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前后，王先生买菜归来时的照片。自此以后，由于市场上的原料越来越差，王先生对做饭的兴趣也就越来越小了。（田家青/摄）
王世襄先生（陈光俊/摄）
作为文物大家王世襄先生得意的唯一入室弟子，田家青从游王世襄先生30余年，亲炙其深厚学养和大家风范，所记皆为第一手材料，文字流畅易读，京腔韵味浓郁，人物刻画灵动，幽默笔触中浸出深厚情意。书中所载30年来文博收藏界的风云流散，王世襄夫妇不折不从、雍容达观的处世境界，以及日常生活点滴中所流露之美学趣味和独到见解，都让人印象深刻，回味不已。
不冤不乐
“不冤不乐”是王世襄先生的一句口头禅，而且每次说的时候脸上总是乐呵呵的，看得出是发白内心的感言，透着真正的乐观主义精神。
我不知道“不冤不乐”这个词儿是早先就有，还是王先生自造的，反正用这个词来形容王先生做事儿的感觉挺准确的。从小处说，“不冤不乐”是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就是做事情真正的全身心地投入，不计较得失或结果，不会受太多理性的限制，这一般人很难做到。因为有了这些“不冤不乐”事儿，让他的人生格外充实，格外光彩夺目。从大的角度来看，“不冤不乐”更是一种精神。都说王世襄先生是玩儿家，说他能玩儿，其实他之所以能玩儿得好，能玩儿出名堂的原因之一，就是有“不冤不乐”这种精神的支撑，这种精神实际不光是玩儿，本质是干事业，是王先生一生能做出诸多成就的重要支柱。
王先生最讨厌有些人“抖机灵”，其实“抖机灵”最本质、最核心的特点是和“不冤不乐”完全相反的，他们处处事事想的都是怎样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回报，如何能让自己占到便宜，“占便宜没够，吃亏难受”，而“冤”嘛，就是吃亏，所以抱这种态度的人不可能成大事儿。
王世襄先生有很多“不冤不乐”的故事，像年轻时抓蛐蛐，大老远跑到北京的西山那边儿，几十公里外，不管条件多差，住在乡下农户家。在大野地里，一个人，拿着扎枪满山遍野地逮蛐蛐，吃不好，睡不好，累得一身泥一身汗的。
当年他也给我讲过多次，他爱“放鹰”，鹰一撒就没了谱了，不定飞往东西南北了，几十里就飞出去了，人就得跟着跑，碰上玉米地高梁地，也得一头扎进去，棒子茬地扎脚，庄稼叶子都是刺儿，扎得浑身刺痒，呼哧带喘的就得跑过去，到了晚上，回不了家，就着风和着雨，找个土堆就席地而卧眯上一觉。其实更苦的是熬鹰，熬鹰是六天时间，每天24小时，两个人倒班看着鹰，王先生是倒夜班，就是盯着鹰，不能让它闭眼休息，鹰比人可一点也不傻，也会“抖机灵”，它时常偷偷地闭上一只眼睛休息，所以熬鹰还是个斗心眼儿的事儿，不能只在一面盯着看，必须得两面同时看着，这六天，一般鹰没熬完，先把人熬垮了，哪天您要是有兴趣到鸟市上试试，眼对眼地盯着一只鸟的两只眼，你就能体会到什么才真叫“不冤不乐”。
王先生人生中几大成就，都是明知道费心费力，只有投入没有回报的事儿，但他认为是值得的，就会毅然决然毫不犹豫地专心去做。例如做《匠作则例》的研究，古代名词术语的解释和翻译，不仅资料收集研究费心费力，往往不会有太多人看。但他认为这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是重要和有意义的，为填补中国在此领域的空白和缺失。所以唯有在心怀“不冤不乐”的精神支撑下才能完成如此之奉献的工作，谱写一段无悔的人生。
