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晚上天色不太好。可父亲也来了，实在很难得。
父亲说：“你们爱吃花生吗？”
我们争着答应：“爱！”
“谁能把花生的好处说出来？”
姐姐说：“花生的味美。”
哥哥说：“花生可以榨油。”
我说：“花生的价钱便宜，谁都可以买来吃，都喜欢吃。这就是它的好处。”
父亲说：“花生的好处很多，有一样最可贵：它的果实埋在地里，不像桃子、石榴、苹果那样，把鲜红嫩绿的果实高高地挂在枝头上，使人一见就生爱慕之心。你们看它矮矮地长在地上，等到成熟了，也不能立刻分辨出来它有没有果实，必须挖出来才知道。”
我们都说是，母亲也点点头。
父亲接下去说：“所以你们要像花生，它虽然不好看，可是很有用，不是外表好看而没有实用的东西。”
我说：“那么，人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只讲体面，而对人没有好处的人了。”
父亲说：“对。这是我对你们的希望。”
我们谈到深夜才散。花生做的食品都吃完了，父亲的话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上。
唯愿在这当下的中国，我们都牢记许教授的“落花生”风格及精神，力争“做有用的人，不要做只讲体面，而对人没有好处的人了”。地山先生显然非常欣赏“落花生”精神，一生以“落华生”笔名自诩。
今年是蛇年，地山先生有一短篇《蛇》也非常值得国人深思及熟读。其文如下：
在高可触天的桄榔树下。我坐在一条石凳上，动也不动一下。穿彩衣的蛇也蟠在树根上，动也不动一下。多会让我看见他，我就害怕得很，飞也似地离开那里。蛇也和飞箭一样，射入蔓草中了。
我回来，告诉妻子说：“今儿险些不能再见你的面!”
“什么原故？”
“我在树林里见了一条毒蛇：一看见他，我就速速跑回来；蛇也逃走了……到底是我怕他，还是他怕我？”
妻子说：“若你不走，谁也不怕谁。在你眼中，他是毒蛇；在他眼中，你比他还毒呢。”
但我心理想着，要两方互相惧怕，才有和平。若有一方大胆一点，不是他伤了我，就是我伤了他。
地山先生在此文中主张的“要两方互相惧怕，才有和平”，何尝不能为建立和谐社会及实现“中国梦”借鉴？和谐社会的一个起点是“互不伤害”。“互不伤害”与英文里常说的“Do no harm”可谓一脉相承。
此处提到的两篇短文大致也概括了地山先生贯穿一生的人性思考及社会关怀。地山先生于1893年出生在台湾台南一书香门第，自幼受到良好的传统教育，在少年时又接触西学并学习英语。他在燕京大学本科毕业后，即于1923年负笈西渡，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宗教史及宗教哲学课程，并于1924年获硕士学位。地山先生旋即来到英伦三岛，到牛津大学继续研习宗教史、印度哲学及民俗学、梵文、希腊文等课程，于1926年在牛津结业经印度短期进修后才回国。回到国内后，他先后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诸学府任教，并兼任《燕京学报》编委（1—17期）。虽然在20世纪20年代地山先生即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风云人物，但从上述的学术背景可以看到，他实际上是受到严格学术训练的宗教学学者。其《道教思想与道教》、《摩尼之二宗三际论》、《道教源流考》、《佛藏子目引得》等都是我国学者研究宗教学的开创性学术成果。陈寅恪曾撰《论许地山先生宗教史之学》一文﹐对许先生的学术作了极高的评价，对其宗教史研究尤为推崇：“寅恪昔年略治佛道二家之学，然于道教仅取以供史事之补证，于佛教亦止比较原文与诸译本字句之异同，至其微言大义之所在，则未能言之也。后读地山先生所著佛道二教史论文，关于教义本体俱有精深之评述，心服之余，弥用自愧，遂捐弃故技，不敢复谈此事矣。”