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日本时期的刘文典
卢沟桥事变前,刘文典（右）在北平故居与友人合影
《告全日本国民书》胡适题签
章太炎书赠刘文典的对联
近年来，我一直在努力挖掘国学大师刘文典的生平与逸文，试图通过第一手资料的打捞，还原这位以性格狂狷、特立独行而闻名的“狂人”的真实镜像。
在搜寻历史的过程中，我发现过去我们所认识的刘文典，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被模式化的，比如将他简单定义为一个“脱离现实，思想消沉”的迂腐文人，“除了教学之外，整天躲在小屋里，读读诗词以消磨时日，甚至吸阿芙蓉以求精神上的麻醉”。
新发现的很多逸文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面相完全不同的刘文典。其实，刘文典之所以成为刘文典，并不仅仅在于他拥有“怒斥蒋介石、笑骂沈从文”的独立风骨，更在于他拥有独当一面的学术成就与高瞻远瞩的见识。和同时代的很多学者一样，刘文典除了在自身所从事的学术领域写出了《淮南鸿烈集解》、《庄子补正》等经典著作之外，还对当时的国内外局势有着独到的观察和理解，尤其是在日本问题上。
刘文典曾三次到过日本，早年是留学，而后是避难，再后是访学，先后在日本呆过不短时间，对于这个与中国一衣带水的国家，有着深刻的认识与透彻的分析。从上世纪30年代初起，他就先后撰写了大量剖析日本民族性和政治野心的文章，提醒国人“我们的紧邻有千万饥渴的虎狼，七八十年来，昼夜在打主意，要吃我们的肉，喝我们的血”，因而“我希望大家快快的醒觉，研究日本，认识日本，想一个死中求生的自救方法吧”。
当下，中日关系再度陷入冰河期。此时重读六七十年前刘文典关于日本的这些文字，不禁令人感慨丛生，不得不钦佩其观察的独到和思想的深邃。当年，他在文章中一再讨论的许多问题，今天恰恰被完全印证了。
“世界观、人生观从此就略略定了”
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饱受欺凌，人心浮动。清政府当权者的昏聩无能、故步自封，让国人陷入外无尊严、内无安全的巨大灾难之中，并由此导致了空前的民族危机。
而就在中国的身旁，日本因为实施明治维新而迅速崛起，这让很多致力于谋求中国国家独立、民族强盛的仁人志士们看到了新的希望。一时间，留学日本、向日本学习，成了近代知识分子的强烈愿望和切实行动。据学者尚小明在《留日学生与清末新政》里考证：“从1896年开始的留日运动，在进入20世纪后，逐渐出现高潮，东渡日本的学子或官费，或公费，或自费，络绎于途。在大约十年的时间内，至少有五万人在日本接受了各种程度、各种类别的教育。”刘文典就是这五万人中的一员。
刘文典，原名文聪，字叔雅，1891年12月生于安徽合肥。家里做布行生意，家境优越，其父刘南田又极重视子女的教育，因而刘文典很小就一边在私塾读书，一边跟着本地基督教堂医院的一位美国教士学外语和生物学。据他自己说：“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受近世科学的恩惠，就是我现在对于生物学的兴味也还是在那个时候引起来的。我这时候虽然是大海里尝了一滴水，但是总算识得了咸味了。”
后来，刘文典又有机会到上海去求学，那里是新文化的中心，自然更是耳目一新。当时国家民族的现实命运，让无数热血青年的内心都充满了“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用刘文典自己的话说，“全怪那些满洲人作祟，若是把满洲人杀尽了，国家自然而然就好起来了，政治自然也清明了，生计自然也充裕了，内忧外患自然都没有了”。带着这种心理，1905年2月，刘文典来到位于安徽芜湖的安徽公学读书，在这里遇到了当时“排满”排得最厉害的经学大学刘师培，“我那时候正是抱着‘饥餐胡虏肉，渴饮匈奴血’的思想，在学校里‘谈’排满‘谈’得很起劲，做国文那就不用说了，地理、历史、伦理的课卷上总硬要扯上几句排满革命的话，所以这位先生也就最得意我，叫我到他家里去读书。”在此期间，刘文典参加了同盟会。
1907年，刘师培因受到清政府严密监控，偕妻何震、姻弟汪公权并好友苏曼殊一道，赴日本东京任《民报》编辑。刘文典在上海一所教会学校里混了一段时间以后，感觉不太适应那里的空气，遂决定留学日本。