回想起来，在“不冤不乐”的这种精神上，我受王世襄先生影响，算是有共同之处。当年编著《清代家具》，为家具拍照就是一个例子：
三十年前，编写《清代家具》，为了高质量地出版，家具图片要拍专业彩色反转片。由于那时没有电脑能修图，照片就必须拍得完美，在当年这属于高技术，很多家具又不被允许拉去影棚，只能就地在室外搭棚放置背景纸，费时费力，请摄影师也不易，公家的大摄影机构如中国图片社也请不起，一听这么麻烦才拍一两件家具，人家也不来。那时全京城真够水准且自备全套器材的摄影师屈指可数，他们的器材也都是二手货(大都是从日本淘回来的残旧器材，我称这些摄影器材叫“柿饼儿”，因为一个个都被摔得破烂不堪)，并非在好的使用状态。能冲洗反转片的只有位于宣武门的中国图片社一家，质量不稳定，经常取出片子一看，不理想，却分不清到底是冲洗得不好，还是拍摄技术或器材有问题。更气人的是，反转片还会经常被冲洗坏，图片社明文告知“洗坏了只赔偿同等数量的胶片”。记得那时每次去图片社取照片时心里总会忐忑不安。有一次，拿到冲洗好的反转片一看，图像上有个夹子印，正好毁了图的下部，一问才知道，当时采用的是“吊挂”冲洗法，工作人员马虎，夹子夹过头了，令人捶胸顿足。后来只好采取对重要家具拍摄两次，再分两天送去冲洗的方法来预防。
王先生也拍过家具，他当然知道其中甘苦，不仅苦，而且不是一次两次，是几百件家具，几年间冬寒夏暑的坚持。
当断不断
当今，人们对古玩的鉴定往往依靠各种招数。在古玩鉴定的很多招数中，鉴定漆器年代的一个招数是看“断纹”。漆器上的“断纹”是因底胎和漆灰由于自然的变化，伸缩出现自然的裂纹。一些常见的“断纹”有：冰裂断、蛇腹断、流水断、牛毛断、梅花断、龟背断、龙鳞断、鱼鳞断等等，观察这些断纹就能判定古玩的年代，这就是所谓“一对一”的招数。我认识王世襄先生之前大概知道二十多种各式各样的断纹，而且一一铭记在心。看到一张古琴时，如果看漆面似牛毛断，便可断其年代至少到明代(其实这并不可靠)。
记得在很早的时候，应是八十年代早期，有一次王先生约我一起到法海寺看家具，他说那里建筑是有准确纪年，寺中还有一张明代留下来的大漆供案，还有一些放在室外的漆器器物，特别值得去看。
记得那次还找了文物出版社的摄影师孙之长一同去的。孙之长比我大几岁，帮助王先生拍过很多珍贵的文物资料。他人非常随和，谦逊，技术高，不怕累，当时他拍摄的照片很多都是四寸乘五寸的大底板反转片。
当天我到得早，就先进去转了一圈看了看。等王先生来了，我又绕回到寺门口，我就指着门廊前的大柱子说：“这个柱子上的漆底子(上的灰漆)比较特殊，所以这个断纹非常奇怪，我已仔细地研究了一番，发现以前书中都没有这个名称，我便给起了个某某某的名称。”王先生听后，未置可否。又走了几步，到了大门前，我又跟他说：“对这个大门我刚才也研究了研究，发现是在原有的老漆上又髹厂一道新漆，新漆和老漆混合在一起，形成的这个断纹的名称历史上也没有，这也值得研究，我也给它起了个某某某的名称。”王先生仍未置可否。接着走到了放在露天的大钟前，然后我指着髹漆的钟架又跟王先生说：“这个钟架的断纹我也研究了，东面受太阳晒和西面受落日晒，两面的断纹还真不一样，应该分别给它们取个名字叫‘日照断’和‘日落断’。”王先生还是没吭声。我们接着往前走，看完了家具，就去看法海寺的壁画。我又跟他说：“我刚才在这儿也做研究了。这个漆画上的断纹很奇怪，因为是画在北墙上，北墙的温差大，易结露，断纹是成小卷的，这个名字还真难起。”我接着又说：“看来可以写一篇研究论文，叫‘百断研究’。”王先生听到这儿就乐了，他说：“你这个论文应改个名儿，叫‘当断不断’!研究人署名别写田家青了，干脆署名改写：‘魔怔’。” (“魔怔”是北京的老话儿，说的是一个人干某一件事走火入魔，都成了病了。)我也乐了。然后他跟我说：“这里的建筑和器物有准确纪年、准确时代特征，能原样保存到现在挺难得的，你应把注意力放到感觉各种器物时代的整体气息，而不是刻意关注细节。”
