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1868—1940）学贯中西、友结四海，与杜威、罗素、爱因斯坦、居里夫人、萧伯纳等世界名流都有交谊，而他交游最长、情谊最深的一位外国学者名叫但采尔。但采尔（Teodos Wilherm Danzel，1886—1954），德国莱比锡大学博士，汉堡大学教授，民族学学者，著有《文字的起源》《文化与初民宗教》等。
蔡元培与但采尔因民族学研究结缘，交往三十余载，两人深厚的学术交谊与兄弟情义，成为世界民族学苑的佳话和中德文化交流的美谈。
一、德国相识，助但采尔写毕业论文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东西文化激荡，中国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一些有识之士出国留学，希冀从西方寻求救亡兴国之道。“世界学术德为尊”，素抱教育救国理想的蔡元培，于1906年冬向学部提交呈请，“职现拟自措资费，前往德国，专修文科之学，并研究教育原理，乃彼国现行教育之状况。至少以五年为期”。
1907年夏，蔡元培远赴德国，开始四年的游学生涯。第一年在柏林度过，次年暑假入莱比锡大学，在该校文明史与世界史研究所学习。
在莱比锡大学期间，年届不惑的蔡元培结识了小他18岁的但采尔。当时，蔡元培的德语不是很好，对课堂未听清或不了解的内容，常向但采尔等同学求教；但采尔就东方文化的一些内容与他探讨，蔡元培也为其撰写毕业论文提供帮助。蔡元培在《自写年谱》中说：
在文明史研究中，与但采尔（Teodos Wilherm Danzel）相识。但氏汉堡人，面微黄，颇心折东方文化，治民族学，其毕业论文之题曰《象形字》，其中中国象形字一节，我代为选择。
与但采尔等在文明史与世界史研究所学习期间，对美学素有兴趣的蔡元培开始关注民族学，常听一些民族学课程，并协助莱比锡民族博物馆介绍中国展品。“美术馆外尚有一民族学博物馆，馆长符来氏，即在大学讲民族学者，我亦曾往听讲，其中所搜非洲人材料较多且精，因符来氏曾到该地。中、日亦列入，我亦曾助馆员说明中国物品。”（《自写年谱》）
在莱比锡大学这三年中，蔡元培没有选择某个专业攻读学位，而任兴趣爱好自由听课。1908年10月到1911年的六个学期里，蔡元培选听了40门课，“哲学史、文学史、文明史、心理学、美学、美术史、民族学，统统去听”（《我的读书经验》），极大拓宽了其研究民族学的视野。
蔡元培与但采尔成为好友，又由但采尔介绍认识其妹婿野该尔氏。野该尔氏在汉堡的维坎斯多弗中学做教员，1911年9月间，曾邀请蔡元培到学校去参观。10月10日左右，蔡元培在德国报纸上看到武昌起义的消息，当晚回莱比锡，次日赶往柏林，11月中旬便取道西伯利亚回国响应辛亥革命，与但采尔的交往也暂时中断了。
二、异国重逢，邀蔡元培赴汉堡做研究
因不满教育总长彭允彝干扰司法独立、教育独立，制造“罗文干案”，蔡元培再次愤而辞去北大校长，于1923年7月偕夫人周养浩和子女再赴欧洲学习考察，先居住于比利时布鲁塞尔，次年1月移居法国。1924年8月，蔡元培自法国赴荷兰、瑞典参加关于哥伦布未发现新大陆之前美国民族问题的国际民族学会议。
就在这次国际会议上，蔡元培巧遇但采尔。此时，但采尔已从莱比锡大学博士毕业，在德国汉堡大学任民族学教授。两人十多年未见，异国相逢，倍感亲切，而谈论最多的是民族学研究。原来，莱比锡大学的游学，使蔡元培对民族学产生浓厚兴趣，回国后就致力于中国民族学学科建设，并在北大“实施民族学教学”，“自此，民族学的研究，乃渐渐引起教育界学术界之注意。”（何联奎，《蔡孑民先生对于民族学之贡献（代序）》）但采尔告诉蔡元培，汉堡民族博物馆有极丰富的民族学资料，并竭力邀请他去该校研修民族学。
