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植物志》拉丁文版书影
卜弥格，原名米歇尔·博伊姆（Michel Boym，1612—1659），波兰耶稣会传教士，被誉为波兰的马可·波罗。卜弥格是欧洲真正意义上对《马可·波罗游记》作出诠释的先驱，是系统地向欧洲介绍和研究中医、中草药的第一人。
卜弥格的一生极具戏剧性：14岁时，他得过一场大病，在生死未卜的煎熬中他曾立誓——如能康复便献身于远东的传教事业。17年后，卜弥格未忘初心，从葡萄牙里斯本扬帆出发前往东方。历史就是这般精彩和耐人寻味，卜弥格怀着“中华归主”的信念不远万里、九死一生奔赴中国，不仅受到南明小朝廷的接待，还被皇帝封官加爵，竟阴差阳错地成为中国的使臣。肩负使臣重任的卜弥格跋山涉水、远渡重洋回欧洲搬救兵，不料在欧洲又遭到冷遇、非难甚至驱逐。坚忍三年，卜弥格终于得到罗马教廷的认可，回到心心念念的中国，可中国却早已改朝换代，有知遇之恩的一朝天子也已成为刀下鬼，钦定的使臣却因与前朝旧主交好而无落脚之地，最后辗转轮回，终因长期劳累病逝于广西边境，真可谓“出师未捷身先死”。而关于他的研究和成就，或被剽窃、或被盗名、或被冒名，这在三百年前就是欧洲学术界争议的热门话题，连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这样欧美公认的中国学领袖都没有完全解开有关他著作的桩桩悬案。
卜弥格仅仅四十七载的一生是短暂的，时至今日他那传奇的故事也鲜有人知，然而他的人生却是悲壮而辉煌的：奔赴远东传教多次死里逃生，与永历皇帝交好并有知遇之恩，获任南明使臣并身着大明朝服回罗马搬救兵，成为系统地将中医西传并对中医开展深入研究的第一人，成为中欧外交史上的第一位使臣。自他提笔著述中国的历史、地理、科学、文化、风土人情等方方面面时起，他就已经在事实上把他后半生的时间和精力都献给了“向欧洲介绍中国”的使命，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和波兰汉学的奠基人，同时，他也是中国与波兰友谊的开拓者。
出身贵族的卜弥格是一名画家，他在生前唯一出版过的著作——《中国植物志》（拉丁文原名Flora Sinensis）中绘制了19幅植物图和8幅动物图，详尽地描述了每一种植物的样貌，从叶子的大小、宽窄，到树干的高瘦，到树枝及其花果的颜色、形状，再到果瓤的质地和颜色，无微不至，不少果实都给出了剖面图。卜弥格笔下这些绚丽多彩、笔触细腻的动植物插图配以中文和拉丁字母，着实赏心悦目。书中虽然难免出现一些疏漏，比如他把柿子误称为“柿饼”，把无毒的“蚺蛇”标为“蚺毒”，但瑕不掩瑜，卜弥格因此被冠以植物学家的头衔，他亦受之无愧。波兰汉学家爱德华·卡伊丹斯基（Edward Kajdański, 1927—）是研究卜弥格的专家，他说卜弥格的《中国植物志》中动植物的介绍和插图，是欧洲近一百年来人们所知道的关于中国动植物的唯一资料。
《中国植物志》的配图已让卜弥格的绘画才能崭露头角，他的这一才能也为他的《中国地图集》（拉丁文原名Magni Catay. Quod olim Serica et modo Sinarum est Monarchia. Quindecim Regnorum. Octodecim geographica Tabula）的绘制锦上添花。绘制中国地图的传教士不止卜弥格一个，他前有古人后有来者。然而，毫不夸张地说，卜弥格的地图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是无人可望其项背的，其详尽程度与其他早期传教士的地图不可同日而语。卜弥格绘制的《中国地图集》包括15幅当时的行省图、1幅辽东图、1幅海南岛图和1幅中国全图。即便以现在的技术标准来看，卜弥格所绘制的当时的中国全图在准确性上仍不逊色。《中国地图集》中的动植物图像大多来自于卜弥格的《中国植物志》，然而，其中各个行省的动植物图像则是《中国植物志》中所没有的，如“南京”图中的牡丹、广东省地图中的荷花和浙江省的金雀等。由于他在地图中的署名都是中文名，而当时能读懂中文的欧洲人可谓凤毛麟角，所以直到后来才由伯希和确认此地图集为卜弥格所作。遗憾的是，此集未曾发表过。卜弥格绘制的地图不但色彩鲜亮，而且还配有大量插图：有人物说明、当地物产、矿藏和代表性动植物等，实为科学与艺术结合的佳作。
