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四十自述》节译本：MY MOTHER’S BETROTHAL，1946年美国耶鲁大学初版。
王岷源、张祥保结婚照，左一为证婚人胡适。
1946年2月，美国耶鲁大学东方学系将胡适《四十自述》中的“我的母亲的订婚”一章单独抽出，冠以“MY MOTHER’S BETROTHAL”之名，印制了一册附有英文注释的教材。之所以要印制这样一册“特别”教材，是专供校内学生学习中文之用的，并不公开发售。选编者Mary Rouse的初衷，是认为胡适的语言符合现代中文的特点——简练、清楚、明白，且特别适宜于外国人学习，所以特别从其自传中抽取出一章，加以英文注释，对照着中文原文，便于学生学习与理解。“我的母亲的订婚”这一章，被认为既能体现胡适语言特点，读者又能从中初步了解一些中国风俗。或许还可能因为胡适在抗战期间曾任驻美大使，美国民众对他也比较熟悉的缘故，因之被选用。
作为抗战胜利后《四十自述》的首部英文注释本，MY MOTHER’S BETROTHAL无疑也有其独特的历史价值。虽然耶鲁大学的编译者，更看重从语法结构、中国文史等方面去研究和学习胡适的文笔，但这无疑再一次增加了胡适在美国民众心目中的好感。这位“中国现代文艺复兴之父”的生平与抱负，也因之得以再一次在非华语世界展现。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书前序言中，选编者Mary Rouse提到，全书的英文注释均为中国助教王岷源所撰写，Kennedy教授也曾审阅过此书，对此也曾有过建议与指导。这里提到的Kennedy教授，即乔治·肯尼迪（George Kennedy），他是蜚声海内外的汉语教育先行者与中文教学实验的开创者之一。他主持的“基本中文”教科书，以中国的成人扫盲课本为基础开展教学试验，然后编成供外国人学习的课本加以推广。早在上世纪30年代，他还从中国购置了中文铅字，在耶鲁大学东方学系开办了当时最完善的中文印刷所，这一机构在二战中发挥了意想不到的文化传播效力。
1947年11月21日，张元济因其侄孙女张祥保的婚事，致函胡适，详询未来的侄孙女婿王岷源的家事背景及其人品。此时的王岷源，已为胡适邀请归国任教于北京大学。胡适于11月30日回信作答，这封信的内容，比较详细地介绍了他所了解的王岷源，可以算作王氏比较全面的一份学术履历。现将信文照录如下：
菊生先生：
十一月廿一日大札收到了，谢谢先生的挂念。今夏报告关于祥保女士的消息，渐得证实，我也很感觉高兴。
王岷源先生是北大西方语文学系的副教授，现兼任训练印度政府派来北大的十一个学生的华语学习事。近年我在哈佛大学往来，见他寄住在赵元任先生的家中，见他温文勤苦，故去年邀他来北大任教。
他的家世，约如下：
父名子相，曾在重庆创立钱庄。
伯父名仲鼎，现在重庆建设银行。
无同母弟妹。有继母所出姊三人。父母及继母均已亡故。本人并未结过婚。
他的学历如下：
1930年，十九岁，考进清华，1934年毕业；1934—1935年，在清华研究院。1935年曾回四川，在中学教过书，不满一年。1936年，考取清华官费留学，依当时规定，留校受训练一年，因战事发生，延至1938年始赴美国，入Yale大学，1942年得M.A.学位。1942—1946年，他在Harvard大学及Yale大学担任助理教学的工作，侧重用新方法教授中国语言，在Yale教授Dr.George Kennedy指导之下，甚有成绩。
王君人甚清秀，中英文都很好，写汉字甚秀雅，情性忠厚温文。我在美国观察此君，很喜欢他的为人敦厚。
以上所记，或足供先生的参考。将来如有适可以效劳之处，决不敢辞。
适大约十二月十一日南飞，在京赴中基会毕，当仍来沪小住，那时必来看先生。
敬祝
先生起居胜常
胡适敬上 卅六，十一，卅夜
胡适的这封信，不但把时人并不熟悉的这位“海归”学者勾勒出了清晰轮廓，他对王岷源其人其学的认可与赞赏，也让张元济对侄孙女的婚事总算放了心。次年，王岷源与张祥保完婚，胡适还做了证婚人。据王岷源之子王汝烨忆述称，“他们于一九四八年八月十日结婚。婚礼在王府井的欧美同学会举行，男女证婚人分别是胡适和毛彦文。因为父亲是四川人，胡适送给他们的结婚礼物就是一本巴国地方志。”而就在当年的12月，胡适乘专机飞离北平，此后再也没有踏足中国大陆。胡适与王岷源的短暂交往，也就此画上句号。
就目前所能看到的相关文献来考察，胡适本人可能并不知道其《四十自述》经王岷源英文注释曾被耶鲁大学用作汉语教材。胡适在日记、书信、信稿以及晚年口述史中，始终没有提及过这本书。可想而知，他在致张元济的信中所表达的他对王岷源的那种由衷赞赏，完全是出于学术与教学层面上的考量而来。事实上，王氏曾师从吴宓，与季羡林是同学，在求学生涯中，就一直是踏实勤奋的优秀学生。而在教学生涯中，在海外，他与赵元任一道，同是汉语教学园地的拓荒者之一，二人曾于1942年同在哈佛燕京学社编纂字典。且寓居美国期间，二人也多有研讨交流。应胡适之邀归国后，王氏又成为国内英语教学领域屈指可数的资深专家。后辈读者所熟悉的商务印书馆《简明英汉辞典》，以及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的《大学英语》泛读教材等，均经其审校修订。
翻开眼前这一册近70年前的耶鲁汉语教材，前半册是王岷源的英文注释，后半册是胡适自传的中文原文；前半册符合英文编排方式，从左至右横向通读，后半册则符合中文编排方式，从右至左竖列通读，其编印方式本身就可谓别具匠心。王氏中文原文每页都分列编号，再以页数-列数-中文词汇的方式，对重点词汇加以注释。注释又分音释与义释两部分，音释采用当时国际通行的威妥玛式拼音，更以明确的四声声调符号加以标注；义释则不但以英文详解，还兼列同义相近的常用字词相对照。面对这样一册“特别”的汉语教材，当年因抗战军兴，海外民众热习中文、热议中国的场景，仿佛也因此书而历历在目。就同在异国而为抗战奔走呼告的胡适和为汉语教育孜孜以求的王岷源而言，这样一册“特别”教材，也正是二人忘年交谊、乱世友缘的特别存照。
2000年8月，88岁的王岷源溘然长逝。而此时，胡适早已逝世38年之久了。这一册耶鲁汉语教材，及其背后的故事，却还将流传下去，并令我们为之寻味再三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