蔡元培对民族学充满热情，汉堡有如此优越的研究条件，又有好友邀请，他便愉快地答应了。1924年11月18日，蔡元培一家来到汉堡，据其日记记载，于当月21日“到大学报名”。然据陈洪捷《关于蔡元培在德国汉堡大学学习的考证》一文考证，“到大学报名”的，不是蔡元培本人，而是其夫人周养浩。
因为，蔡元培欲在汉堡大学从事民族学研究，须先注册学籍，而他年近六旬，又是中华民国原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以此身份注册入学似不太合适。于是，蔡元培致信但采尔，请他帮忙安排其夫人入学修民族学，自己则借此便利进行学习和研究。1924年10月15日，但采尔复信，告知已办妥蔡夫人入学的事。信是这样写的：
蔡先生大鉴：
适才与我们民族博物馆馆长提伦纽斯教授商量过您的事情。他认为，您夫人在汉堡大学注册一事，当不成问题。我草拟了一份入学申请，随信寄上。务请您夫人尽快向大学提出申请。您若需要其他帮助，不妨去找汉堡大学汉学研究所的助教，他有意结识您及您夫人。他的地址是：弗里茨·耶格(Fritz J?ger)博士汉堡大学，汉学研究所。
附寄的申请书须手抄一遍，寄往汉堡大学秘书处。随申请还须附上您夫人在北京大学的学业证书或中国公使开具的相应证明。
希望不久能在此见到您和您夫人，并致以衷心问候。
考虑到蔡元培研修民族学的便利，但采尔在为其夫人周养浩代拟入学申请书时，就把民族学作为她的研修专业，并说明蔡元培也将在汉堡居留并进行学术研究。申请书全文如下：
兹谨向汉堡大学提交申请，愿获准为正式学生。我于＿＿年＿＿月＿＿日出生于＿＿，曾在北京大学学习一学期。我于＿＿年与蔡元培先生结婚，他是中华民国的前任文化部长和北京大学校长，将在汉堡居留，以从事其研究工作。蔡先生热爱德国文化，并在中国致力于促进德国文化，我欲在此学习，也多受他的鼓励。提伦纽斯教授也惠允支持我的申请。我拟选教育学、民族学和汉学为我学习的专业。
在但采尔帮助下，蔡元培陪周养浩于11月21日“到大学报名”。接下去的一年里，蔡元培利用夫人注册入学的便利，了解汉堡大学有关民族学的课程，借阅图书馆藏书，静心研究民族学。期间，他多次拒绝代理北大校务的蒋梦麟和北大评议会要他回国主持校务的请求。在1925年1月3日致北京大学评议会的信中，蔡元培云：
故自去年十月起，即屏除一切，专心求学。冀再历一二年，稍有所得，以副研究之名。若此时辍业而归，则所谓“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不特自问难安，而亦无以副本校特别优待之盛意。
1926年1月，蔡元培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国民政府再三电促其回国。这一年2月，蔡元培结束在汉堡的学习和研究，归国参加国民革命军北伐活动。
这一年多的汉堡游学经历，完全是但采尔竭力促成的，对蔡元培民族学研究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汉堡大学的研修，使蔡元培“对于民族学更发生兴趣,最近几年，常在这方面从事研究”（《民族学上之进化观》）。回国后，蔡元培充分运用汉堡大学研修成果，先后发表《说民族学》《社会学与民族学》《民族学上之进化观》等文章，在国内最早采用“民族学”这一名称，首次比较系统地论述民族学的学科地位及其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为中国近代民族学发展做了奠基性、开创性的工作。
三、战乱年代，但采尔月俸分文未欠
蔡元培不仅著文推动中国近代民族学研究，并且在1928年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后，在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里设立民族学研究小组并兼主任，延揽一批学有所长的学者研究民族学，共同推动近代民族学研究 。
