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影响最大的是王瑶先生。我们上研究生时王先生才65岁,但感觉他是“老先生”了,特别敬畏。对不太熟悉的人,先生是不爱主动搭话的。我第一次见王先生,由孙玉石老师引见,那天晚上,他用自行车载着我从北大西门进来,经过未名湖,绕来绕去到了镜春园76号。书房里弥漫着淡淡的烟丝香味,挺好闻的,满头银发的王先生就坐在沙发上,我有点紧张,不知道该怎么开场。王先生也只顾抽烟喝水,过了好久才三言两语问了问情况,说我3篇文章有两篇还可以,就那篇论《伤逝》的不好,专业知识不足,可能和多年不接触专业有关。先生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不客套,但很真实。有学生后来回顾说见到王先生害怕,屁股只坐半个椅子。这可能是真的。我虽不至于如此,但也有被先生批评得下不来台的时候。记得有一回向先生请教关于30年代左翼文学的问题,我正在侃侃陈述自己的观点,他突然离开话题,“节外生枝”地问我《子夜》是写于哪一年?我一时语塞,支支吾吾说是30年代初。先生非常严厉地说,像这样的基本史实是不可模糊的,因为直接关系到对作品内容的理解。这很难堪,但如同得了禅悟,懂得了文学史是史学的分支之一,材料的掌握和历史感的获得,是至关重要的。有些细节为何记忆那么深?可能因为从中获益了。
王先生其实不那么严厉,和他接触多了,就很放松,话题也活跃起来。那时几乎每十天半个月总到镜春园聆教,先生常常都是一个话题开始,接连转向其他多个话题,引经据典,天马行空,越说越投入,也越兴奋。他拿着烟斗不停地抽,连喘带咳,说话就是停不下来。先生不迂阔,有历经磨难的练达,谈学论道潇洒通脱,诙谐幽默,透露人生的智慧,有时却也能感到一丝寂寞。我总看到先生在读报,大概也是保持生活的敏感吧,辅导学生时也喜欢联系现实,议论时政,品藻人物。先生是有些魏晋风度的,把学问做活了,可以知人论世,连类许多社会现象,可贵的是那种犀利的批判眼光。先生的名言是“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白说也要说”,其意是知识分子总要有独特的功能。这种入世的和批判的精神,对我们做人做学问都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先生的指导表面上很随性自由,其实是讲究因材施教的。他很赞赏赵园的感悟力,却又有意提醒她训练思维与文章的组织;钱理群比较成型了,先生很放手,鼓励他做周作人、胡风等在当时还有些敏感的题目。我上研究生第一年想找到一个切入点,就注意到郁达夫。那时这些领域研究刚刚起步,一切都要从头摸起,我查阅大量资料,把郁达夫所有作品都找来看,居然编写了一本20多万字的《郁达夫年谱》。这在当时是第一部郁达夫年谱。我的第一篇比较正式的学术论文《论郁达夫的小说创作》,也发表于王瑶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二辑)。研究郁达夫这个作家,连带也就熟悉了许多现代文学的史实。王先生对我这种注重第一手材料、注重文学史现象,以及以点带面的治学方式,是肯定的。当《郁达夫年谱》打算在香港出版时,王先生还亲自写了序言。
硕士论文写作那时很看重选题,因为这是一种综合训练,可能预示着学生今后的发展。我对郁达夫比较熟悉了,打算就写郁达夫,可是王先生不同意。他看了我的一些读书笔记,认为我应当选鲁迅为题目。我说鲁迅研究多了,很难进入。王先生就说,鲁迅研究比较重要,而且难的课题只要有一点推进,也就是成绩,总比老是做熟悉又容易的题目要锻炼人。后来我就选择了《鲁迅的前期美学思想与厨川白村》做毕业论文。这个选题的确拓展了我的学术视野,对我后来的发展有开启的作用。研究生几年,我还先后发表过《试评〈怀旧〉》、《外国文学对鲁迅〈狂人日记〉的影响》等多篇论文,在当时也算是前沿性的探讨,都和王先生的指导有关。
1981年我留校任教,1984至1987年又继续从王瑶师读博士生。那是北大中文系第一届博士,全系只有我与陈平原两人。我先后当了王瑶先生两届入室弟子,被先生的烟丝香味熏了7年,真是人生的福气。1989年5月先生75岁寿辰,师友镜春园聚会祝寿,我曾写诗一首致贺:“吾师七五秩,著书百千章,俊迈有卓识,文史周万象,陶诗味多酌,鲁风更称扬,玉树发清华,惠秀溢四方,耆年尚怀国,拳拳赤子肠,镜园不寂寞,及门长相望,寸草春晖愿,吾师寿且康”。当时先生身体不错,兴致盎然的,万万想不到半年之后就突然过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