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星云大师画像”由本报编辑郭红松所绘，并由文化部部长蔡武在“星云大师一笔字书法展”期间作为礼物赠送给了星云大师
星云大师为中国紫檀博物馆馆长陈丽华题写“佛”字本报记者 马晓毅摄
由文化部、国务院新闻办、中央电视台、国务院侨办、对外友协、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等主办的2013“中华之光——传播中华文化年度人物评选”颁奖典礼近日在北京举行。获奖的十位个人和一个团体来自世界各地，代表了不同的文化领域，其中就包括为世界和平与文化交流贡献卓著的星云大师。
在星云大师下榻的中国紫檀博物馆，记者有机会聆听了他的开示，并现场亲识了其“一笔字”书法的神韵。
星云大师已87岁高龄，当天见到他时，虽然行路缓慢，但神朗气清，思维敏捷，言谈清晰睿智。他的眼睛虽因糖尿病致视物模糊，但与多人对坐而谈，谁坐何处，尽在其心中。可谓：面对大千世界，依然神闲气静；处于纷纭世事，却是满怀信心。
前些年，星云大师试写“一笔字”书法，而后竟一发而不可收。观其近作，更感到信笔任墨，收放自如，灵动自然，自成体式。
星云大师的笔法朴拙中融入圆转流动，法不求与古人同，而神亦自足。胸中无尘埃，自有艺术澄明之境界。对于大师本人，尚属独辟蹊径，弘法利生，传播佛教和中华优秀文化；对于观者，则是可尽享艺术之美，提升道德境界，感悟人生智慧。
一幅油画
2000年初春，记者到洛杉矶专程采访中国留美画家李自健，他因创作油画《南京大屠杀》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
尽管此前已通过各种途径看到过《南京大屠杀》，但在李自健的住处，当记者亲临现场目睹这幅巨作时，还是被其强烈的表现力震撼住了。
李自健在谈《南京大屠杀》的创作过程时，反复提到一个名字——星云大师。“如果没有星云大师的支持和理解，我不可能有这种能力创作这样一幅作品，并如此引起世人的关注和日本人的恐慌。星云大师是我的指路明灯。”
随后，记者在李自健的引领下，前往西来寺参访，不巧星云大师外出弘法，但西来寺恢宏的场面和静穆的气势让记者印象深刻。
此后，光明日报率先浓墨重彩地报道了李自健创作油画《南京大屠杀》的过程，以及这幅油画在世界各地展出过程中与日本右翼分子斗智斗勇的故事。这在国内媒体是第一家。
至于星云大师与油画之间的故事，以及他心中那种面对民族灾难永志不忘的悲悯情怀，记者限于当时版面没有给予过多的笔墨。恰值此次星云大师在京停留，不期然，他与记者再次讲起了这段故事。
星云大师说：“我出家的时候，师父给我起名叫‘今觉’，后来我在寺院读书，偶然在图书馆翻到一本王云五的辞典，里面有‘星云’两字，‘星云’是时空里面最大的。所以，我就想，我人虽还小，但应该将来在虚空天地之间有所作为，我就叫作‘星云’吧。”
在星云的生活中，对他影响最深的人是外婆。星云出生于1927年，据说生下来一边脸是红的，一边脸是白的，独特的外貌一度吓得母亲不敢喂他。
星云大师说：“我有个很好的外婆，她是做园田的，很勤劳，每天早上三四点起来铲菜挑到早市上卖，我也起来帮她的忙。我虽然年纪小，却很喜欢做家务。外婆喜欢我，我也喜欢她。外婆是信佛的人，我后来出家完全是受她的影响。我觉得，像她那样慈悲，那样善良，那样祥和，在人间也是很不容易的。怎么样才能像她那样做人呢，出家做和尚可能就跟她一样了。”
星云从小就跟外婆出入寺庙，吃斋念佛。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外婆是一盏温暖的明灯。