1929年，蔡元培开始筹备中华民族博物馆。由于展品较少，他考虑将中国一些民族学标本重复物品，与有关国家的民族博物馆物品作交换。这时，他首先想到的是德国汉堡民族博物馆和但采尔。1930年12月，蔡元培致函时任该馆非洲部主任的但采尔，请他来中国担任民族学特约研究员，同时协助他筹建民族博物馆。
但采尔对蔡元培创办民族博物馆和进行国际间民族学标本交换的设想十分支持，复信表示愿意来中国，并说打算先搜集一些美、非、澳洲土人的物品，埃及、巴比伦、亚西利亚等各种图案，于来华时带来，以供中研院交换物品。蔡元培认为，“此于民族学之建设，裨益非浅”（1930年12月17日，复许寿裳函），爽快答应但采尔提出的月俸800元以及他和夫人往返费用由中方负担的要求，同时要求中研院秘书处主任许寿裳马上准备聘书，以便随复函寄去。
1931年9月，但采尔如约来到设在南京的中研院，带来民族学标本134种，另外还有图标120幅、各族照片28幅。但民族博物馆建设，因经费等各种原因耽搁下来，最终未能实现。为充分利用但采尔带来的这些物品，蔡元培就专门指示中研院在院内辟出地方，设立一个民族学标本陈列室。远道而来的但采尔，便留在中研院民族学组从事民族学研究。
但采尔在中研院的这段时间，恰逢蔡元培在上海医院疗养。但采尔多次致信问候，其中也讲到他不适应南京气候，经常患肠疾，自己的病刚好，夫人又患类似的病，提出想提前回国。事实上，但采尔有这个念头，水土不服导致身体不适固然是一个原因，更为重要的是当时上海战事不断，他怕近在咫尺的南京受牵连，同时也为能否拿到月俸和返国费用而担心。
对但采尔不想久留的想法，蔡元培当然理解。1932年1月18日，他致信但采尔，同意他提前回国，也答应支付相应月俸和往返费用。信里说：
迭奉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及本年一月十三日惠函，备承关爱，不胜感谢……先生及夫人因南京气候不适，拟于四月间或五月初提前回贵国，我虽觉得非常可惜，然为先生及夫人之健康起见，我又不敢挽留。我想这一次请先生到中国来，累先生及夫人冒这种危险，已经不安之至，岂敢再有久留的要求。我已告知中央研究院会计处为先生及夫人预备川资，何时需用，候示即送。先生的月薪，当送至四月为止；虽我与其他同事的月薪，因本院经费困难，不能不欠发一部分；然而先生处必按月全送，去年十二月份欠发之一半，已属会计处补送矣。
蔡元培的这个态度，并没有完全消除但采尔的担忧。1931年东北“九一八”事变后，1932年又发生“一·二八”上海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得寸进尺，企图占领上海，作为继续侵略中国的基地。在此情形下，但采尔又于1932年2月初提出前往北平呆半个月，并要求预支二、三、四月的月俸。
蔡元培对但采尔赴北平的要求表示支持，在2月9日复许寿裳的信中说：“但采尔夫妇既往北平，使我等减少责任，亦复甚好。”考虑到北平没有民族学组，蔡元培又要求许寿裳、毅候等把但采尔介绍到历史语言研究所， 因该所本有人类学工作，与民族学密接，且考古学与语言学，亦在在与民族学有关也”。
但是，对于但采尔要求一下子预支3个月月俸的事情，中研院同事们很有想法。因为，照中国惯例，都是次月领月俸，更何况当时中研院经费十分紧张，许多人还尚未领取应得的月俸，但采尔却要一下子预领3个月的月俸，有点不通情理。蔡元培也表示：“然其先权利而后义务之根性，仍与普通欧洲人差不多，殊令弟诧异。”（1932年2月9日，复许寿裳函）
为解决这个难题，蔡元培采取折衷办法。他在2月16日致许寿裳的信中，一方面表示同意向但采尔预发2月份的月俸，另一方面则向同事们解释：