这是刘文典与日本的第一次接触，时间大概在1908年底。到了日本以后，看到本师刘师培宗旨已经大变，提倡极端的无政府主义，不大热心讲中国的旧学，刘文典十分扫兴，也不常去请教。在此情况下，刘文典“就在日本沿门持钵，疗我头脑子的饥饿，今天从人学这样，明天从人学那样”，好在日本购书方便，于是他购买了《哲学概论》、《宇宙之谜》、《生命之不可思议》等西洋哲学书籍，深入学习西洋哲学知识，解决了内心的很多疑问：“我的世界观、人生观从此就略略定了，枝叶上虽然也学着时髦，时时有些变化，根本上却从来没有生甚么动摇。我从此把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思想上的枷锁一齐都扭脱了，承传的谬说和因袭的思想都打破了，只仗着理性的光明，不怕他四围的黑暗。”
这一次在日本，刘文典还遇到了他生命中的第二位恩师——章太炎。1906年6月29日，因《苏报》案入狱的章太炎出狱，蔡元培等齐集工部局门口迎接。当晚，章由同盟会总部特派代表迎往日本东京，主编《民报》。在此期间，应中国留学生之请，章太炎于1906年9月成立国学讲习会，在编辑《民报》之余讲授国学。1910年，经朋友介绍，刘文典拜在章太炎先生门下，跟他学《庄子》、《说文解字》等，直到翌年武昌起义爆发。很快，刘文典就离开了日本，结束了第一次留学生活。
“从此以后，我就时常去见中山先生”
如果说刘文典的第一次东渡生涯更多是为了求学，那么第二次则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辛亥首义成功后，刘文典回到上海，进入《民立报》担任英文翻译和编辑。《民立报》是著名报人于右任在上海创办的第四份报纸，与当时的革命党人有着密切的联系。同盟会会员来往日本、南洋、香港、广州及汉口等地者，多以《民立报》为联络中心。辛亥首义成功后，孙中山回国，最先到访的就是《民立报》。
据刘文典回忆，“有一天中山先生到报馆里来，大家一齐围着他，中山先生发表了一个简单的谈话。邵力子先生请他写几个字，要做铜版在报上登，中山先生拿起一张便条写了‘戮力同心’四个字，又请他写英文，他拿起毛笔又写了‘Unity is Our Watchword’四个字。”后来，刘文典还把这两张便条郑重地保存起来，夹在一本书里，视如宝笈。可惜卢沟桥事变后，他的藏书荡然无存，这两张墨宝也化为飞灰了。
由此可见，包括刘文典在内的革命党人，心是始终与孙中山一起的。1913年3月，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遭人刺杀，很快“二次革命”正式爆发。刘文典与于右任、邵力子和叶楚伧等革命党人以及安徽同乡、同盟会会员吴忠信、范鸿仙、殷芝露、金维系、高季堂等往来密切。1913年7月，刘文典曾与范鸿仙一道赴安徽芜湖，开会决议成立讨袁第一军和第二军，酝酿讨袁行动。据其子刘平章口述：“‘二次革命’枪声刚响，刘文典就参与了进去。尽管平时只懂得拿笔杆子，不能亲自上阵持枪杀敌，但刘文典依然在这场反对独裁、反对倒退的革命行动中，给自己找了一个合适的位置——运送伤员。”当时情境下，这无疑是令人感动而振奋的一幕。
“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签发命令，大肆搜捕革命党人。刘文典以《民立报》记者的身份，于1913年9月10日抵达东京，化名刘平子、刘天民，开始流亡生活。这是刘文典的第二次东渡生涯。
据《孙中山在日活动密录》一书记载，在日本流亡期间，刘文典曾多次与范鸿仙、吴忠信等人一道拜访同在东京避难的孙中山，常常密谈半小时之久。而正是在此期间，刘文典加入了中华革命党。据他本人回忆，“我亲炙中山先生是1913年在东京的时候，那时候中山先生组织中华革命党，我也流亡在东京，就和几位朋友一起加入”，“从此以后，我就时常去见中山先生。我那时候不过才二十多岁的一个青年，可以前什么也不懂，可是中山先生不把我当小孩看，一见面就谈天下大事，令我十分感奋”。新中国成立后，刘文典曾说过，他当时任中华革命党的党部秘书，孙中山的英文电报基本都是由他起草的。
流亡日本的日子里，刘文典并没有忘记学习现代文明，并通过给章士钊的《甲寅》杂志、陈独秀的《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以及上海的《新中华》杂志等做翻译、撰稿，不断向国人传播近世科学和现代政治知识，先后翻译了英国赫胥黎的《近世思想中之科学精神》、美国开国元勋之一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自传节选、英国保守主义思想家伯克的著名演讲《美国人之自由精神》等大量国外名篇名作，还亲自撰写了《叔本华自我意志说》、《英法革政本末》、《欧洲战争与青年之觉悟》等一系列介绍西方哲学和政治格局的文章，为当时沉闷而迷茫的国内读者指出了一条求变图存的道路。
