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父罗家伦的藏书数量共约一万四千册。这批累积了九十多年的藏书，曾长期滞留欧、亚、澳、美四洲，搬运经过地中海、印度洋、长江、台湾海峡和太平洋，却都平安无损，没有遭遇天灾人祸。
中国的私家藏书有很悠久的历史，对文化的传承作出过极大的贡献。历代的京都和江南的富庶地带，曾出现过很多著名的藏书世家和他们的藏书楼。可是历经风雨沧桑与战乱浩劫后，完整留存的藏书已是凤毛麟角了。
先父罗家伦先生（1897—1969）的藏书，却是他个人兴趣和意愿的成就。由于嗜好文墨诗画的先祖父游幕江西，父亲幼年在南昌受的是庭训和家塾教育，对线装书自然是最熟悉而有感情的。1914年他离家进入上海复旦中学，开始接受新式教育，三年后考上了北京大学外文系，初次接触到大量西方书刊，眼界更为大开。在蔡元培校长创始的学术自由风气之下，他尽情跨系听课，参加各种课外活动，包括组织“新潮社”，为《新潮》杂志撰文，继而担任编辑，又成了“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这些经验，导致他得到一个非常特殊的留学机会。这个“穆藕初奖学金”不限制主修的科目，不要求攻读学位，也没有时间限制，并且鼓励获奖学生们到美国和欧洲，吸收各种不同的文化特色，俾能回国作出贡献。父亲在美国三年之后，奖学金创办人的企业破产，他决定转往英国，德国和法国继续游学，三年中在伦敦、柏林和巴黎三大都市的名大学听课，去博物馆、图书馆看书，找资料，最后选定研究中国近代史为终生志业。
早在北大时期，主修外国文学的父亲自然对外文书籍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作为一个穷学生，他却因下笔勤快经常能赚些稿费，逐渐养成了买书的嗜好，并坦白地说，“傅孟真（傅斯年）和我两个人，是每月都要向日本丸善株式会社（代收西书的书店）报效一点款子”。父亲毕业后到达美国，开始与母亲通信交友，第三次给她的信里就提到代她购寄两本书，以后鱼雁不断，信里经常提到赠书和互相托代买书的事。1925年父亲到了巴黎，深感机会难得，买书和读书都很多。他在和母亲讨论求学的一封信里说，“你说你在学‘中国国际条约关系’，此科与我的近代史甚有关系。我关于此方面看书甚多。A.B.Morse：TheInternationalRelationsoftheChineseEmpire，3Vols.与HenriCordier：HistoiredesRelationsdelaChineaveclesPuissancesOccidentales，3Vols.二书较好而可靠，不失为学者著作。二者我都有；后者已绝版，甚难得。我关于此类的书，自己已有百余种，其中甚多难得者”。
这段时期父亲的经济情形已很窘迫，不得已通过蔡校长向张元济先生借贷了1500元，才得继续他的研究计划。1926年初父亲委托先回国的陈寅恪先生代向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申请一笔款子，由他负责代购关于中国史料的西文书籍带回。那时他说“自己的书约一千种，但门类较多，绝不够用”。不巧陈先生尚未抵达北京，清华便因故影响到研究院的运作，父亲只得积极筹划回国，无奈再向张元济先生借到600元。他给母亲的信里感慨地说：“近代中国史料中，可译者甚多……。我现在关于此类书籍，极力收买，已有百余种，其中多有绝版者，甚为可贵。但恨经济能力，不容我多购。我的书前函告你约千，但我自己也无法确实统计，大约一千二百至一千五百左右；大约德文二百左右，法文三百左右，余均英文；现分存纽约、柏林、伦敦各处，并堆满巴黎房间；将来运回运费甚可观，不无可虑。……有时候第二天没有钱吃饭了，头一天还是大批买书，不如此则永买不成。”