然而，宁静的生活很快就被战乱打破。1937年12月13日，大雪纷飞，日寇攻占南京。10岁的星云披着被单，跟着外婆随逃难的人群一路向北方跑。回望南京城，火光冲天——日寇正在进行南京大屠杀。逃难中的星云和外婆在路上碰到了日军，苦难就此降临。
星云大师回忆道：“日本兵来了以后，在我的家乡扬州，四处烧杀抢掠，一个鬼子把我的外婆摔倒在稻草里，正要点火时，突然听到另一个鬼子说了句什么话，就走开了，外婆万幸躲过一死。类似这样的情况，我还经历过好几次。后来，年近60岁的外婆又被日本鬼子抓去煮饭，结果寒冬季节，外婆又不知什么原因被他们残忍地扔到长江外的运河里，水滔滔地流，外婆不会水，但因为冬天穿着棉衣，就在水上漂，她使劲扑腾抓住了一艘船的铁丝，才没有被冲到江里淹死。”
战争的阴云不断影响着星云的生活，残暴的日寇烧毁了他的家乡江都小镇，四间草屋荡然无存。星云的父母都是老实农民，育有四个子女。动荡的战乱，让星云的父亲杳无音信，生死未卜。
1939年，忧心忡忡的母亲带着星云沿着长江不断寻找父亲，可是仍没有任何消息。饥寒交迫的母子俩走进了南京栖霞寺，星云的命运就此发生了彻底的改变。
星云大师说：“我遇到了一个师父，他问我：小朋友，你要出家吗？我被他问得很突然，彼此也不认识，怎么就问起你要不要出家呢？我说，要了。就有一个人来找我，说现在有一个人要收你做徒弟，你拜他做师父吧。就这样，我就看到了我的师父，庄严、清高。我心向往之，所以就亲近他。他问我，你出家吗？我说，出家。从此我就没有反悔过。”
在星云大师的记忆里，战争乱局痛苦残忍，外婆几次死里逃生，冥冥之中似乎有神明保佑。
对于出家，母亲是不答应的。星云大师说：“如果跟母亲回江都去，我没有未来。现在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出家的机会，有了一个师父，他肯收我做徒弟。我当时虽然不懂什么弘扬佛法普度众生，但总觉得作为一个出家人可以服务社会，可以为大众做一点事情，这是我心甘情愿的。我出家的祖庭在江苏宜兴大觉寺。”
星云大师回忆——
“如今，我已年近九旬，像我这样从战乱年代走过的人，都曾有过痛苦记忆，尤其是日本侵略中国期间，南京大屠杀那场震惊世界的民族灾难，令人永不能忘。70多年过去了，大屠杀中残不忍睹的场面，至今仍常常浮现在我的眼前，令人激愤难平。至今，日本一些人还不承认这段历史，我们对这一人类历史上最惨绝的悲剧，决不可忘记，决不能重演！
由此，我就想起20多年前在美国云游弘法。有一回，应邀到洛杉矶阿罕布拉市主持法会，主办人别出心裁，在进入会场的长廊两侧展出油画作为装饰。我不擅丹青，限于时间，只走马观花巡礼了一番。但当我的目光扫视到一幅名为《孕》的作品时，不禁驻足，画中的少女低头凝视，似乎正在屏息聆听隆起腹中胎儿的悸动，她若有所思，眉宇间充满了人母的慈晖，世间的一切真善美仿佛瞬间都集中在她身上，其道由何？‘孕’是宇宙中最善美的期待，而凡有‘待’者，皆需慈忍。慈者，和也；忍者，力也。这画作者是谁？竟能以一管彩笔，将‘孕’的含义阐释得如此玲珑剔透。
在一片诛伐扰攘的社会里，多希望有人如彼，能以爱心蘸沽笔尖，绘出人间的真实苦乐，将佛教的慈悲喜舍跃然纸上。我如是自忖。
几个月后，一个年轻人在朋友引介下，带着画具来到洛城的西来寺，为我作油画肖像。我开始一张张翻阅他随身带来的昔日画作小集，当那名为《孕》的画作，再度映入我的眼帘时，心中惊喜万分。哦，原来这幅画作，是这位年轻画家为他孕中妻子所作。
这位年轻人叫李自健，已从中国内地来到美国留学两年多了。在与他时间不长的交谈中，我已感觉到，眼前的这位年轻画家，有着非同寻常的生活根基和扎实的艺术功底，且满腔理想，不惧生活压力。我就建议他能将中国人坚韧不拔、不畏强暴、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精神在其作品中体现。