当然，正如香港学者陈万雄所说:“作为辛亥革命运动的革命党人的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指导者，个别人物如蔡元培、陈独秀、刘叔雅、潘赞化等在辛亥革命中，在革命力量的组织、革命行动的推动上有较大的贡献。但总的来说，这批人包括蔡氏和陈氏，都是倾向学问钻研、学有专精的知识分子；在革命工作上又是较长于思想言论的鼓吹，教育文化的推广方面。尤其在辛亥革命后期，经多次革命行动的挫折，他们较疏离于日趋实际组织军事力量以图起事的革命主流力量。”
正因为如此，1916年底，妄图复辟帝制的袁世凯在国人的唾骂声中死去后，刘文典回到了中国。这一次，在陈独秀的介绍下，他进入北京大学，潜心学术研究，从此回到青灯黄卷、远避尘嚣的简单生活。
“日人对我之处心积虑，由来已久”
进入北大后，刘文典全身心投入，一方面认真读书教学，另一方面潜心著书立说。在陈独秀、胡适等同乡的支持下，刘文典完成了他的成名之作《淮南鸿烈集解》。一向主张白话文运动的胡适亲自为此书写下文言文长序，这让刘文典迅速在学术界奠定了地位。
这期间，刘文典的主要精力用于古籍校勘，并一度回到故乡安徽，主持筹建安徽大学。从1917年到1928年这十年里，刘文典与日本最大的关联就是翻译了两部日本生物学家丘浅次郎的生物学著作——《进化与人生》和《进化论讲话》。
20世纪早期，包括鲁迅在内的很多学者都纷纷撰文，介绍生物进化论和人类起源说，但这大都是一些零星的介绍。“伟大的五四运动，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唤起了中国人民的觉醒，推动了西方自然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很多人深深感到《天演论》并不能反映进化论的全貌，应该尽快地翻译出版达尔文著作，系统地介绍达尔文学说，让人们能够比较全面地了解进化论。”正是从这时候起，刘文典拿起译笔，开始翻译一些国外的生物学名著，如德国哲学家赫凯尔（今译作海克尔）的《生命之不可思议》、《宇宙之谜》以及日本丘浅次郎的《进化与人生》、《进化论讲话》等。
1920年11月，刘文典翻译的《进化与人生》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他正式推出的第一本译著。时隔六七年后，刘文典再次译出丘浅次郎的另一本学术名著《进化论讲话》。此书后由亚东图书馆出版，分上下两册。
胡适高度评价了这两部书的翻译工作，赞赏刘文典的“译笔竟是一时没有敌手”，并称其“不译书是社会的一个大损失”。为此，刘文典甚至动了一个念头，从此抛弃装点教授门面的古籍校勘工作，全力以赴译书，每天译一两千字，“丘浅次郎和永井潜两博士（都是生物学家而兼哲学家，后者名更大）的通俗一点著作，弟打算全都翻译”。
不过，尘事苍茫，时局多变。1931年9月18日，日本驻中国东北地区的关东军突然袭击沈阳，以武力攻击东北，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面对国难，本来一心向学的刘文典等知识分子不得不被时代的潮流裹挟，重新打量日本这个与中国一衣带水的紧邻。
在刘文典看来，日本并吞中国之心由来已久。1932年2月29日，清华大学举行“总理纪念周”，校长梅贻琦邀请时任代理中文系主任的刘文典作主题演讲。在演讲中，刘文典强调说：“日人对我之处心积虑，由来已久，最初当始于女皇时代，而其目的则决非以获得整个中国为满足，土耳其、印度、阿富汗，均其目的物也。”