《中国地图集》中介绍了中国近四百个金属矿藏及其分布，俨然一部中国地理物产的百科全书。同时，他还把当时欧洲人所感兴趣的丝绸、玉器、人参和燕窝等物产，都作了详细的介绍，在谈到丝绸时，还谈及“丝绸之路”的形成，可见卜弥格作为一个地理学家对其研究之深。卜弥格所配的插图色泽艳丽、精致且珍贵，使得这些地图更为奇异而有趣。
众所周知，自16世纪以来，马可·波罗带回的关于中国的地图一直是后来大制图家们绘制地图的主要参考来源，卜弥格根据自己的实地考察和已有的知识，考证、修正和诠释了《马可·波罗游记》中涉及的诸多名称。地理图册拉丁文全名为《大契丹，过去的丝国即中华帝国》，单从名称就可以看出卜弥格这一地图册在当时的地理知识领域的前沿性和科学性，其不畏权威、坚持真理的胆识的确难能可贵。而他的这一做法，恰恰也唤起了西方人对于那段受马可·波罗影响的历史的回忆，并修正和推进了西方人对于中国地理的认识。卜弥格就是这样用手中的画笔和颜料为当时好奇的欧洲人打开了一扇了解东方的门，同时也点亮了一条通向中国这个奇异之邦的神秘之路。
中医对于卜弥格来说绝非异国情调的灵性消遣，他与中医的渊源亦非偶然。卜弥格出生在一个医学世家，父亲帕维乌·耶日·博伊姆（Pawe? Jerzy Boym，1581—1641）曾在帕多瓦一所当时号称“学者制造厂”的大学学习医学，后来曾担任波兰国王的御医。帕维乌·耶日·博伊姆在自己的遗嘱中表示，要他的儿子和孙子们都去意大利学医。虽然在当时看来，卜弥格“离经叛道”地选择了神学专业而并未继承父亲的衣钵从事医学学习，但是这丝毫不影响他对医学的痴迷，即便是在《中国植物志》中，他所选择的很多动植物都是在中医中可以入药的。研读中国经典中医药著作之余，卜弥格也会作一番自己的研究，并形诸文字。
卜弥格是目前所知把《黄帝内经》和《脉经》介绍给西方的第一人。《黄帝内经》与《难经》、《伤寒杂病论》和《神农本草经》并称中国传统医学四大经典著作，是我国医学宝库中现存成书最早的一部医学典籍。《脉经》由西晋王叔和撰于公元3世纪，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脉学专著。
卜弥格不仅仅是一个中医传播者、中医著作的翻译者，他更是一位中医的学术研究者。从他对天人相应、阴阳五行、望诊、切脉的详细介绍和对二十四种脉象的理解与对中医理论的驾驭，以及从他提供的穴位图、尺寸图、内脏图、脉位图、36幅舌图和289种中草药方以及中草药图上，足见他对中医的理解之深刻、功力之深厚。
卜弥格在《中国植物志》中曾惊叹：“这整个中国的土地是多么美好，那里的大自然比任何地方都要慷慨和大方。”短短一句话，掩饰不了卜弥格内心的激动与喜悦。从他那激动的文字中，我们感受到一位作者对中国土地深沉的爱；从他为肩负中国使臣这一艰巨且神圣的使命而感到的骄傲与荣耀中，我们感受到一位臣子对永历皇帝的忠与爱；从他为没落的南明搬救兵而忍辱负重中，我们感受到一位悲壮的勇士对中国百姓所饱含的深情。
虽然他已经离开了三百多年，但是他为中国和波兰两国交好、为中西文化交流和东学西传的研究留下的物质和精神遗产却是永恒的。三百多年的历史纵横，中国把他忘记了，世界也把他忘记了。近期由张振辉和张西平教授翻译的《卜弥格文集》将这位中国最早赴欧使者、中欧文化交流先驱的事迹展现在中国读者面前。当人们为养生把中医提上日程、当欧洲有11个国家设立中医药研究所之时，我们应该怀念这位把中医介绍到欧洲的先驱；当西方文明似乎即将威胁到当下中国文明的自信心、中国向西方寻找答案之时，我们应该怀有文化上的自觉，要清楚四百年来东西方是相互融合、相互抚育的伙伴关系，全球化的每一个阶段都伴随着西学东渐和东学西传，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都有其各自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