研究重镇，发展到今天更是成为世界汉学的引领者，这些成果的取得，都是与美国后来大量引进各国研究汉学的知识移民相关联的，他们为美国汉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50年代初，邓嗣禹在印第安纳大学教授中国近代史期间，由于缺乏英文教学资料，他最早将中国著名历史学家李剑农的《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一书翻译成英文，用作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学参考教材。1956年该书首先在Van Nostrand Reinhold出版社出版，1964年在印度出版，1967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再版。该书在美国20世纪50—70年代期间，是一本在研究生教学中非常流行的参考书。萧致治在中文版《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再版前言中介绍：“该书前后共计发行了5200册，其数量之多，在美国同类著作中实属少见。”直到现在，这本书仍为国内外学者经常参阅和广泛引用，受到同行学者的普遍好评。
邓嗣禹在英文版《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出版之前，首先交给恩师费正清审阅，并在此书第一页的显著位置，注明献给费正清（TO John King Fairbank）。费正清回信时，对该书作了较高的评价，他认为李剑农所著《中国近百年政治史》是“中国近代政治史的最清晰的唯一全面的评述，……对于西方的研究学者来说，作为一种可靠的纪实史和重要资料的简编具有重要价值”。《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一书受到国际史学界的广泛赞誉，这其中邓嗣禹、费正清所产生的不同推动作用也是功不可没的。除此之外，邓嗣禹还将中国早期文学名著、南北朝官员颜之推所著《颜氏家训》最早翻译成英文，并于1968年在英国出版，“开南北朝经典英译之先河”。可以说，他起到了让中国历史、文学名著走向世界的有力推手的作用。
1956年到1957年期间，在费正清的要求与指导下，邓嗣禹利用休年假的机会，广泛走访了日本的各类大学。在日本几位学者的帮助下，他进一步收集了日本学者对于近代中国、日本、韩国和印度研究方面所发表的论著资料，详细编写了一本《日本学者对于日本与远东问题的研究：传略及其著作述略》的著作，并于1961年分别在香港大学出版社和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只有专业人士才能了解他在这个项目上所付出的辛勤劳动。”麦瑞斯·琼森于1962年8月在《哈佛亚洲研究学报》（第21卷第4期）上发表书评指出，“为了更好地完成这本书的创作，邓嗣禹几乎对所有亚洲问题专家，发出了近千封问卷调查函，咨询了在各个专业领域的日本著作者的意见。然后再将这些反馈意见，结合他本人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将两者的观点进行比较，最后充实在这本书中。邓嗣禹对创作工作的敬业精神，赢得了同行的广泛敬重！”
破冰之旅与晚年的回忆
1972年2月，随着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和中美联合公报的发表，中美之间结束了半个世纪的对立格局。5月份，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邓嗣禹随同费正清一行共六人，作为中美两国建交后第一批美国历史学家代表团，应邀到中国进行访问和演讲，受到了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的热情接待。
对这一段历史的回忆，邓嗣禹在他1979年出版的《一位海外历史学家对中国的评论》一书中也有详细记载。书中着重介绍了他于1972年陪同费正清在中国的13个城市，如北京、广州、西安、武汉等地参观、考察时的所见所闻。邓嗣禹自从1937年到达美国，1942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后，长期在美国大学任教，除了1947年至1948年应胡适邀请，回到北京大学教授一年的“现代中国历史”课程之外，他已有二十多年没有回到祖国的土地。作为一名海外历史学家，为了表达他对于祖国的深切眷念之情，在此书封面的显著位置，他用中文题字：“故乡明月”。费正清在百忙之中，再次为这本书撰写了英文前言。
邓嗣禹在美国不仅是一位知名学者，而且传播了中美友谊。他1976年退休之前，在印第安纳大学历史系曾任“大学讲座教授”，这在美国大学中是很难得到的特殊荣誉称号。1976年4月，按校方规定，年满70周岁的邓嗣禹在印第安纳大学退休了。校方特别为他举办了盛大的荣休庆宴，费正清为此特地发来了热情洋溢的贺信，并由校长芮安（John Ryan）在会上宣读。
退休后，邓嗣禹与费正清始终保持着书信或电话联系，交流学术动态。然而不幸的是，1988年邓嗣禹因车祸去世，时年83周岁。在邓嗣禹去世后的第三天，费正清特地为他撰写了一篇讣告，后来发表在《亚洲研究期刊》（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1988年第8期）上。在此文的开头，费正清高度评价了邓嗣禹作为美国亚洲历史学会创始人所作的突出贡献；文中记叙了邓嗣禹与其他汉学研究先驱者，如费正清、毕乃德、顾立雅，合作编写、发表著作的过程，以及他对美国汉学界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并说他的专著、论文和编纂的中文目录索引给他们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更多的参考资料。费正清在讣告的结尾部分还着重称赞：“邓嗣禹是一位乐观、谦虚、勤勉不懈的‘儒家’，同时也一位对我有帮助的老师和有教养的绅士。”
如果说在半个多世纪里，费正清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审视和考察了中国，他的研究、著作和主要观点代表了美国主流社会的看法，不仅影响了几代美国汉学家和西方的中国学界，而且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美国政界和公众对中国的态度、看法以及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那么，邓嗣禹作为他的助手与长期的合作伙伴，无疑对费正清的研究作出了重要的帮助和贡献。可以说，两人长达五十多年的合作及其成果，是中美两国学术界合作的经典范例和最好见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