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汝诚
20世纪80年代初，我考入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所，成为裴汝诚教授的研究生，倏忽已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与学生聊天时，经常会谈到自己治学经历的“三幸”：一为1977年恢复高考，得入历史系就学；二为毕业后，得入古籍所读研；三为毕业后留在古籍所，专事文献整理的工作。“三幸”之中，两幸与裴老师相关。对老师追求的学术境界，以及学人襟怀和人格魅力，有了一种刻骨铭心的感受。天下学子芸芸，能有此幸事者几人，幸何如哉。
老师50年代后期研究生毕业后即来到上海，先在高校从事历史研究和教学工作，后被选调参加廿四史的整理工作。《宋史》校点工作完成后，继而又是《续资治通鉴长编》《文献通考》等，朝夕披览校读，都是研究宋史的重要典籍，并形成了在史学研究与文献研究两个领域兼长的治学特色。老师的学术成果，也分作两类，除上述文献点校的整理成果外，著述类如多年读书所得的论文集《半粟集》，以及与人合作的《〈续资治通鉴长编〉考略》《校勘述略》等。多年来，老师与我谈得最多的是，文献研究与治史，实际是“一体两面”的东西。史学研究离不开文献材料，否则难免为凿空之论；然文献研究若无良好的史学训练的前提，亦难获得有深度的成果，甚至因受到史学思辨能力的不足，未能够察识文献背后隐含的丰富信息。这是老师数十年学术经历的体悟。2006年，廿四史重新标点修订工作启动，中华书局敦聘将届八十高龄的老师再度担任《宋史》修订组负责人。廿四史整理工作是文史学界的一件盛事，两度参加这项工作的学者应该就是裴老师一人了。
我当初选择文献专业为读研方向，希望能藉此补充史学研究基本训练的不足。回想起来，确实是由老师牵着我登入学术殿堂的。硕士论文选题是关于宋人别集《净德集》的整理研究，毕业后承担的第一件工作，是《文献通考》的校点，这些都是得到老师的具体指导才顺利完成的。以《净德集》为例，存世本系四库馆臣自《永乐大典》所得的辑本，从文献辑佚来看，尚有很大的余地，这便为我提供了很好的实践机会。据目录文献入手，顺藤摸瓜，由宋明两代文献中辑得近五万言，几与馆臣所辑的议论文字相等。又如校勘工作，最理想的是能够与馆臣辑本作一通校。因其时影印本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尚未引进，老师便带我到北图善本特藏部，设法调出了文津阁本《四库全书》，与武英殿本通校。校勘工作历时五天，校得异文数以百计，是我经受的又一次学徒训练。我在讲文献校勘课的时候，常以这段幸运经历自诩与《四库全书》的缘分，说到底还是与老师的缘分。
这些校书和辑佚的实践，令我对古书的形成和流传有了全然不同往昔的认识，然我对老师加以训练的深意，是在完成了文献整理过程后才逐渐理解的。我和老师的基础专业都是历史学，“问题意识”一直是我们讨论中最令人兴奋的一个话题。“虚心静虑，依傍文义，推寻句脉”的读书法，还只是发现史料的前提之一，如何辨别文献的不同层次，分析彼此之间的关系，何以去伪存真，何以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对于一件史事进行竭泽而渔式的资料爬梳，发现问题后紧追不舍，直至形成自己的见解，凡此种种，都是老师对我进行学徒训练的内容。前几年，老师应邀为中华书局百年社庆题词，几经斟酌，写下了“养考索之功，抒独断之学”十个字，我觉得这两句话很好地概括了老师学术实践的基本精神。
经过这些入门训练，我在硕士论文中对明清学者编纂疏失的辩证，对当代学者研究成果的祛疑，都做了实在的研究，还梳理了未曾引起关注的一些史事文献，凡此皆属于透过文献的表面，发现字纸背后“故事”的努力。多年来，我在教学和科研工作上略有所事，这些早期经受的学徒式训练功不可没。
老师退休之时，正值学术研究发展的一个转折时期，学术著作出版困难，曾引起不少人的迷茫。当时曾不止一次有人请老师出面，承担一些畅销读物的主编之类，然都被老师婉言拒绝了。每次去看望老师，他几乎都是在书桌边读书，手边一部《宋史》，页眉上多有红、蓝两色的批注。古人以“为己”和“为人”来区分不同的读书求知境界，“为己”是执着于自己的理想，彰显了内在的精神世界，“为人”则追求功利时风，不外与金钱名誉相关。数十年间，老师坚持有所不为的定力，不正是源自内在的学术追求么？
老师待人亲切而谦恭，往往透露着对于学术前辈的敬重，言及稔熟的朋友，亦必称以先生。讨论学术问题时，态度温和，从不恃势凌人，多以“也许”“或者”的句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老师若说“似可作讨论”的话，就是委婉地表达否定看法了。温润如玉的长者风度，令初见者不由心生敬意。老师曾批评过我写文章或有措辞尖锐而显得气短，而当我遇到因学术见解分歧而致的揶揄嘲讽，老师又会提醒我保持气度，冷静对待，与其愤而还击，不若一笑置之。老师经常告诫我，若能真正坚持所追求的学术理想，则一时一事之是非高下，实属不足挂齿之事。
裴汝诚（1931—2013），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宋史研究暨唐宋文献整理专家。曾两度任廿四史整理工作之《宋史》校点整理工作负责人，主持并作为主要成员参加整理的大型古籍文献有《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文献通考》、《忠肃集》及《王安石年谱三种》等，著有《半粟集》《续资治通鉴长编考略》（合作）等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