这是很早期的事儿，那时，我还不到三十岁；文物鉴定这个行当的人容易随着走进行里边(古玩圈子)的标准套路，就是看各种器物的特征，背下各种特征来鉴别，到后来明白了，像“断纹”这样的特征标志，应该掌握和研究的是其生成原理，而不是单纯地记忆它的表象。“断纹”的形成，由于受时间和外界环境变化的影响，以及漆本身及髹漆方法的不同，会有各种形态。本质上说，它是由于器物干湿收缩抽涨，再加上不同成分，不同材质的漆灰等共同变化、干裂变形等形成的现象。所以仅凭断纹形式，并没有太大的意义。最近十年来，在很多地区，出现了制作高仿的漆器作坊，且手艺越来越高，几乎可以做出任何你能想到的甚至是你想不到的断纹。因为他们只要掌握了形成断纹的原理，就能设法做出预想的效果。
本色
有不太熟悉王先生的人问我：“王世襄先生眼力那么高，收藏和赏玩的物品都那么精美，就连他当年抓獾用的套钩都是令人爱不释手的古代艺术品，价值不菲。那么他在平日生活中使用的器物，是不是也那么考究？是不是也都是珍贵的工艺品？”
有位仁兄，要到景德镇去为自己家定烧一套带有自家堂号款识的特制餐具，事先还来找我，想参考参考王先生家用餐具的定制要求和标准，看看有没有什么应注意和借鉴的事项。我说：“王先生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东西!他平时用的瓷器和日用器皿就是街上杂货店买的大路货，不仅没有这么讲究，连现在一个讲究点儿的成套家用细路瓷器都比不上。”他听着，似乎半信半疑。
可能在他人印象中，似乎王先生所用的器物也像帝王御物一般贵比金玉。其实不是，他们是把“收藏”和日常生活混淆在一起了。
和大家的想象完全相反，日常生活中的王先生，非常简朴，怎么简单方便，怎么环保好用。就怎么来，甚至有些凑合。这是生活的最高境界，是信心和实力的表现，是真正经历过繁华后的返璞归真。
勤劳与节俭，贯穿着王先生的一生。他的衣、食、住、行，无不显示出他的性格本色。
毋庸赘言，凡是见过王先生的人都应该知道，他的衣着特别简单，尤其夏天，一件大圆领儿的老头衫，一条宽大短裤，一双松紧口鞋，手里拿着个大蒲扇，一副随处可见的随和的街道老大爷形象。
早年，我常跟王先生一起出去参加活动或会见海外来的朋友和收藏家。凡是去五星级酒店(那时，也只有北京饭店、建国饭店等个别几个五星级酒店)，常会被门童拦住，起码得询问几句，“审审”这爷俩是不是真有能住在这里的、身份高贵的朋友。
王先生曾经在他的书里写过，老伴儿穿着也很朴素，从来没有要求买过什么特殊样式或时尚名牌等，有的衣服都已经很旧了，但简净得体。有时他要给她买件衣服什么的，结果半路就把钱买了古玩。这种事儿时有发生，老伴儿也绝不抱怨，真是夫唱妇随，琴瑟和谐。
烹调是王先生的一大爱好，也是一大乐趣。他是众所周知的美食家。但他的家馔美食中从无山珍海味。例如，很多人都知道王先生擅长烹调鳜鱼，当年在干校曾做过用十几条鳜鱼变着花样做成的鳜鱼宴(其中最有名的一道菜是取自十二条鳜鱼鱼白的糟熘鳜鱼白加蒲菜)。但在我认识他的这么多年里，他从来没有自己在家里做过这道菜。曾有朋友相问，他回答说：当年做鳜鱼宴，是在鳜鱼的产地，跟当地渔民熟识，就地取材，买鱼自然便宜，所以这么做过一次。北方鳜鱼价贵，犯不着去这么花费。
他擅长买菜，不愿意买反时令的蔬菜，总是什么季节吃什么菜。时令蔬菜既新鲜又便宜，而且味儿对。
