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4月张忠培在陕西宝鸡观摩陶鬲 图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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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8月初，故宫博物院前院长、著名考古学家张忠培先生度过了他80岁的生日。
他的这个生日过得像个“考古日”：故宫出版社出版了他带学生们长期研究的大型课题成果《中国陶鬲谱系研究》一书，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学生们献给他的生日贺礼《庆祝张忠培先生八十岁论文集》一书。
没有举办豪华铺张的生日宴会，没有邀请大批国内外的师友学生，他的弟子们只是召集了一个小型而简朴的座谈会，讨论他的考古历程和学术思想。作为他的弟子，我想与大家分享几组和他的考古人生有关的数据。
年数据：岁月之歌
张忠培诞生于1934年，那一年，中国考古界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后来成为张忠培导师的25岁的苏秉琦，大学毕业分配到北平研究院史学会考古组，跟随徐旭生到宝鸡挖掘斗鸡台遗址，业界称有史以来的“陕西考古第一铲”。
历史上，有很多巧合的数字。而张忠培和苏秉琦之间的不少数字，我觉得更像是天作之合，他们都好像是为考古而生的：1952年，北京大学创办考古专业，苏秉琦担任了考古教研室领导。这一年，18岁的张忠培从长沙长郡中学考入了这个中国考古专业第一班。长郡中学先后出过两位故宫博物院院长，第一任院长是易培基，第四任院长便是后来学成的张忠培。
张忠培读大学的4年里，因买不起车票，只回过两次家。假期，都用来在校阅读当时仅有的约20种书报杂志。有一学期上5门课，他有4门课得了5分，只有张政烺讲授的《中国考古学史》得了4分，后补考得到5分。这使考古班获得了北大“有全优学生”的班级荣誉。
1956年本科毕业前夕，张忠培填报了三个志愿，都是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考古所归入社科院——编者注），坚决要求去田野考古一线工作。然而他被选拔留校，成为全班唯一被推荐的副博士（苏联时代的高等教育学历制度，相当于我国的博士学位——编者注）研究生，入苏秉琦门下。多年以后，师生二人先后担任了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
1958年，张忠培带本科生在陕西华县、渭南率先进行了中国考古学上“拉网式”大规模区域系统考古调查，堪称中国聚落考古学实践的典范之作。在华县元君庙遗址，全面揭露了一处仰韶文化墓地。他一改以往考古以一座房屋或一座墓葬为单位的做法，把整个墓地作为发现对象和研究单元，开创了中国考古史上全面揭露和研究墓地的新理念和新方法。这在当时乃至多年后的国内外同类考古中，一直是领先的范式。
1959年起，经过多年的反复研究，张忠培终于搞清了元君庙墓地的社会组织及其社会性质。从此他开始了“以物论史，透物见人，代死人说话，将死人说活”的考古追求。他撰著的《元君庙仰韶墓地》报告也终于1983年面世。遂被海外学者称为研究中国史前亲族组织的典范，打破了“硬套社会发展规律教条的怪圈”。
张忠培是中国大学考古专业培养出来的第一代考古学人，但他不仅是这一代学人中从事考古教育的教师，还在考古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1961年张忠培学成毕业，被分配到吉林大学历史系做教员。1972年他主持创办考古专业，历任考古专业副主任、主任，历史系副系主任、主任，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还参与创办吉林大学研究生院。1984年获吉林省有突出贡献科技专家称号，任吉林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副主席、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和教师职称评定“五人”领导小组成员，协助校长主持重点学科及其学术梯队建设工作。他创办的吉林大学考古专业，践行“田野考古是近代考古学的基础”的认识，坚持走苏秉琦、宿白等创办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摸索出来的道路。在林沄等的协助下，创造性地走考古科研、教学和人才培养的新路，从新办的众多大学考古专业中脱颖而出。使吉林大学后来和北京大学一起，成为两个全国性的重点考古教研基地。
张忠培与一般的考古学家所不同的是，他不但是实践自身学术之路的研究者，还是行业学会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早在1979年中国考古学会成立之初，他便成为中国考古学会最年轻的理事。此后他担任了34年理事、19年常务理事、9年副理事长，并于2008年当选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是服务于中国考古学会时间最长的一位考古学家。