除宗教研究方面的著作外，地山先生还致力于历史（编著有《达衷集（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史料）》）、印度文学等方面的研究。其去世前完成的最后一篇文章题目为《国粹与国学》，于1941年7月在香港的《大公报》发表。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尚能找到的地山先生著作至少有33种，涉及宗教、历史、翻译、小说、散文、戏剧、儿童文学等方面。可能由于严格的宗教学训练的缘故，地山先生即使在文学创作上也经常富于宗教哲理，时时刻刻显示出一名真正学者的风范。为了满足其无穷无尽的求知欲，地山先生在牛津时即有“书虫”之称。其后来在香港的书房及藏书印皆以“面壁斋”为名。“书虫”也好，“面壁”也好，都反映了地山先生发奋读书、致力学术人文研究的美德及才华。
当然，世人熟知的许地山是文学家，他的文学影响的确极其深远。除上面提到的《落花生》等脍炙人口的作品外，其小说《春桃》早在20世纪30年代即发表，在1988年被拍成电影并由姜文、刘晓庆主演后，在翌年即荣获中国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及最佳男女演员奖。其文学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不过，许多人不知道的是，地山先生还是一流的教育家。1935年经胡适先生推荐，许地山就任香港大学中文系教授及系主任。地山先生可能是香港大学不是第一个就是第二个有教授头衔的中国人。香港大学为港英政府于1911年在香港建立的第一所大学，主要培养高级管理人才，强调西学西化，除中文系的教学外，其他所有课程都是用英文的。这一传统一直沿用至今。在1935年遴选中文系主任一职时，港大校方要求参选人必须符合下列条件：精通国学，通晓英文，富管理才华，广东籍或至少能说流利广东话。地山先生可谓样样具备，为合适人选。在任职港大期间，他致力于香港大学中文系教学的改革及学科发展。在他的努力下，著名学者马鉴（1883—1959）及陈寅恪（1890—1969）先后在港大中文系任教。早在20世纪20年代，在北平的兄弟学人中即有“一钱（玄同）”“二周（鲁迅、周作人）”“三沈（沈士远、沈君默、沈兼士）”“五马（马裕藻、马衡、马鉴、马准、马廉）”之说，马鉴赫然在列，可见影响之大。马鉴自1936年加盟港大后，一直在中文系任教。香港于1941年底沦陷日本铁蹄之后，港大只好一时关闭。马鉴在1942至1945年到国内教书，1946年回到港大中文系继续任教，直到1951年退休。民国泰斗蔡元培在1940年病逝香港前曾为马鉴的书房“老学斋”题写对联如下：“万卷藏书宜子弟，十年种木长风烟”。此联可谓对马鉴作为成功家长及教育家的最好写照。马鉴对许地山非常尊重，对其学术研究尤其佩服。他曾经告诉港大另一位同事陈君葆说，“稍假他以这时日，地山的成就是会超越过胡适之很多的。”
许地山对港大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延聘杰出学者陈寅恪。1940年，陈寅恪为了应英国牛津大学之聘，离开昆明赴香港，准备由此转赴英国，但是由于战争之故，他一时无法离开，被迫羁留香港。许地山为了港大，为了一代学人陈寅恪，竭力安排港大聘任陈为港大中文系客座教授。为陈寅恪到港大任客座教授事，地山先生在1940年8月给港大校长的英文信中写道，陈寅恪乃著名学者，其中外文著作不时出现于美国和日本等国的重要学术刊物上，地山先生还向校长提到，在陈抵港大后，他可以为本科生讲授唐史专题以及主办公开演讲，题目包括魏晋历史及《秦妇吟》等。地山先生的努力取得了成功。陈寅恪先生确实来到港大并授课于该校中文系。许地山先生特地以香港大学中文学会的名义于1940年11月22日在薄扶林运动场举行了欢迎陈寅恪的聚会。港大冯平山中文图书馆馆长陈君葆最早到达欢迎会场，并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好些时没有走进那里去了，今日天气陡变吹的很劲的东北风，向晚的云似乎表示做下雨的模样，我站在球场沿边的铁丝网里边望望，海面却异样的平静，默示着战时可怕的寂静。