后来，他又多次撰文并发表演讲，提醒国人警惕日本的军事野心。1932年9月25日及10月2日，刘文典在胡适等人主办的《独立评论》上连载发表《日本侵略中国的发动机》，他提醒国人：日本一直觊觎中国，“举国一致，定要吞并中国和亚细亚洲，以尽大和民族的天职，实现‘王道正直’的大理想”。北大教授傅斯年后来肯定这篇文章“是一篇值得国人永久注意的好文章”。而在1932年11月13日的《独立评论》上，刘文典又发表《日本侵略政治的历史背景》，并直言不讳地写道：“总而言之，日本这个民族，处心积虑要吞并中国，南自菲律宾群岛，北自黑龙江和俄属极东勘察加，在八九十年前早已视若囊中之物，志在必得，日本历年的内乱和对外战争其主因都全在这一点，什么满蒙政策咧，大陆政策咧，拥护既得权咧，都不过是一时诌出来的口号罢了。当局诸公既昧于日本的国情，又不能力图振作，把国家误到这步田地，是不足责的，今日号称知识分子的一班学者，如果不能看清楚这中间的因果关系，专在什么协定、什么条约上作精密的研究，也还是枝枝叶叶，无关大旨，决研究不出一点所以然来，和那些专讲究虚文的外交官之背诵非战公约、九国协定是一样的劳而无功。历史这件东西，不仅是叙述以往的陈迹，还可以用他判断现在的情形，推定将来的结果，所以我才说了这一大堆的废话。许多料想日本决不敢与全世界为敌的先生们，万一因我这番哓舌，肯去翻翻那些明治维新前的陈编旧籍，那就是大幸了。”
“我总要尽我的微力”
面对日军的步步紧逼，国民党军队一度奉行“不抵抗政策”。结果，不抵抗换来了更大的灾难。
1933年3月4日，日军先头部队以128名骑兵兵不血刃地占领了热河省会承德。热河沦陷，举国震惊。一时间，国人心中弥漫着消极悲观情绪，即便是在刘文典所在的清华大学教授群体中，亦有不少这样的人。刘文典就曾在一篇文章里提到过，“热河失守之后，卢沟桥炮响以前，我在北平清华园里，和某君有一场热烈的辩论。此公是悲观的、消极的，认为中国是怎样都不行的。他说中国绝对不可以和日本打仗，如果不度德、不量力的打起来，简直是自取灭亡。”不过，在刘文典看来，文天祥、陆秀夫、史可法、张煌言诸公的精神永不会消灭，岳飞、曲端、李定国、郑成功现在仍然活着。他说，从前读匈牙利史学家埃密尔·莱布氏的书，有这样的几句话：“自古无以战亡国者。能战者纵一时败亡，终有复兴之日，惟不敢一战之国家民族必然灭亡，且永无恢复之期耳。”为此，刘文典坚持认为，纵然是战事毫无把握，必定亡国，为后世子孙光复旧物计，也不能不拼命一战。
在此思想的驱动下，刘文典遂决定在紧张的教学之余，埋头翻译日本陆军大臣荒木贞夫的《告全日本国民书》，经常熬夜到两三点钟，天亮了，夹着教具就去给学生上课，有时候，疲惫得连话都说不出来。《告全日本国民书》的作者荒木贞夫出身武士家庭，在担任陆军大臣后极力推行日本的法西斯化，是日本皇道派的领袖人物。“九一八”事变后，他写成这本宣传册，向日本国民和世界人民推行所谓“拥护世界和平”、“无可伦比”的道德观。在书里，他公然宣称，“我们的奋起是要为贯彻皇道的，是要把这个大道德施行于全世界的。我军将士，心里热烈的怀抱着这样的大信心，所以在将死的时候高呼‘天皇陛下万岁’，做出世界各国都惊讶的举动来。”按照他的理论逻辑，他们进军中国东北，不是侵略，而是推行皇道，守护东亚的和平。
这种荒唐的政治逻辑，很早就被刘文典看穿了。在荒木贞夫写出《告全日本国民书》的同年，刘文典就冒着外界“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的误解，全力以赴将这本书翻译成中文。“自从沈阳的事变发生以来，当局和民众把日本误认为一个欧美式的现代国家，以致应付无方，把国家败坏到今天这样，推原祸始，全是由于对日本的认识错误。然而，从今天起痛自悔悟，也还不算过迟，所以我以一个学问知识思想都落伍的人，凛于‘侨将压焉’之惧，把那些支离破碎的线装书暂且束之高阁，来翻译荒木贞夫的这部书。无论大家怎样的不了解日本，不肯了解日本，我总要尽我的微力。”尽管明知道这可能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行为，但刘文典坚持了一个知识分子起码的道德操守和文化自觉，义无反顾地“一气把它译完”。
刘文典翻译这本书，得到了国内有识之士的赞赏与支持。1933年5月，《告全日本国民书》的中文译本由天津大公报馆正式出版，书名由胡适题签。在日本军国主义势力虎视眈眈的时刻，刘文典适时出手，让国人洞悉了对手的“意见、政策和野心”。
日本此时在刘文典内心构筑的图景是复杂而多变的。1936年春，根据清华大学的教授休假安排，刘文典赴日本大阪等地访学，途中经过奈良的日本著名遣唐留学生晁衡之墓，有感于中日之间曾经的情谊，不禁心潮起伏。而此行中日本静安学会等同人的盛情款待，又让刘文典一时恍然，为此他特意赋诗一首，表达内心的复杂感情：“读骚作赋鬓华生，又访奇书万里行。舟过马关魂欲断，客从神户自来迎。既知文物原同轨，何事风波总未平。记取今宵无限意，长期相敬莫相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