王先生做饭从不糟蹋一点儿东西，在食料用材上真是“吃干榨净”。例如，吃完老玉米(苞米)，玉米皮绝不扔掉，王夫人将之洗净、擀平、晾干后，刷洗碗筷用，既环保又卫生，还十分好用。如果王先生请客吃饭或有客人请王先生吃饭，让王先生选择地方，王先生选择的往往是好吃不贵、有真手艺且不讲铺张的餐馆。如果由王先生来点菜，一定会点那些质与量最合宜的菜品。若是客人点菜，王先生一定会再审视一下，抹去一两个纯属“门面”或“排场”的菜。
王先生烟酒不沾。因此凡跟他一起吃饭的人，无论是主是客，餐席上都不抽烟喝酒。
王先生家有个层层叠落、卡子卡住、可以拎着的提盒式搪瓷圆饭盒，平常洗得干干净净的，收在一个小布包里。每次出去吃饭，临出门儿的时候，王夫人一定会带上这饭盒。吃完饭若有剩余饭菜，一定要分门别类，能带走的，一点儿不剩地装在这个饭盒里带走，再剩下带不完或没法儿带的，也一定当时就让大家分着吃掉，绝不浪费。
改革开放初期，王先生的生活也挺困难。逢年过节请我们吃饭，常点烤鸭，往往会点半只。鸭架可做鸭骨头汤，但王先生一般不愿意让餐厅来做，嫌时间不够，熬得不好，认为是变相的浪费，一定是将之一分为二，给我一半，他再拿回家一半。
美国有一位中国艺术品的重要收藏家，在福布斯财富排行榜上名列全美前十，是王先生的好朋友。每年他来，会请我们一起吃顿饭。他带着秘书和一位美国博物馆的馆长，进餐地点由王先生选择。曾去过日坛公园里的一个餐厅，还有马凯餐厅。王先生从不要包间，所点菜肴都非常实惠，如糟熘肉片、糟熘鱼片、葱烧海参、油焖笋、蘑菇清蒸鱼等等。记得有一次，有王先生夫妇、我们夫妇、主人的秘书和一位美国博物馆的馆长，按王先生的选择，在马凯餐厅的热热闹闹的大堂间用餐，吃饱了以后，剩余饭菜打包带走，再剩下没法儿打包带走的，王先生就当场分配。结果给这位美国大人物分配了吃剩下的半拉鱼头。等每个人吃完各自那份，他还那儿磨磨叽叽地没吃完，看来他是真不爱吃了，尽管他苦笑“no，no，no”地摇着头，王先生和大家还是盯着他，打着哈哈，直到哄着他把半个鱼头干干净净彻底吃了下去。
真可惜，当年没拿录像机录下这次吃饭的场景，放给现今的人们看看。对比如今吃喝浪费的严重，我想这对整个社会都有启示的作用。
招待外边来的客人，有时王先生会亲自做饭。若是大宴请，往往头一天就得动手准备，折腾大半天，由师母帮忙，有时也让我打下手，从来没请外人帮过忙。
王先生设宴，从来不上山珍海味，一色他拿手的好吃不贵的家常菜。逢有工作的日子，饭食就更为简单。例如，每年有一两次邀请老鲁班馆的师傅祖连朋来家中维修保养和研究古家具，我也帮着忙活，搬来搬去得干一天活。中午没时间做饭，屋里屋外也弄得挺乱，王夫人就到南小街那家清真肉饼铺，买回肉厚皮薄、形状像清代宫门上凸起的大门钉一样的“门钉肉饼”，熬一锅小米粥或者是玉米茬儿粥，再拍几根黄瓜，就是一顿美美的午饭：饭后沏壶茶，既喝茶聊天，又是学习交流，也是休息。有一段时间，这成了标准工作餐。有一年我和朋友谭巍帮着把王先生旧房里的铝电线换成铜电线，忙活了两天，午饭也都是这样安排。
自从老两口儿从平房搬进公寓，更忙了，更没叫间做饭。尤其王先生编著那一套《锦灰堆》的时候，基本是买各类方便食品，热一热就吃了。
两位老人勤俭质朴。每次外出，只要有公交车，基本就不会打出租车。王夫人在住家周边办事，全靠两条腿走路。远些的地点，她就乘公交车。老爷子则一直是骑自行车，从年轻时一直骑到八十多岁。他专门让我给他照过一张相片，说“你看我都八十多了还能骑车呢。”我家住的比较远，每次他来，都是骑自行车，我根本不必提去接他的事儿，因为我知道，他肯定不同意，说了准得挨“呲儿”(老北京话，挨批评的意思)。
