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购置这所与他原住房相近的房产，我在二、三十年前看《周作人日记》时就注意到了，周作人在1941年10月5日曾记下“为定买西院后十五号房屋，付定钱百元。原价五千元”，最后能砍价到一千多元，很牛！据说这是他为可能回京居住的女儿静子一家买的。购房本是平常事，旁人无须说三道四。但令人瞩目的是，在此前后周作人家置业破土修房诸事不少。
如1941年初换室内地板，从高岛屋购地毯廿四尺，156元；8月又经市财政局批准收买门外公地，约有半亩，价二千三百十五元，不久即建成西跨院瓦房12间，灰脊平房8间，廊6间（据1987年周丰二先生应我之请绘制的八道湾11号说明）；同时请匠人来折改东屋，建小楼藏书；至年底付木厂钱即达一万五千元；1942年9月又购西邻13号宅，地约一亩，房十间半，价一万三千二百元。不久打通四处院落，加上原宅11号的四亩地，八道湾周家俨然成了大户。此外还几次添置狐皮衣裘领等，加起来也近二千元。（以上金额系敌伪时期发行的联准票，一千元相当于旧法币一百元）凡此等等都说明此时的周作人已非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侵占北平后他自称的“每月有200元就可维持生活”的“苦住”者苏武了（分别见周作人1937年8月26日致陶亢德，1938年7月10日婉辞促其南行的叶公超语），因为他果真成了人们所担心的李陵。
周作人自1939年1月1日遇刺后，即成惊弓之鸟，不仅接受了伪警察署侦缉队三人进宅护卫，且在7日接受了伪北大图书馆馆长职，辞去月薪只有百元的燕京大学客座教授。1940年12月19日被汪伪国民政府任命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暨常务委员，兼教育督办，次年1月出任督办职，即此一任，就收到政委会交付的六个月特别预备费，每月五千元。此后他接连兼任伪华北文艺协会顾问、伪东亚文化协议会会长、伪北京图书馆馆长、伪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副理事长等职。及至1943年2月他被其他汉奸排挤掉督办职后，仍保留其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和俸给二千元（有时折实为1825元），3月他又得到汪精卫电，被追任为伪国府委员，每月俸禄二千三百元；4月接受汪的邀请，赴南京晋见并讲学游览，汪赠六千元。所以不算其他众多虚虚实实职务的各种名目俸给津贴，仅华北政委会委员和国府委员二职，其所得已远远超过原来所需的200元了。
那时，他的子侄都已工作（唯在中学读书的周丰三也在1941年3月24日自杀身亡），所以他把收入的部分资金投入购置房产和建屋装修中。我真不知道他要那么多房产干吗？回想1944年当他看到其兄鲁迅遗孀朱安因战局通邮不便，与上海的许广平失去经济联系而生活困顿时，竟出馊主意——出售鲁迅藏书，闹得沸沸扬扬。其实，原八道湾11号房产的三分之一应为鲁迅所有，他若代为出租，朱安依靠宫门口和八道湾两处出租房的租金，生活也可维持，不会比在上海无房产需付昂贵租金，又遭日寇逮捕、监视，无固定生活来源的许广平母子差多少，更不致债台高筑。但是他给大嫂出的竟是下策，无非是要出鲁迅和许广平的“丑”而已。但最后的结果是，在抗战胜利后他本人被关进南京监狱，家产被抄，他名下的房产没收充公。诚可谓“一枕黄粱”，由此观察周作人的思想、心态及人生，不由人兴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