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相文（1866-1933）
屠寄（1856-1921）
编研一体，学术立社，此则人民教育出版社作为具有出版资质的国家级课程教材研究单位坚守60多年之信念。2010年12月，人教社申请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百年教科书整理与研究”终获批准（课题批准号：１０＆ＺＤ０９５），数百名编辑人员与国内相关高校、科研院所的学者共预其事。廓清百年教科书发展之轨迹，探寻近代以来吾国中小学课程、教材演变之规律，功在当下，利泽久远。
如同其它学科一样，今天的中小学地理教科书编写班子都是主编+团队模式，未见个人独著或二、三人合著式。而参与地理教科书编写的人员，绝大部分为大学知名地理学教授或中学地理特级教师，或有深厚的地理学研究背景，或熟知中学地理教育，至少也接受过大学地理学专业教育。而在晚清近代地理教科书刚刚兴起之时，情况可并非如此。在笔者所见到的近70册清末地理教科书中，除一些教科书为机构署名或作者不详外，共有26名独立署名作者。这些教科书几乎都为个人编写或编译，这在当时是普遍现象。晚清因为学制仓促改变，各地新式学校一夜兴起，急需大量各学科的教科书，政府无暇对教科书编者资质、编写质量进行审查。谁去编写地理教科书都可以，与出身和社会地位都无关，全凭个人喜好或其他动机。今天回头看那些姓名尚可考的地理教科书编者们，有一些人在编写地理教科书之前就已赫赫有名，也有一些人则因此而走上成名之路。
“一编成名”的张相文
学界公认为我国地理教科书编写做出历史性贡献的是张相文。张相文于1866年出生，江苏泗阳人。1901年，他编写出版了我国第一套近代地理教科书《本国中等地理教科书》和《初等地理教科书》（有文字记载，但未见该书），时年35岁。据张相文年谱记载：“两书流行达二百余万部。出于意料之外。海内外谈地理者无不知之。”此后，张相文又编撰多部地理教科书、游记等，并于1909年在天津发起成立中国第一个地理学术团体——中国地学会，被选为会长，创办中国最早的地理学期刊《地学杂志》，被后人誉为我国近代著名的地学家、教育家，是中国近代地学的奠基人。这都是后来的事。在编写第一套地理教科书时，张相文只是南洋公学的一名年轻普通教员，教国文和地理，同时学习日文。据资料记载，他钻研地理源于在老师家看到一张世界地图激发了自己对地理的兴趣，潜心钻研，此外还受到在南洋公学所见日本教科书的影响。之后，张相文曾在广州两广师范讲习所、江苏江北师范学堂、天津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北京大学和辅仁大学等多校任教，还曾与张謇在上海组织教育总会，对推动中国近代教育事业起步和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史地名宿屠寄
屠寄则成名在编书之前。他是1856年生人，长张相文10年，祖籍江苏武进，是在文学、历史和地理方面均有骄人成就，且在官场留下足迹的清末著名学者。屠寄在1909年编写出版《中国地理学教科书》时53岁，已任教职多年。在教学方面，他自1875年开始在乡书院、学堂教书。1909年前，他在多个学堂、书院教授过历史、地理、文学，并且创办过学校。1903年，他受聘去京师大学堂任教，后编写《京师大学堂史学科讲义》。在治学方面，1880年就已编撰了两卷文学著作，1875-1892年间作诗208首，1898 年开始编著蒙元史学术著作《蒙兀儿史记》，其中的《地理志》，对蒙古地理进行了考释。1899年3月他主笔撰写《黑龙江舆地图说》，被誉为“黑龙江历史地理学中的杰作”。在从政方面，1892年春，屠寄就已授翰林院庶吉士，后任工部主事。1896年至1899年，在黑龙江担任舆图局总办，主持测绘工作。1905年，担任浙江淳安县令。《中国地理学教科书》是屠寄唯一一本为中学撰写的教科书。据屠寄记述，他编写地理教科书完全是因为社会的需求，当时“国家兴立学校，颁发章程，自小学至中学，列地理一门于普通必备之学科中……然此学教科之官书尚未编定”。虽然只写了一本中学地理教科书，但分量很重，长达400多页，融入了屠寄多年的教学和治学的经验，是研究我国清末地理学发展和地理教育宝贵的原始资料。
多产作家姚明辉
在晚清中小学地理教科书的编者中，姚明辉属多产作家。他是上海南翔镇人，1881年出生。笔者经眼过他编写的地理教科书有《本国地理教科书》（三卷）、《高等小学地理课本》（二、三、五、六、七册），他同时编写配套的《高等小学地理教授本》八册九本；民国时期，他还编写了《中华民国高等小学地理课本》、《高等小学新地理教科书》、《高等小学校教科书中华民国新地理》、《中学新地理 世界之部》等多套地理教科书及教授书等。1901年起，姚明辉任上海澄衷学堂教员、教科书编纂员。1904年起，历任上海南洋中学和龙门师范教员，兼中国图书公司地理编审员。照此推断，1906年出版《本国地理教科书》时，他应该是在南洋中学或龙门师范任教，时年只有26岁，可谓初出茅庐。后来，姚明辉又历任南京两江优级师范地理部主任、教授，兼宁海师范教员、江苏省立苏州、扬州、淮安等地师范学校校长和筹办员，成为一名教育家。姚明辉也出版过非地理教科书的著述，但就笔者所能查到的资料，这些著述都晚于1906年，《本国地理教科书》应是姚明辉编写出版的第一套教科书。姚明辉曾与张相文就地理教科书之事有过交往。张相文曾回忆自己编辑出版的《本国中等地理教科书》，“然书实浅略，且有误处，上海姚孟曛(明辉)君为作正误一编，与书并行。文字因缘，良可感之。”
