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化(右)与本文作者交谈
因为写作《顾准传》的因缘，通过知名学者、顾准胞弟陈敏之先生介绍，我认识了顾准的许多老战友、老同事、老部下，如骆耕漠、徐雪寒、吴敬琏、赵人伟、董辅礽等，元化先生也在其中。在与这些老同志接触过程中，我了解到许多顾准生前身后的感人往事。
在上海“孤岛”时期，元化先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接受中共上海文委领导，当时的文委书记是孙冶方，顾准是副书记，他曾说过这样的话:“我是吸取地下党文委的奶汁长大的。”
通过多年的研究，我觉得，最能引起思想界重视的是那些曾被打压的学者，因为这些学者顶着巨大的压力，积极进行学术探索，对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做出了独特贡献，他们是思想界的普罗米修斯，从历史、从异域取思想火种给中国。顾准就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
在这方面，王元化先生对顾准的解读撩人肺腑。他在评述顾准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时直呈:“我要说这是我近年来所读到的一本最好的著作:作者才气横溢，见解深邃，知识渊博，令人为之折服。许多问题一经作者提出，你就再也无法摆脱掉。它们促使你思考，促使你去反省并检验由于习惯惰性一直扎根在你头脑深处的既定看法。”顾准为获得这些思想学术成果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两次被戴上右派帽子。正是这样的代价使他成为先觉者，登上当代思想学术巅峰。
对此，王元化语气沉重地说，顾准“这个在困难中迎着压力而不屈服的硬汉子，却具有一副富于人性的柔肠。像他这样一个珍视家庭亲情的人，一旦因为说出了浅人庸人所不懂的真理，就被置于万劫不复之地，而且不是由于他的过错，也不是由于妻子儿女的过错，却必须去承受妻离子散的人间悲剧，这是怎样的一种精神酷刑!它比肉体上的痛苦和折磨更为可怕”。
我在进行顾准研究时，曾经多次向先生请教，印象中元化先生对顾准的感情笃厚，推动了国内思想界对于顾准研究的深入。在我与王元化先生接触当中，感到他有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底色，正直善良，望之俨然，接之也温。我的关于顾准的系列作品，如《顾准传》、《顾准的最后25年》等，送给元化先生过目，都谬承夸奖，这是他对我的鼓励。直到今天，我还清楚记得当元化先生拿到拙编《顾准:民主与“终极目的”》一书时，脸上露出欣喜神色，对我说，你编的这本书很好。当时拙编收入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野百合花丛书》当中，在此之前，元化先生已经看过同一丛书中的胡风等人的著作。元化先生认为，《顾准:民主与“终极目的”》通过顾准小传、顾准文论、顾准日记三个部分概括了顾准追求真理、尊重事实却充满坎坷与磨难的一生，他超前的忧患意识、高尚的品质和道德情操，以及最具冲破教条主义、反对个人迷信的内心力量，集中代表了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精华。这本书虽然篇幅不长，却对普及顾准思想很有裨益。
元化先生还十分关心拙作《顾准评传》和拙编《顾准再思录》、《顾准文集(增订本)》的出版，亲笔题写了书名。他还不顾年迈体弱，援笔书赠了一款条幅，内容是:“顾准对于从一九一七年到一九六七年半个世纪的历史，包括理论的得失、革命的挫折、新问题的出现，都作了思索，显示了疾虚妄、求真知的独立精神。”王元化先生的题辞，用力遒劲，内容深邃，既是对顾准精神的崇高评价，也是对我自己工作的莫大支持。
元化先生生前曾对我说起一件事，在他担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期间，由于巴金在香港报纸发表反思“文革”的随笔，惹得领导很恼火，认为巴金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准备把巴金的上海市作协主席拿下。该领导找到上海市委领导，要求让另外一个人当作协主席。市委领导找到王元化，王元化说，巴金当作协主席没有问题，我认为不该拿。就这样，巴金没有被撤。
元化先生之力挺巴金，体现了知识分子的凛然之气。元化先生酷爱京剧，在京剧老生戏中，他最爱看的是《伍子胥》。他认为伍子胥那个时代的人，都有一种重然诺轻生死的侠义气气概。