现在 我等对于但采氏有两办法：一、彼若于二月底回国，则月薪送至二月止。二、若彼仍继续工作（无论在宁在平），则仍按月送薪，至彼归国之月止。至于暂领生活费办法，由于我等爱国爱院的热心，彼是外国人，不便以爱中国责之；彼在本院，时期甚短，即将解约，亦不便以爱本院责之。彼抱一片热心而来，不意因水土不服，夫妇均大病，几丧其生命。物质上精神上之损失已不少，稍加优待，当能为诸同事所谅解。
蔡元培的此番解释，完全站在但采尔角度，却也入情入理，同事们便谅解了。北平工作一段时间后，但采尔于1932年4月底回国，月俸都是当月提前预付，回国费用一分没有拖欠。这也从侧面见证了蔡元培的诚信和对这位友人的真情。
四、晚年岁月，嘘寒问暖兄弟情深
自1932年但采尔回德国至蔡元培病逝的八年间，两人再未曾谋面，但一直保持着频繁的书信交流。虽然少了事业方面的研讨，但彼此间的嘘寒问暖，让人倍感温暖。
“千里送鸿毛，礼轻情义重。”国内每有同事好友前往德国，蔡元培总是想办法捎礼物给但采尔。1933年11月12日，刘海粟赴德国考察前，蔡元培特意托他带“赠品一包”，到德后“寄汉堡但采尔君”。1935年12月23日，蔡元培看望即将赴德的邱长康(曾在汉堡大学讲授中国语文，时在南京教育部供职——笔者注)，“托带菲律宾雕刻一件，灰鼠披领一件，赠但采尔夫妇”。
1937年底以后，年已七旬的蔡元培避居香港度晚年，双方信函更加密集。每到新年，都会互寄贺片，还经常互赠家庭成员相片，关心彼此境况和家庭情况。蔡元培日记中多有这样的记载：1938年3月14日，“得但采尔昨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邮片，通候”；1938年6月25日，“得但采尔六月二日函，附但氏夫妇相片及住宅照相，知其亲友均无恙”；1938年12月13 日，“得但采尔函，有贺年片，又照相二纸” ；1939年1月11日，“致但采尔函，告收到照片、糖果，并寄去我等照片”；1939年4月19日，“得但采尔片，谢寄赠我等一家相片，并告其岳母于今年二月间满九十岁”。
不知是同事撮合，还是蔡元培抑或但采尔的提议，蔡元培的儿子蔡英多认但采尔作了“义父”，这使蔡元培与但采尔的情谊锦上添花，成为“跨国兄弟”。蔡英多是蔡元培与第三任夫人周养浩于1930年生育的，当时蔡元培已62岁，老年得子，疼爱有加。但采尔在中国见过年幼的蔡英多，十分喜欢他，经常从遥远的汉堡寄来礼物，从小习画的蔡英多也把自己的画寄与这位德国义父。这些，蔡元培在日记里都有记录：1938年4月13日，“致但采尔函（德文），附英多画三张”；1938年12月11日，“致但采尔片，附有英多自制片”；1938年12月13日，“得但采尔函”，“又有糖果一盒赠英多”等。
1939年9月，二战爆发后，德、日、意等法西斯轴心国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反法西斯同盟国的交通断绝。一直牵挂蔡元培一家的但采尔，只能借助中立国瑞士的友人转送信函。1940年1月27日，蔡元培收到但采尔通过瑞士苏黎世德克尔博士转来的信，里面附有“新居照片三张”。捧着这封弥漫着战争硝烟的问候信，蔡元培感慨万分。他很想复信报个平安，可自己身体羸弱，不忍告知近况，又逢国内烽火四起，通信极不方便，无奈作罢。
收到但采尔这封问候信的三十多天后，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溘然长逝，终年72岁。这一噩耗，蔡元培家人无法及时告知远在德国的但采尔，但采尔当时也无从获知。战乱年代，竟给积淀三十余载的友情蒙上了一丝悲情色彩；然而，蔡元培与但采尔深厚的同学之情、学友之谊、兄弟之义，依然给世人留下温暖的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