职业编辑群体
有几位作者是在出版机构的编辑任上编写地理教科书的。一位是谢洪赉，他是浙江绍兴人，生于1873年。28岁时就编译出版了他的第一本地理教科书《最新中学教科书瀛寰全志》，1904年出第2版。后又陆续出版《最新地理教科书》、《最新高等小学地理教科书》、《高等小学最新中外地理教科书》、《中外国地理教科书》等。追溯谢洪赉经历，他成长于一个基督教家庭，从小在教会学校接受了良好的中英文教育。1895年，他受人之邀到上海中西书院管理图书，并协助编辑事宜；1897年，进入刚刚创建的商务印书馆；1898年，25岁的谢洪赉利用自己出色的英文修养，编译出版了商务印书馆历史上的第一部出版物——英文教科书《华英初阶》、《华英进阶》，销量很好，为早期商务印书馆掘得了“第一桶金”。他在商务印书馆编辑任上最大的成就，即是参与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套中小学教科书——“最新教科书”的编译工作，其中包括前述几本地理教科书。
在编辑职位上编写地理教科书的，还有后来中华书局的创始人——陆费逵，他是1886年生人，原籍浙江桐乡。1906年出版《本国地理》，这是他个人编纂的唯一一本地理教科书，当时他因抨击时政遭通缉，刚从汉口逃到上海昌明公司上海支店（书店）经理兼编辑。这之前有过短暂的教书经历，后以出版为主业。他本人倾向革命，提出过积极的教育主张，在民国成立当年即组建了近代史最著名的出版机构之一——中华书局，成就显著，影响巨大，被誉为我国近代著名的出版家和教育家。但与地理联系的，只有他早年（20岁）时撰写的《本国地理》一书。
谢观是江苏武进人，1880年出生，1911年31岁时编纂出版《简明中国地理教科书》上下册。谢观有两次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的经历，此书也是商务印书馆出版，按时间推算，当时他应该正在商务印书馆任职。民国后，谢观又独立或与人合作，出版《共和国教科书外国地理》和《共和国教科书本国地理》，均为在商务印书馆的职务之作。谢观的地理知识来自早年遍读家庭所藏地理图书，父亲对舆地学颇有研究，影响了谢观的早期职业生涯，也是清末众多地理教科书编者中少有的具有地理学（舆地）教育背景的人（虽然为家学）。但谢观的家庭另有前辈精通中医学，受此影响，他的后半生专事医学，设诊行医，撰写医学专著，成为著名的中医。谢观在编写第一套地理教科书前，也在学校短期任教并任过校长，他还曾考入过大学，是苏州东吴大学的肄业生。
此外，还有管圻1907年在乐群书局参与编纂初等小学各科教科书时编辑出版《初等小学中国地理新教科书》上、中、下三册；邵羲1906年在上海预备立宪公会兼任会刊编辑员时翻译出版《地文学问答》，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两人都曾参与政治活动，是清末的政治人物和地方精英。
归国留学生群体
邵羲还曾留学日本，《地文学问答》的出版还与此背景有关：“近日地理之书译者甚众，惟地文学则阙如，以斯学属于科学之一种，非若普通地志之易知也。然地文地理为天然之科学，凡研究科学者，不可不先求诸地文学，故亟译之以飨我国学界。”归国留学生，也是清末西学东渐大潮中近代地理教科书编写者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其中以借鉴日本地理教科书编写者居多，如陈乾生（即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陈独秀），1901年曾留学日本东京专科学校（早稻田大学的前身），1902年编译出版《小学万国地理新编》。夏清贻，早年留学日本，肄业于早稻田大学，1901年编撰出版《普通地理读本》，同时还编撰历史教科书，曾在学校任教，但教授的科目是乐歌，并被誉为我国“音乐教育先驱”；吴启孙，晚清著名学者吴汝伦之子，曾留学日本，编译出版了日本著名地理学家矢津昌永所著的《世界地理学》；侯鸿鉴，近代教育家，曾留学日本宏文学院师范科，编译出版了《中等地理教科书》。
除了留日者受日本地理教科书影响外，同期还有留美者翻译或编译地理教科书，传播西方地学思想，如翻译家奚若，从东吴大学毕业后，曾留学美国，1907年与人合作翻译忻孟（美）所著《最新中学教科书地文学》，据说在当时发行很好。翻译此书时，奚若正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担任编辑和翻译工作。有人因此称其为“地理学家”，但因奚若除地理教科书外，还翻译了大量其他学科的教科书，所以称其为“不可多得的翻译家”更为恰当。
清末地理教科书的署名编者并不多，但仍因资料有限无法一一详述。清末正处于社会变革时期，不论是初出茅庐还是功名在身，这些拥有不同的教育背景、不同的职业、不同社会身份的编者，出于不同的动机，集个人智慧与出版机构之力，翻译、编撰出各种版本的地理教科书，致力于向国民传播新的地理知识，构成清末时期教科书编写的独特图景。这些地理教科书有些影响甚远，有些昙花一现，但都为当时启蒙国人地理知识、提高国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素养、激发国人爱国之心做出了不可忽略的贡献。流传下来的地理教科书，也成为后人研究近代地理教科书发展的宝贵财富。
（本文作者供职于首都师范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