他还曾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委员会考古学科组成员、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组成员、国务院长江三峡工程验收委员会委员、国家南水北调工程考古专家组组长、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等。1987年，被国务院任命为故宫博物院院长，从教育界转至文化界，开始把很多精力投入到文物管理工作中。1991年被定为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享受国务院津贴。
文数据：著作等身
1955年，21岁的张忠培开始写考古文章，迄今已有60年。已出版了21部独著和主（合）编的著作，已发表了不下250篇学术文章，总字数超过500万字。
张忠培不是职业作家，科研写作也不是他的主业。60年来，他用手写的方式一字字、一页页地写作完成了几百万字的考古论著。在电脑写作与便捷检索的当今，80岁的他依旧坚持用圆珠笔行文、用涂改液修正以及用剪刀剪贴，甚至完全要凭熟读记忆和翻阅书刊来查对资料。
张忠培搞科研还有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他关注的问题，常常多于研究的问题；他研究的问题，又往往多于写出的文章；他写出的文章，又都是有原创性的观点。他认为只有这样，“写出探索问题的论著，才能达到深透”。
如果说，张忠培60年来的这些论著的数据，客观记录了他笔耕不辍的学术轨迹；那么他通过挖遗存、建框架、解文化、续谱系、修国史、寻规律、创学说、求真理等发现创新与研究创新过程，则得出了许多符合中国历史发展实际的科学结论。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他的《中国考古学——走近历史真实之道》一书。该书作为中国第一部研讨考古学方法论的个人专著，成为出版界重点推出的《中国文库》第一辑的重要书目之一。该文库主要精选了20世纪以来中国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名家名著，考古学方法论的名著唯有这一部。
考古学是广义的历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重建中国古代社会并寻找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一般规律，一直是中国考古学的责任和使命。1985年，苏秉琦应总主编白寿彝邀请，担任《远古时代》的主编，组织张忠培、严文明等，历经五年左右，撰写完成这一旷世之作，把史前考古学转化为史前史，实现了几代学者修国史的夙愿。该卷出版后，被称作“全景展现中国远古历史，探寻中华文明源头”的典范之作。2010年，该卷更名为《中国远古时代》单册出版。这两种版本发行近10万册，影响相当广泛。
去年，国家有关部门组织编写钱伟长生前任总主编的《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我有幸被推荐写作张忠培。我对他所从事的研究是这样认识的：
他通过发展和创立考古学理论与方法，推进了中国考古学科学化进程，践行了务实求真的科学精神；通过考察中国社会结构与形态变迁，探寻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及其走向秦汉帝国道路；通过构建考古学文化的序列和时空框架，从“谱系论”视角揭橥了中国多元一体和一统多元的基本国情。他提出的“国家论”，阐释与表述了中国发展的历史规律；他提出的“文化论”，指出了传承、吸收、融合、创新是人类社会历史文化演进的规律。他的学术思想承前启后，见微知著，论以载道，自成体系，基于考古学又超乎考古学，代表了中国考古学前进的主流方向，引领了中国考古学新时代，扩大了考古学在学术界以及社会的影响力，标志着中国考古学已形成适合本国历史实情的理论体系，并以此站到了世界考古学的先进行列。
说起来，除了上面撮要提到的“年数据”和“文数据”外，在张忠培80年的考古人生中，还有很多在治学、学识、学风、学品、人品方面的一组组数据。譬如“一数据”，他从不争第一，也从未想过成为唯一，但他却不断地创造了中国考古学上的一个个“一”；再譬如“零数据”，他一直坚持“三不写论文原则”：不为会议写文章，不为职称写文章，不为稿费写文章；等等。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为人示范，实至名归。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数据，和还有很多没有提到的数据，汇集成了张忠培的考古道路、考古故事、考古人生——中国考古学，因为有了张忠培的学说而丰富；张忠培的人生，也正是因为从事了中国考古学而精彩！
（作者为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