处于这样青黄不接的时刻，父亲买书的热情仍然不见减退。一次他兴奋地告诉母亲说，“我今天买了一部好书——《尼采全集》。此书我在德国时早想买，因其太贵，而且版本不好。现在我于法国旧书店中，买了一部，计八大本，是战前印的，印得精雅之极，目前绝无此等工致印刷。此书原有者并未看过，若在德国，至少卖一百三四十马克，约华币八十元，现在法国书店外行，不知德国书价，竟以二百五十法郎买得（约合华币二十元），将来回国多一种中国少有的书，不胜高兴。”同信还提到，“我近来看洪秀全文题的材料不少，为国人见所未见，闻所未闻者。我并开始将洪秀全所颁行的书籍钞写，以备将来我edit中国近代史料丛书时作一种。”
1926年母亲即将从沪江大学政治系毕业，所以他们通信中讨论读书心得部分特别多。三月间父亲一共写了七封信，18日寄了两本书给她，“一本是Fagnet，PetitHistoiredelaLiteratureFrancaise，他是近代法国大批评家，文章写得极好，而且易读。”；“一本是Mitchell，ThomasHuxley，作者是一位大科学家，而且文章也写得好。”19日的信里说，“我看过太平天国时南京所刻之书二十余种（在伦敦巴黎两处图书馆中），并钞本上谕与文件。西书之中，亦有很好材料。”
为了关心与鼓励母亲对参考外文书的兴趣，父亲寄给她的书包括了一本法文文法，两本伦理名著。另外在上船前又为她买了两本法文字典，一本由法译英，一本由英译法，随身带回上海。这期间母亲得知他的经济困境，汇了5500法郎相助，加上朱经农和张元济两位先生为他筹款，才得以买到船票于1926年6月18日从马赛启程回国。途中他给母亲的信里说，临行“还买了一些书和零碎东西。巴黎的书两大箱，已随身带回，柏林的已嘱朋友起运，惟伦敦及纽约的尚没有。但是巴黎的已重至六百余磅，尚有一部分留下由何仙槎（名思源）兄于九月间带回。可谓笨重之极。”这几批书是何时运回到国内，已无法找到数据，但是在1930年夏天父亲给母亲的信里，嘱咐她安排从北平搬回南京时，千万要注意他的曾左全集、太平天国钞本、鸦片战争五本，与Morse，TheInternationalRelationsoftheChineseEmpire；并且要她索回Eames，TheEnglishinChina和McPherson，TwoyearsinChina。可见他的外文书早已辗转运到北平，他的研究工作也从未曾间断。
在北平的两个学年（1928-1930）内，父亲开始了他第二个买书的阶段。在那个古老的文化中心里，书画古玩自然是热门的市场。但是位于郊外的清华校园交通不便，父母亲只有周末才得进城购物访友，琉璃厂和厂甸显然是他们爱去的地方。在北平他只留下1930年初两个多月的日记，可是在一月间便出现了三次买书的记载。1月19日：购《曾文正公日记》一部，十七元；1月25日：买G.P.Gooch，HistoryofModernEurope；1月30日：厂甸购旧书数种，《云南勘界筹边纪》二册，李振玉——《滇事述闻》，《俄国西伯利冬偏记要》，蔡钧——《出使须知》、《出洋琐记》。如果他在一个月内便买到六种线装书和一本英文书，在北平的17个月内，收购的数量就可想而知了，而且大半的明清版本很可能就是这个时期收得的。何况他离职前还为清华买到一位杭州老翰林的风华堂藏书，共约四万册之多，其中元明的刻本就有二千八百多册，是他为清华留下的一个纪念。不幸在抗日期间，这批书运达重庆存放，竟遭敌人一次大轰炸全部毁灭了。
父亲回到南方尚未赴武汉大学任教，先北上到中原战争前线劳军，途中写了一封信告诉母亲关于购买百衲本《二十四史》的决定：“24史事我心中打算日夜不停，因为我是学历史的人，不忍放过此机会（八天以后即为三百六十元一部，一年以后书卖完必大涨），不得已写了一信致李伯嘉，请其代订一部。全部付款二百六十或七十元，因一时没有，先将商务版税一百六十八元八角就近划账，所余百元左右，一月内寄彼，或从《中山先生伦敦蒙难史料考订》稿费项下扣除，以了一大心愿”。这套书的价值大约与他的教授月薪不相上下。1931年父亲回到南京，连续负责政校和中央大学的校务，并过了几年安定的生活。可以想见这个期间他仍然不断收购新旧书籍，包括了数量最大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四部丛刊》、《四部丛刊续集》和《四库全书珍本初集》。