后来，若是到我的工作室来，那路途就太远了，他每次都是坐公交车来，其间要转三次车，转站之间还有挺长的一段路要走。那时他年事已高，我跟他说：“转车的路太远了，要不您就破例打个出租来。”他说用不着。我说：“要不您就坐到倒数第二站，我去接您。”他一听就急了，说：“你千万别来，用不着。走走道有什么了不起的!”王先生起床特别早，每次都是不到七点都到我这儿来了，有的员工还没起床呢。到了之后跟我们一起吃个早饭：玉米粥、馒头、咸菜丝。我们工作室的人对此都极为惊讶，尤其是第一次见到他的人，都没想到，这么德高望重的老人家，竟如此的质朴和平易近人。
我随他开会、旅行或看东西，去过河南、河北、山西、天津等地，吃住行都没有太多要求，都是最简单的安排。
我和他一起坐飞机差旅，在国内坐经济舱，应邀去香港，也坐过经济舱。在飞机上，常能遇见朋友，见王先生坐经济舱，都大呼小叫，有的坚持要让王先生升舱，由他们来付机票，但王先生坚决不答应。
在香港，人家安排住哪儿就住在哪儿。确实也有的地点安排得不太理想，甚至简陋。可他也从不抱怨。
新千禧年，德国总理送给中国总理一部奥迪A8的防弹保险车。国务院又把这部车转送文史馆，指明要给黄苗子、王世襄等老一辈文史馆专家使用。其间有几次外出活动，我提醒他可向文史馆要求派车。
王先生都一口回绝。在我印象中，这部奥迪，王先生似从未坐过一次。对比之下，我自己也曾同某位官员一同出行，招待安排得已相当不错，可他还是一天到晚抱怨这抱怨那。与王先生的作风相比，真有天壤之别。
另一件小事儿同样能展示出两位老人的淳朴本色。每年春天，天气暖了，就到了拆炉子收烟囱的时候。烟囱用一冬天，筒子里会积很厚的烟油烟灰，不收拾干净，夏天泛潮，酸性的烟灰就会腐蚀烟囱。清理烟囱很费事儿，很多家庭都会把用过一季的烟囱直接扔掉，来年再买新的。但是王先生一定会把拆下的烟囱收拾干净存放起来，往往能用好几年。一般是我和王先生先干打底儿的粗活儿，敲打出烟囱里的烟灰，然后王先生用一根长竹竿，一头绑上一堆布头，用水把烟囱里外都洗刷干净，再换上干净布擦干，涂上机油。最后的工序由王夫人做，将一节节洗净擦干的烟囱用报纸卷好，架起来，放到通风处，等明年再用。到上世纪90年代几乎所有北京的家庭都不再洗存烟囱的时候，王先生家里依旧，每逢春天一定自己动手收拾。
多年来，王先生家里没有请过保姆。一切家务，均由老两口儿亲自打理。直到搬进公寓，由于著述工作实在太忙，抽不开身，经大家劝说，才请了一个小保姆。可实际上，这小保姆带给老两口儿的麻烦，比帮的忙多。他们发现这小保姆不太认字儿，王夫人就给她钉了一个本子，每天教她学几个字，这可就更费劲了。可惜这位小保姆没啥悟性，学了一阵子就走了。直到师母去世了，敦煌大哥来照顾王先生，一直到王世襄先生去世，也没再请过保姆。
王先生从来不过生日，老伴儿也如此，甚至在生日那天工作得更忙。
真正的高人不摆谱儿。王先生真是在平平淡淡、朴素节俭、勤奋治学中度过了一生。
王家的门第，从清代至民国，从高祖到父辈，有高官，有外交才俊，有科学精英，有翰墨名家，他可谓簪缨世家的贵公子。可说起勤劳节俭，安分知足，本属劳动人民本色，反而由当年被鄙视为“资产阶级封建地主官僚出身”的王世襄，演绎得淋漓尽致。大概一个人的一生，须“绚烂已极”，方能“归于平淡”吧。从他们朴实的生活中，让人理解了“曾经沧海难为水”的真正含义。
（本文摘自《和王世襄先生在一起的日子》，田家青著，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5月第一版，定价：48.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