正因如此，王元化才敢于抨击“长期以来，我们只喜爱豪言壮语，只追求宏伟目标和乌托邦理想，至于为实现这些理想和目标，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老百姓要付多少代价，都可以在所不惜。这是一种只讲意图伦理的政治。但是，政治家更重要的还必须讲责任伦理”。
从1991年开始，巴金陆续向上海档案馆捐献他本人的档案资料，累计已达2282件，其中有《致波列伏依的信》、《随想录》、《创作回忆录》等文的手稿，有他旅法时的护照、身份证和各个时期的照片，还有他当选第一至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证书以及他的一部分重要著作等。元化先生从1993年以来，不仅将自己阅读马克思、黑格尔等人著作的读书笔记和个人的历史照片、录音、录像等资料捐赠市档案馆，还捐赠了大量文化名人信函、读书笔记和照片等，其中有钱学森、赵朴初、匡亚明、吴祖光、于光远、夏衍等的信件3133封，其他档案资料188件。对此上海市档案馆2000年9月向巴金、元化先生颁发档案收藏证书，以鼓励和褒扬他们慷慨捐赠个人珍贵档案资料，关心和支持国家档案馆事业的无私之举。
为了给上海的作家、学者逐步提供某些创作及研究工作的条件，以推动和促进上海文学事业发展，1991年2月21日，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应运而生。这一基金会是由巴金和于伶、王元化共同发起创建，并由巴金亲自担任会长，于伶、王元化担任副会长。
巴金在日本获得的“福冈亚洲文化奖特别奖”200万日元是基金会得到的第一批捐款。巴金因身体不允，没有出席基金会成立仪式，委托王元化先生发言。元化先生说:“我们要建设一个高度文明、高度现代化的国家。要完成这个目标，文化事业是不可缺少的。基金会的成立，不是为了粉饰门面，而是为了推动中国文学事业繁荣和发展，为一些作家.学者提供某些创作及研究工作的条件，为培育一代又一代文学新人。”诚如元化先生代表巴金所言，多年来，基金会为文化的发展做着力所能及的奉献。
我因为写作传记，需要积累素材、丰富史料，得便时就陪元化先生聊聊天，听他讲讲传奇般的人生经历。
上海文艺出版社前身是新文艺出版社，1951年王元化先生受命组建了新文艺出版社并出任总编辑兼副社长。由于社长刘雪苇兼任华东文化局局长，所以出版社的日常工作由元化先生负责。
有一次，与元化先生谈到当下十分热门的“红色经典”话题，这下打开了先生的话匣子。当然，先生对“红色经典”是持保留意见的，不过却谈笑风生地说起自己与长篇小说《铁道游击队》的渊源。
《铁道游击队》的问世，元化先生功不可没。《铁道游击队》作者刘知侠是工人出身的作家，1941年夏天，在山东滨海根据地召开了山东战斗英模大会，铁道游击队的那些传奇英雄和惊心动魄的战斗给刘知侠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决心以此写本书。经过多年实地采访，他获取大量第一手资料。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山东文联请了一年长假集中精力写《铁道游击队》。
作品完成后交给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却引起两种不同看法。有人说，这不是文艺作品，只是堆积了一些战争素材。另一种观点却说，这是一部好作品，应该立即出版。作为出版社总编辑，元化先生对充满时代气息的《铁道游击队》青眼有加，促成了作品的出版。
在元化先生看来，这部作品思想性与艺术性俱佳，作者以满腔热忱和质朴的表现方法讴歌了铁道游击队，他们战斗在敌人据点林立、重兵据守的铁路线上，一个个惊心动魄的战斗故事让人读得津津有味……
刘知侠对铁道游击队太了解和熟悉了，所以在表现他们的斗争事迹时就面临着艺术上的选择和取舍。有着敏锐艺术感觉的元化先生多次与刘知侠交流，探讨作品的修改。谈到写作的表现力问题，他打比方说，写作要讲究技巧，木工还有粗细活之分，把人物写活了，作品就成功了。
元化先生还给《铁道游击队》落实了责任编辑，请刘金(后曾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长、《文学报》总编辑)担任。后来通过加工处理，过于繁琐的重复的人物和战斗情节有的被删去有的被合并，有的也有所加强。就这样，《铁道游击队》于1954年元月出版，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新书上柜不久便告罄，当年即再版。
《铁道游击队》使刘知侠一举成名，作品后被译成多国文字版并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等。为此，刘知侠对元化先生一直存有敬意。