一天，在欣赏李自健的新作后，我向他问道：能否创作一幅表现南京大屠杀的油画？李自健当即表示，这恰是他曾经有过的创作欲望，只是过去限于条件未能如愿，如今有了星云大师的支持，他相信定能画出一幅大作。
几个月后，当我再次返回洛杉矶时，走进李自健的画室，一幅几乎占据了整个墙面的巨作，真的呈现在我的眼前。画面气势悲壮轩宇，颇有震撼人心之势，画幅中间，堆积如山的尸冢顶端，一个从母亲遗体血泊中爬出的孩童，对着苍天号哭呐喊，撕裂人心。画幅右侧，悲悯沉默的和尚俯首收尸，画幅左侧，砍头比赛的日本军官正挥刀狞笑。画作将佛法大慈大悲的至爱与日寇兽欲横流的法西斯暴行，形成了强烈而鲜明的对比。难怪当这幅画首次在洛杉矶展出的时候，能获得那样广大的回响，观者或热泪盈眶，或定神冥思，大家一看再看。
记得，李自健带着这幅画到欧洲的荷兰展出时，日本政府气急败坏，动用了大使馆的力量阻止油画的展出。由此可见这幅反映南京大屠杀日本人暴行的画作戳中了日本某些人的要害，他们害怕世界人民了解事实真相。后来，在这幅画来到我们中国内地巡展时，我在展出结束以后把这幅画捐给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作为永久纪念。2013年4月20日，李自健又创作了一幅新的《南京大屠杀》画作捐给了北京的国家博物馆永久收藏。”
一次开示
在中国紫檀博物馆举行的座谈会上，星云大师作了开示，开示中他着重阐明了“信仰是生命，没有信仰就没有灵魂。以退为进，以无为有，以众为我”的佛教人生观——
“我先做一个自我介绍，我出生于江苏扬州一个穷苦家庭，没有上过学，没有见过学校，从小在佛门里参学，师父也不准我们看外面的世界，总是说，哪一样东西是你的？而要我们看自己的心。可是心怎么也看不到啊。慢慢地，我才发觉到原来自己心里充斥着贪欲、憎恨、嫉妒、无名烦恼，心地很肮脏。正如师父说的：‘要修心啊。’衣服破了要缝补，桌椅坏了要修理，心坏了也要修理。衣服脏了要清洗，心脏了也要洗净。
‘我’是什么？‘我们住在哪里？’有的人会说‘我们住在家里’，但家里过的是物质的、金钱的、感情的生活，有时候会互相对立，不一定长久，不能让我们的生命感觉到永恒。所以，我们要找寻不死的生命，就是要找到自己的心，找到自己的追求。
说到佛，佛是什么样子呢？佛没有样子，佛如虚空。那么，虚空是什么样子？虚空没有样子。假如一定要说佛是什么，那就是我的心。皈依佛，就是找到自己心中的佛，点亮心灵的灯光，所谓‘千年暗室，一灯即明’，心灯一亮，万古晴空。
所谓‘法’，世间上什么事情都要讲究法治、法律，讲求办法，有办法才能成功。当然，有佛法就更有办法了。什么是佛法？慈悲、忍耐、结缘、信心、服务、智慧都是佛法，如果你能在这当中随意用上一个，例如‘我要忍耐’‘我要服务’，你就有办法。
法在佛教讲就是一个真理，也就是一般人常说的‘宇宙人生真理’，当初，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夜睹明星而成正觉，觉悟的是什么？他觉悟宇宙人生真理就是缘起、中道，这是佛教的专有名词，不容易懂，用普通的话来解释，就是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能够单独存在，必须要有很多的因缘，要有很多的关系才能存在。
比如说，建筑一栋华丽的房子，光是铺砖贴金还不行，要用瓦、灰、油漆、铁钉等很多的材料，众缘和合才能成就。国家提倡的‘和谐社会’，所谓‘和谐’，就好像人的眼睛、鼻子、嘴巴，虽然都不一样，但是长得均匀，就是和谐，和谐就是美。衣服的颜色，有白的、蓝的、黄的、黑的，只要穿了合身，就有气质，就是美丽。酸、甜、苦、辣的菜，只要够味，就会很好吃。肠胃的功能不同，只要和谐，人就能健康。所以‘和谐社会’对全中国人来说，实在是根本的、重要的启示。