香港过去的繁荣，好些年前做学生时期的光景一时都呈现在回忆的脑际。运动场里今天没有人来玩球，觉得格外的孤寂，左顾右望不禁有点悲从中来，但这悲感也许是因为看见屠场里的牛群而引起的。世界岂不一样地是个屠场么？究竟谁是刀俎，谁为鱼肉！散会后许先生陪陈寅恪先走，我和吴正廷等冒雨步行回图书馆。”尽管陈在香港时间不长，且此时的香港随时笼罩在陈君葆所提的“屠场”或沦陷在战火之下的阴影中，但香港在陈寅恪的学术生命史上仍然占有重要地位。他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就是在香港大学完成的。在1941年许地山过世后，陈寅恪一度还担任港大中文系主任的职位，港大校方甚至准备任命陈一个永久的中国史教授职位。可惜由于日本占领香港，港大一度关闭，任命陈为永久教授的计划可惜地化为泡影。陈寅恪在饥饿困顿的情况下，最终于翌年（1942）5月逃回内地，失去了在港大长期任教的机会。尽管如此，陈寅恪显然对港大很有感情。1942年5月1日，他写了一封给陈君葆及中文系同事马鉴的信，告诉他们他准备很快离港，打算离开前到港大冯平山中文图书馆和中文学院作最后一眺望。他在信中称港大为“数年来托命之所”，并悲叹可能在离开后，“今生死无重见之缘，李义山诗云，他生未卜此生休，言之凄哽”。几天后的5月5日，陈寅恪离开香港，回到内地。他与港大的姻缘就此打住了。
除了延聘如陈寅恪等大家并致力发展港大中文学科外，地山先生在任教及执掌港大中文系期间，还大力弘扬及推广中国文化及文学，主张用拼音教授汉语，并研究香港史及文化，可谓现代香港史研究的先驱。由于地山先生会英文、国语及广东话，他充分利用自己的语言优势及港大教授的地位，为中国国学及文化在香港发扬光大到处播种，为正沦陷在日本铁蹄之下的中华民族的存亡振臂疾呼。1935年10月10日为中华民国国庆日，地山先生用英文向港大学生演讲，呼吁学子要团结一致，要学好真正的知识和培养坚强的性格。1939年他用英文演讲《中国古玉研究》，1941年4月在欢迎港督访问港大时用英文致辞。在港大期间，地山先生也用英文撰写著作。如他曾用英文撰写118页打字稿的一篇佛教论文， 题目为《佛教泛神论思想在印度与中国的演进》（“The Development of Buddhist Pantheistic Thought in India and China”）。1938年他用英文撰写《武训》一文并发表。在弘扬中国学术方面，地山先生更是不遗余力。他在香港发表的下述公开演讲即是明显例证：《中国文艺之精神》（1935年9月19日），《佛学与现代文化》（1935年11月10日），《鲁迅对中国新文学之贡献》（1936年11月），《汉代的社会生活》（1938年3月），《中国文字底命运》（1940年1月），《拼音字和象形字的比较》（1940年6月）等。在指导一般香港人学习中文及文化方面，地山先生也身体力行，不辞辛劳。1935年12月他用国语演讲“如何读书”，1936年撰写剧本《西施》并由陈君葆导演在港大大礼堂公演，并多次出任香港中文演说及写作比赛的评委，甚至数次到中小学讲课。在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方面，地山先生利用自己的学术地位及社会影响更是不断摇旗呐喊和献策献力。1936年3月他发表公开演讲《中国之命运与青年》，1936年7月演讲《中华民族之衰落原因及其补救办法》，1937年12月与林语堂、郑振铎、汤用彤、简又文等发起并组织“中国非常时期高等教育维持会”并发表《保卫文化，完成救亡使命》的宣言。1939年1月他发表《中国思想中对战争的态度》，1939年7月相继发表《忆卢沟桥》及《七七感言》，1941年5月发表《青年节对青年讲话》等。