复旦大学已故教授章培恒先生与王元化是研究《文心雕龙》的同行，两人友谊深厚，王元化一直关心作为晚辈的章培恒。
记得有次我与元化先生一起吃饭，饭桌上谈起我在复旦读书时的老师章培恒，元化先生说起了当年他们率团出访日本情形，他一再劝嗜酒的章先生少喝点酒，要注意自己身体……后来，我把元化先生说的事情告诉了章先生。尽管时过境迁，章先生仍然很感动，有些哽咽，“自从我患病以后，元化先生就一直施以援手。记得有一年中秋节，他住在衡山饭店，我去看他，寒暄谈完事情，由于时间还早，他叫我再坐会儿，说等一下，市委龚学平同志也要来，一起见见他。我一向怕与领导打交道，既然元化先生说了，那我就等等吧。龚学平同志来看元化先生后，元化先生把我介绍给了他，并提出让龚学平同志过问我的病情。后来，我虽然并没有去麻烦他们，但对他们的关怀，我总是心存感激的……”
在我印象中，元化先生特别推崇“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原则，他的学问让人敬重。元化先生通常总能就某个话题发表独特见解，他是个“通人”，读书多、勤思考、交际广、信息灵……所有这些，促使先生成为能于我们这个时代的高处瞻望未来的思想家。每次到他家，我总会看到先生不是在与人谈话就是伏案读书。即使在晚年视力非常不好的情况下，元化先生还是手不释卷，《吴宓日记》的续编一经出版，马上就出现在先生的书房……
每每坐在元化先生身旁听他纵论天下、臧否人物、探究学问，那是何等惬意!有时先生也关心我的学习与工作，并且善意提醒我做学问的诀窍和学会观察社会、如何待人处世等等。有一次，元化先生问起我最近在忙什么，我说我所在的学院要我为学校创始人、中国现代会计之父潘序伦作传。谈话当中，我请他题写书名，元化先生让我先在字条上写好备用。隔了没几天，我就收到元化先生手书的“潘序伦传”。我把这题字看作是老一辈学人对年轻学者支持与厚爱的象征。
鲁迅逝世七十周年纪念日前后，各种媒体相关报道很多。元化先生一直喜欢读鲁迅的作品，撰写不少鲁迅研究的文章，还曾想写一部《鲁迅评传》……《书屋》杂志的资深编辑刘文华先生给我打电话，让我请对鲁迅素有研究的元化先生写篇纪念文章。在以往我与元化先生的交谈中，每每可以听到老人家对鲁迅先生的评价，元化先生告诉我说，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8月8日，日军开进北平。驻城军要撤走，到处是准备逃难的人群。他家也要走了，听说日军要抓知识分子，书籍和钢笔只得扔下，可是他不舍得那一幅自己画的鲁迅像和两册《海上述林》，就瞒着家人塞入箱中。
年龄不饶人，当时元化先生已经八十多岁，体弱多病，读写俱难。我与先生商量的结果，由我将先生过去所写有关鲁迅诸篇摘其精要汇编成《王元化谈鲁迅》，经过先生审定，刊登在《书屋》2006年第9期上。能在先生的耳提面命下做这项工作，我觉得很有收益。
有一年，我在研读元化先生著作后撰写了《反思·理性·进步——王元化先生的反思理论与实践》一文。先生起先很谦虚，不愿我写，后来在我的要求下对拙文做了修改，发表在《书屋》杂志上。文章开宗明义:“在我心目中，王元化先生不啻中国读书人的良心，是中国知识界继续走‘五四’道路、追求民主与进步一面旗帜。”我认为，元化先生对当下的中国社会而言，已成为一位显示了“反思”力量的标志性文化人物，或是一种富有感召力的精神存在。
我在文中着重介绍了元化先生反思的重点——对“五四”的再认识。他认为，“五四”精神体现于个性解放精神、人道精神、独立精神、自由精神，而“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正是“五四”文化精神的核心所在。他指出，“‘五四’并非是过去人们所想像的美丽乌托邦，它同时也为二十世纪中国的思想界留下了负面的遗产。”姑且不论元化先生的反思是否最接近历史的真实，但我们至少从中看到了他探求真理的执着追求。这种反思是需要极大勇气的。
曾经有段时间，在上海教育出版社资深编辑刘景琳先生的鼓动和撮合下，我为元化先生做回忆录，由他口述，我来整理。我认为兹事体大，当从长计议。在景琳的安排下，元化先生接受我为此作了数次访谈。可惜后来由于元化先生的太太张可女士溘然长逝，对先生精神打击很大，他的身体每况愈下，口述的事情便停顿下来。
现在回想起来，每每在求教中，元化先生渊博的学识和清晰的思维令我难忘。我惊叹元化先生的超凡记忆而问其缘故，元化先生说，他的记忆力这么好可能得益于母亲，她没受过什么教育，但对一些元曲却能一字不错地背诵。他小时候经常听母亲给他讲述历史故事，所以即使在先生晚年，他对经历的人和事仍然记忆犹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