在我年轻的时候，云游四海，在全世界建了260多间寺庙，办了很多大学、中学、小学，那都不是几个人能做得来的事，而我能把这些事做成，并不是因为我有什么神通，我只是凭着心的力量，心甘情愿地做。我什么都不要，我没上街买过东西，我也没有存款，我只要我的心。
我在想，过去大家都是向外去找财富，找朋友，找住屋，找自己想要的东西，其实那些东西都不是真的，真正的财富，真正的宝贝在哪里？在你的心里。你不要向外看，要向内看，不要向有形有相的看，要向无形无相的看。如同‘我爱你’，爱是什么样子，说不出来，所能知道的，就是爱在我心里，佛也在我心里。
一般人喜欢问：人生从哪里来？宇宙从哪里来？人生、宇宙都在我们的心里。你说虚空很大吗？其实就在我们的心里，所以，你要慢慢扩大心境，一个人心胸有多大，事业就有多大。一般人看到我寺庙好多，光大学就办了好多个，还办电视台、报纸，很富有，我倒觉得我很穷。为什么，这都不是我的呀，这都是大家共同努力成就的。我没有，我也不敢拥有，我不敢有这个贪心。
所以，讲起我们的生活，日子很好过，很幸福，很快乐，就是自己想得开，看得破，放得下。面对压力，自己要有力量，肯承担，肯负责。比如现在的年轻人找工作困难，为什么困难？因为你经不起人家考验。你要经得起人家考验，最重要的是要人家接受。我有礼貌，我有责任感，我很勤劳，我很负责，人家就很欢喜我了。那择业就不难了。
作为一个人，不要天天想着人家怎样给我，应该想着怎样给人家什么东西。所以我们应该想到如何贡献这个社会。如何运用佛法帮助国家道德树立，心灵净化，风气开善，秩序良好，让‘中国梦’实现。佛家也讲‘梦’，佛家的‘中国梦’就是团结、爱国，让国家更强大，让全世界的人不要看不起中国人，不要批评我们是‘东亚病夫’。
10年前，经中央领导批准，同意把陕西法门寺佛指舍利交给我带到台湾供奉37天，满足台湾信众渴望一睹佛祖真身的愿景。当时我请了两架飞机恭迎。还记得，佛指舍利一到台湾，才2300万人口的台湾，至少有500万人跪在地上礼拜，他们心中没有想‘我们台湾，你们大陆’，他们想的是‘我们大陆的佛祖来了！’
大家都是中国人，我自己现在体力不好，但也要不惜老迈身体，以残障老人之躯，为了两岸和平，为了我是中国人，为了让台湾回归，我要尽我的心，尽我力，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一笔书法
2013年4月20日，由文化部所属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国家博物馆与台湾佛光山文教基金会共同举办的“星云大师一笔字书法展”在北京开幕。
开幕当天，由本报编辑郭红松创作的星云大师画像作为礼物，由文化部部长蔡武赠送给了星云大师。星云大师在中国紫檀博物馆丽华阁，有感于陈丽华馆长对中国文化的全心投入，当场挥毫泼墨。在谈起自己的书法作品时，星云大师强调：“我出身贫寒，字写得不好，请大家不要看我的字，而要看我的心。我有一颗诚心、一颗慈悲心、一颗中国心。”
星云大师从未正式拜师学艺写书法，因为上门求字者众多，依弘法之需，他一写就是60年。凭借多年修行，星云大师的书法作品，展现出一种刚柔并济，既超脱世俗又融合现实的美感。
所谓“一笔字”，意谓一下笔、一沾墨，一挥而就，无论文字多寡，皆一笔而成。当一幅幅墨宝现于眼帘，众人赞叹，字如行云，气如山河，透触人心。
殊不知，星云大师“一笔字”的创作与50多年前坎坷艰辛的弘法历程有关——
“2009年年底，信徒如常法师为我举办了‘一笔字书法展’，在世界各地巡回展览，说起这个因缘，还是拜疾病所赐。