七七事变爆发，父亲立即进行中大迁移重庆的任务，自己的书箱也就跟着大学的图书、仪器等一同上船，平安到达重庆。在小龙坎我家楼梯后面堆积的书箱，记忆中大约有二十只，但仅有极少数开箱取出他需用的书。战时出版业非常艰困，家里的书却仍然有所增加。即使父亲到西北各省考察途中，偶然也有机会遇到一些藏书人家。他在1943年7月22日的日记里说，“在武威李家看其藏书，有商务《四部丛刊》第一集全部。李君赠《续通鉴记事本末》一部。”一周后的记载说，“刘锡三先生赠李卓吾《李氏藏书残本》17册，万历刻本。”此外还有一套明万历年间的《辞赋标意》，是一位邹介民先生赠给朱绍良，朱将军再转赠给父亲的。
八年抗战胜利后，藏书全部搬回到南京。重庆和南京的气候都很潮湿，但是木箱内部垫有一层铅皮，所以从未遭受潮气和虫蛀的损害。父亲在南京的一年中，一定也买到过旧书，但只有1947年4月1日的日记里提到，“至泮池书店买《清史稿》一部，七十萬元。”他在驻节印度的两年半中，自然收集了不少有关该国文化和历史的英文书籍。1948年夏天回国述职路过上海时，也曾买到“资治通鉴一部计六种带新德里以备消遣，因该处书实少也。”1949年南京吃紧时，我们全家正客居异乡，家中的藏书有幸承国内亲朋大力相助，先设法运到上海，再跨越台湾海峡到达基隆。次年父亲返台，暂时没有固定住所，基隆的仓库更异常潮湿，所以又乘一个机会，把书箱海运到澳洲。那时母亲正在悉尼安排我和幼妹久华上学，而那里的气候干燥，对藏书很适宜。以后我们母女先后离开了澳洲，母亲返台与父亲团聚，妹妹和我来美国继续读书，书箱则存放在悉尼的储藏公司。直到我与外子张桂生婚后若干年，他应聘来华盛顿大学执教，我们携带二女搬到西雅图定居，久华妹才专程赴悉尼将书箱托运来到我们的住所。
1969年父亲在台湾去世以前，家中和办公室里的书不免又增加了不少。包括许多从印度带回的专著，台湾出版与国外搜买的新书。1971年母亲搬来和我们同住，这些书也都一并进入了我们家地下室的“书库”，数量共约一万四千册。其中最早的善本书是明正统年间（1436-1449）杨士奇著《东里文集》，共二十五卷，分为八册。另一部木刻刊印的《东莱先生十七史详节》是明正德十一年（1516）京兆刘弘毅刊本，原为清末民初学者藏书家岭南梁鼎芬先生所藏。
从1925年父亲致张元济先生的长信中，可以看到他当年搜集史料，与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目标，特别认为1820年左右到1911年为“中国历史变迁最大之期，可以断代。”他的构想是：一、广为涉猎并抄录英法两国的数据；二、申请款项尽力收购欧洲文字发表的有关书籍；三、发掘经济补助来源，与同辈学人协力培养一批学生，分工从事各方面的研究；四、编辑一种《近百年史料丛刊》，汇合以上各方面的收获，俾能产生一部“科学的历史”。他自认“于此史并不欲其速成，勉力不间断为之，当期以二十年以后耳。”目的是“使中国人从事实里知道自己所处的是一个什么世界……世界上最能说服人的，莫过于事实；从事实而生之反省，才是最可靠的自觉。”这个信念，无疑是父亲藏书的初衷，可惜在他的后半生，时局和工作的性质没能允许他完成这个夙愿。
这批累积了九十多年的藏书，曾长期滞留欧、亚、澳、美四洲，搬运经过地中海、印度洋、长江、台湾海峡和太平洋，却都平安无损，没有遭遇天灾人祸。我们家人一贯的愿望是使它们能够完整地安顿在一个学术机构内，为广大的学人和学子提供有用的信息。台湾“国立”政治大学的前身中央党务学校创办初期，父亲便担任教务副主任及校务会议主席；两年后改制为中央政治学校，他又由校务委员转任校务主任兼代教育长，之后一直与政治大学和校友们保持着亲切的关系。一年前适逢政大设立“孙中山先生纪念图书馆”，随即同意接受先父全部的藏书，并由刘吉轩馆长和典藏组张惠真女士专程亲临舍下，不顾辛劳，在二周内完成了分类、包装、计算机清册、交运等工作。善本书籍则由二位随身带回台北。现在《罗家伦先生文库》即将开幕启用，父亲毕生藏书的目的，也将产生功效。作为他的后人，我们深信他在天之灵终将感到欣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