当然，除大量的社会活动及学术演讲外，地山先生的主要精力还是在港大中文系的管理及教学方面。在港大最后几年，地山先生每周授课20小时以上，讲授的科目有十几门之多。地山先生甚至亲自教授梵文。应该指出的是，尽管地山先生志存高远，学术渊博，对学问精益求精，但他并不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书呆子。他实际上很会享受人生。例如，他喜爱摄影，1935年12月曾以其得意的摄影作品《风入松》参加香港《工商日报》的摄影比赛。地山先生也酷爱旅游，尤其难得的是他还弹奏一手琵琶。须知摄影和弹琵琶在今天都是十分时尚的爱好。地山先生还交游广泛，并待人以诚，深得同事朋友及学生爱戴。陈君葆先生在其日记里记道，他在地山去世33年后的1974年11月14日仍梦见与地山先生聊天，可见友谊之深厚。可惜天妒英才，1941年8月4日地山先生在其香港寓所因心脏病突发而溘然去世，享年仅48岁。天不假年，奈何！
鉴于许地山先生在香港的巨大影响，他去世后全港学校下半旗并各钟楼鸣钟致哀。甚至香港一位小学五年级学生都撰文悼念。这位名叫谭荪的小学生在悼文中写道，“南中国陨了一颗文星，但世人永存着不朽的‘萤灯’（此为地山先生为儿童所写作品——引者注），我痛哭这位文化的伟人，纪念爱护我们的导师，落华生！……呵，呵，我们民族解放战争的文化勇士哟！我们中国热心不倦的教育大家哟！你竟死了！但你的道德文章永远光明！”地山先生的灵枢安葬在香港岛薄扶林道中华基督教坟场甲段11段A三穴之2615号。许地山的追悼会在1941年9月21日举行，400多人参加。著名作家端木蕻良的挽联写道，“未许落花生大地，徒教灵雨洒空山”。陈寅恪在许地山的追悼会上也致送了下述挽联：“人事极烦劳，高斋延客，萧寺属文，心力暗殚浑未觉；乱离相倚托，娇女寄庑，病妻求药，年时回忆倍伤神”。陈君葆评价说，“挽联中以陈寅恪的乙对为最亲切有味，可谓情文兼至。”的确，陈氏此联融入了深厚的公谊私情。上联主要写许地山作为学者及学科领导的辛劳。“萧寺属文”，缘于许地山喜欢于寺院避静，看书为文。常去的地方包括香港的青山和大屿山的寺院。下联则侧重陈寅恪与许地山的私谊。1939年，陈寅恪和妻女到了香港，得到许地山招待。因为陈妻当时正患心脏病，陈只好把“娇女”和“病妻”托许地山照料，寄寓许家，自己只身到昆明西南联大任教。而今地山驾鹤西归，令陈氏有“年时回忆倍伤神”之悲。1950年邓尔雅先生在为许地山墓碑重写碑文后，题诗如下：“无双许叔重，汉学此儒先。祭酒如南阁，说文兼梵天。道山归忽久，化雨润常宣。下马陵依旧，书碑近十年。”地山先生逝世后，其上万卷藏书中的西文藏书大都收藏在香港大学图书馆，但遗憾的是其有关中国宗教方面特别是道教方面的珍贵藏书，在20世纪50年代由刚成立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图书馆以重金购走。
2011年为港大建校百年纪念年。地山先生当年精心呵护的中文系现今也已发展成为港大的中文学院，有中国历史、古典文学、现代文学及翻译等专业。2013年为许地山教授诞辰120周年及香港大学中文学院（中文系）成立85周年志庆。为纪念地山先生对该校及中文学院的贡献，港大档案馆与中文学院于2013年4月及5月特联合主办《空山灵雨落华生：许地山教授手稿珍藏特展》。该展览内容大多为第一次公开，其中包括许教授的珍贵手稿，更是难得一见。本人盘桓展览，睹物思人，抚今追昔，深感有必要根据此展览的珍迹及陈君葆日记相关内容向内地同仁介绍我心目中的许地山先生。许地山先生在多年前把其随笔编为一书，题名为《空山灵雨》。地山先生在此书的弁言中写到，其随笔“杂沓纷纭，毫无线索，故名《空山灵雨》”。窃以为空山灵雨或空谷灵雨或许更能够反映地山先生的伟大人格及学术人生，同时与其研究佛教及道教之学相近。故此文以《空谷灵雨许地山》为名，作为心香一束，遥祭地山先生在天之灵。并祝地山先生全力扶持的香港大学在成立后的第二个一百年里放出更大的光彩。
2013年春于香港大学新世纪校园
（本文在撰写中得到香港大学档案馆馆长Stacy Gould女士及助理馆长张慕贞女士各种帮助，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