我这一生与病为友，50多年前，因倡导影印《大藏经》，把腿压坏了，医生说恐有锯断之虞。我当时想：失去双脚，正好可以专心写文章。后来，心脏出了问题，我也想，正好体会‘人命在呼吸间’的可贵。40多年前，我因过度饥饿罹患了糖尿病，数十年来倒也相安无事。只是这些年糖尿病并发症使视力逐渐减弱，甚至人事物渐渐模糊看不清了。经过医院诊断，说我受糖尿病的影响，眼底完全钙化，没有医好的可能了。
2009年五六月间，我在佛光山，因为眼睛看不清楚，不能看书，也不能看报纸，那做什么事好呢？想到一些读者经常要我签名，有些朋友、团体也要我替他们签署、写字，‘那就写字吧！’因为看不清，只能先算好字与字之间的距离有多大，一挥而就。如果一笔写不完，第二笔要下在哪里就不知道了。不管要写的话有多少字，只有凭着心里的衡量一笔完成，才能达到目的，所以叫‘一笔字’。
我觉得我这一生有3个缺点：第一，我是扬州人，乡音腔调至今改不了，尤其是多次学英文、日语，都没有成功；第二，我不会唱歌，梵呗唱诵不好，作为一个出家人感到很惭愧；第三，不会写字，因此就没有信心。所以我后来经常对人说，你们不可以看我的字，但可以看我的心。我心里还有一点慈悲心，可以给你们看。
大约是1980年，我在台北弘法，住在民权东路普门寺。一次寺里举行法会，因为寺庙很小，除了佛殿，很少有走动的空间，我就坐在一个信徒的位子上打发时间。刚巧这位信徒在桌子上留有毛笔、墨水、砚台，我就顺手在油印的白报纸上写字。这时有一位信徒走近我身旁，悄悄递给我一个红包。我一向不大愿意接受信徒的红包。我在普门寺进出，就算是和信徒讲话、说法，也都是从后台进、后台出，没有和信徒有个别接触。这一次这位信徒终于找到机会从我身边经过，把红包递给我。我打开一看，赫然10万元新台币。我赶紧找人把他叫回来，要退还给他，他怎么都不肯。那样的情况下，拉扯也不好看，我就拿起手边刚写好‘信解行证’四个字的一张纸说：‘好吧！这张纸就送给你。’我想，应该有个礼尚往来才是。
得到这张纸的信徒，把它拿到佛堂里跟人炫耀。在佛殿里，大约有400人在拜忏，听说这件事，也想要我送他们几个字。这位信徒就说：‘我是出了10万元供养，才有这张字的。’信徒们基于信仰，平常除了听法以外，也不容易跟我建立关系，纷纷借这个机会说：我们也要出10万元，请大师送一张字给我们。
信徒的盛情不好冷落，第一天我就写了400多张字。因为平常没有练字，写得我手疼腰酸背痛。第二天，又是一场法会，也有400人左右，又纷纷前来跟我求字，也是以10万元作为供养。
就这样，我忽然收到好几千万元（记不清当时的准确数字了）。我从小在寺院长大，没有用钱的习惯，忽然有了这么多钱，怎么办才好呢？我这一生，与其说是一个和尚，不如说是一个办教育的人，那时正好在美国洛杉矶准备要筹建西来大学，就把慈庄法师找来说：‘这些钱够你去筹备了。’不管字好与不好，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我可以借由写字的因缘，写出一个西来大学，鼓励了我对写字的信心。
有人帮我计算，每一幅字大约在30秒左右完成，但要裁纸，要磨墨，揣摩写什么内容，一幅字不是几分钟所能完成的。有时写得顺，就会愈写愈得劲；有时写得慢，甚至还要一边写一边酝酿下一张要写什么句子。信徒们看到这样的情形，也会劝我搁笔做个‘中场休息’。我总是想，笔已沾了墨，就不要中断，浪费磨好的墨水。这种‘一时’‘一笔字’‘一以贯之’的行事准则，也是我一生做事的信念。
今后，希望这‘一笔字’的缘分，能为社会的公益服务永续经营，为所有捐献的人祈福。希望信徒把我的一瓣心香带回家，那就是我虔诚的祝祷。”（本报记者 马晓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