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一介 孙德利摄
儒雅平和，内敛沉静，无论在几百人的课堂上，还是几十人的座谈中，只要汤一介先生在，他身上流淌出的这种气息，总是让人宁静下来，奇异地陷入中华传统文化的内涵美之中，并为自己是一位中国人而骄傲。
这位在当代丰富着中国人精神的指引者，却因病在北京离世，享年88岁。10日清晨，得知消息的人们纷纷赶到北京大学哲学系，在还没有搭起灵堂的院落中徘徊，悲痛中回望先生的人品与学问，格调与精神，似乎如此才能挽留先生匆匆远行的脚步。
事不避难，义不逃责
1927年，汤一介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他的祖父汤霖是清朝光绪十六年（1891年）的进士，父亲汤用彤是近现代中国哲学界融会中西并接通中文和梵文的学术大师之一，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
“先生家学深厚，但对他影响更深的是家风。”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王博教授是汤一介先生的弟子，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守在先生的病榻前。“先生名一介，人如其名，一介书生。他一辈子都在求知，似乎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即使80多岁的时候仍在读新的东西，不断提出新的问题，不断开新的风气，让人佩服。”
汤一介小时候，父亲发现他喜欢读古诗，就拿来庾信的《哀江南赋》让他读，讲的是丧国之痛，还有《桃花扇》中的《哀江南》，都是汤用彤时时吟诵的，那时正值抗战时期，那种忧国忧民之情，深深地影响了汤一介。还有一次，父亲把珍藏的一幅《颐园老人生日燕游图》拿给他，上面有一段祖父约700字的题词，父亲告诉他，题词中的“事不避难，义不逃责”是祖父当年对自己的教导，“事不避难”就是遇到事情不要逃避它的困难，“义不逃责”就是理应你做的事情不推辞。
这些“为人处世”的祖辈遗训，影响了汤一介先生的一生。他非常喜欢读书，藏书在北大仅次于季羡林先生。至于“事不避难，义不逃责”，仅仅是他77岁时开始领衔编纂浩繁的《儒藏》工程这件事，就足够证明他作为一名读书人的勇气和担当。
“最近一个月来，他一直状况不好，入院几天，又出院几天，最后几天有几次清醒的时候，他和我谈起的仍是工作，谈《儒藏》的编纂，谈一定要把好质量关。”王博教授说。
“8月25日，他和我们做了最后一次长谈。那天，他和乐老师在院子里晒着太阳专门等我们，我们聊了20分钟，怕他累着，他说没关系，我们又多聊了10多分钟。谈的全是《儒藏》的事，说要尽最大可能减少错误。”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副院长李中华教授说。
反本开新，旧邦新命
北大人文学苑哲学系102室汤一介先生的办公室因为主人的离去而有些寂寥，不过，墙壁上悬挂着的一份墨宝“旧邦新命”仍灼灼地表达着主人的情怀。
“这是北大哲学系92岁的杨辛教授送给汤先生的。这四个字很符合汤先生的学问追求，意思是说我们这个数千年历史的国度，有着独特的历史和文化，在当今这个全新的时代，中国要发展，中国文化要在世界上复兴，都需要对自己古老而独特的文化进行传承。”王博教授说。
旧邦新命，与汤先生一直提倡的“反本开新”一脉相承。在他看来，中国先哲们有许多有价值的宝贵思想，不仅具有某种真理的意义，而且也曾在历史上发挥过巨大作用。它们也一定会对今天的人类社会产生重大影响，当代学者研究中国哲学要有一种文化上的自觉，就是要对我们的哲学源头有深刻的把握，了解得越深入，才会越有面对新世纪的强大生命力，这是所谓的“反本”。而“开新”则是一方面必须对我们的传统哲学作出新的合乎时代的新解释，另一方面又要利用我们的传统哲学的资源来对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创造出新的哲学理论，以贡献给人类社会。
反本开新，旧邦新命，是汤一介先生一生学问的精髓所在。早在20世纪80年代，他就中国传统哲学的真善美问题，指出“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即是中国哲学的三大基本命题，体现了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1983年他访学美国哈佛，接触到海外新儒学，使他开始反思中国文化的现实命运问题，重新思考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儒家传统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在当年举行的第17届世界哲学大学上，他发表《关于儒家思想第三期发展可能性的探讨》演讲，以出乎意料的清新立论紧紧扣住了观众的心弦，引起很大的轰动。
“他不是一般的学者，他做的许多事情在学问上，在文化上都有着启蒙意义。1984年他主导成立的中国文化书院，还有他倡导的中国解释学，就被外界评价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具启蒙意义的文化行为。”李中华教授说。
20世纪90年代，针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汤一介先生提出“和而不同”对当今世界、人类发展的重要意义，认为21世纪人类社会面对的主要问题是“和平与发展”，这就需要调整好不同文明传统的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地域与地域之间的关系，而中国古已有之的“和而不同”可以作为全球伦理的一个原则，为解决这两大问题作出贡献。
针对进入21世纪后出现的“国学热”，他提出我们的国学应该是一种在全球意识观下的国学。他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西方中心论”的消退，整个世界文化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这有益于文化的健康发展，所以不能孤立地、盲目地提倡“国学”，否则有可能使中国文化再次游离于世界文化发展的潮流之外，重新滑入狭隘民族主义和国粹主义的陷阱。
真诚做人，真诚做事
“一个人学问的高下往往和他境界的高低相联系，‘做学问’与‘做人’是统一的。‘做人’首先要真诚，‘做学问’同样要真诚。”这是汤一介先生生前常常说的一句话。
“汤先生平常待人接物，非常客气。我们是学生，端茶送水接外套，在我们看来都是本分，但他每一次都会真诚地对我们说‘谢谢’。即使这几日他病重得厉害，医护人员、学生和亲人为他做点什么，他仍会轻轻地说声‘谢谢’。”他的学生，现在北大儒藏研究中心工作的甘祥满教授说。
来自韩国的金汝珍是汤先生指导的博士生，“在韩国，汤先生被誉为‘当代中国精神的指引者’，韩国一家主流媒体将他列为当代世界八大哲学家之一，所以，入学之初我是以极其崇敬的心情来面对他的。然而，有一次，他给我们讲起他和他父亲的故事，还说了几句玩笑话，那种感觉让人真的好感动，感觉他就像自己的祖父一般。”
无论做人还是做事，汤先生都是真诚的，也总把最真诚的话语对学生相告。“他告诉我，做学问一定要有自己的思想，自由是一种最宝贵的创造力。对学术研究来说，‘自由思想’是非常重要的。”他的2011级博士生陈洁说，“他常常告诉晚辈，学术是天下之公器，只有兼容并包，才能够有很自由的讨论环境，也才能够真正推动中国学术的发展。”
从忧国忧民家庭走出，以家国情怀来做学问的汤一介先生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人品与学问、格调与精神，却永远不会逝去。（本报记者 王庆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