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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初，王尧（左二）同于道泉教授（右二）在一起 （资料图片）
1985年，王尧与东噶活佛（右）在当时的西德慕尼黑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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耄耋之年的王尧先生，刚刚送走陪伴自己60年的老伴。在这个不太适宜的时间，记者敲开了他的家门。屋里有些凌乱，中央文史馆的工作人员在老先生的房间里外忙乎着，取景做资料。
“我的老伴心脏病，突然就走了。家里乱，别在意。”夏日的京城，闷热，少有凉风。“抱歉，我无法请你们落座。”白发，白短衫，灰长裤，王尧脸上略显倦色。
“我一辈子跟西藏打交道，在藏区待了20多年，直到1999年才第一次带老伴去了西藏。她没有福分，高原反应太强烈，没怎么体验西藏的风土人情，就回北京了。”
“老伴是小学老师，一直在北京。长年来，我不是在西藏考证就是在国外研讨。藏学是跨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综合性研究学科，而藏语文恰好是入门的钥匙。我接触、进入西藏学领域，正是从学习藏语文开始的。”眼前这位身材高大的老人话锋突然转到藏学，房间的气氛瞬间清畅。
从民间开始
大凡对藏学感兴趣的人，基本上都知道王尧。因为涉及藏学研究的许多学术著作，都能看到他的大名。
王尧早年就读于南京大学中文系，1951年初进入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研习藏语和藏文,在我国现代藏学的开山祖师于道泉教授指点下，投身于藏学研究。
“刚开始，我对西藏和西藏学一窍不通，胸中茫然无绪。只是响应‘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号召，报考中央民族学院学习藏语。”
谈起往事，王尧头脑还十分清晰。他回忆道：“于道泉教授精通藏、蒙、满、英、法、德、匈、土耳其和世界语等多种语言，感谢他以最大的热情和耐心教导我们。当时，我们作为中央民院第一批学习藏语的大学生，住在北长街的班禅办事处后院，有机会跟藏族官员接触，向他们学习语言。云南迪庆藏族钟秀生先生和四川巴塘藏族格桑居勉先生作为助教，帮助于教授做辅导工作。那时，整天听到嘎、卡，噶、阿的拼读声，弥漫在北海公园的侧畔。不久，我们远离北京，前往藏区，开始了新的学习里程。”
贡嘎寺是年轻的王尧进入藏区的第一站，贡噶活佛是他们的老师。贡噶活佛出生于四川康区木雅，聪慧伶俐，博学多才，曾担任十六世噶玛巴活佛的经师。他著有西藏历史、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多部著作，在东部藏区威望极高。
贡噶活佛选用西藏哲理诗《萨迦格言》《佛陀本生纪》作为教材，让学生们逐篇通读精读，这是王尧初次接触藏文古典作品。后来，王尧将《萨迦格言》译为汉语，在《人民日报》文艺版上连载了两个多月，后又结集出版，让内地读者了解到藏文韵文经典著作的魅力。
贡嘎山的生活，王尧至今萦怀：“那段时光，既紧张又活跃。”他们到离寺几十里的玉龙榭村去参加过一次婚礼，第一次直接了解了藏族的礼俗，热烈的场面，送亲迎亲各种仪式，酒肉频频传递，歌舞通宵达旦，尤其是赞礼的人长长地诉说本地本族历史的赞词。刚刚入门的王尧还听不大懂，只能靠着藏族学长斯那尼玛的口译才略知大概。
“美丽的姑娘啊，你就像个木头碗。”婚礼上的歌词让王尧摸不着头脑，为什么把姑娘比喻成木头碗呢？后来他才了解到，藏族每个人都有自带碗的习惯，而且都在藏袍里贴身揣着。“碗”是最私有和最亲密的比喻。这些鲜活的知识给了王尧很大动力，他从藏族民歌、民间故事、民间戏曲开始了自己最早期的研究。
“最有收获的是1954年9月，有幸作为助手随贡噶上师到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后来协助藏学界一些大学者，翻译《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等五部法律文件。”王尧回忆说，“那些大学者的风范和学识让我终身受益。”
王尧以《藏语的声调》一文开始在藏学界崭露头角。他说，在广阔的藏区，“一个喇嘛一个教派，一个地方一个方言”。由于长时期的历史演变，藏文在所有的藏区都能通用，但文字与口语之间产生了距离，藏区各地方因为山川险阻，交流不便，形成了拉萨、安多、康巴三大方言区。
在以后的几十年中，遵循于道泉和贡噶上师的教导，王尧一直努力探索书面语与方言之间的发展关系及异同。1956年，根据赵元任对《仓洋嘉措情歌》一书的音系分析，王尧就藏语拉萨方言的语音系统进行归纳，进一步明确了藏语拉萨方言中声调形成的语音变化现象，并以若干书面语的实例来证明声调是古代藏语演变的结果。
这一篇发表在《中国语文》杂志上小小的论文，受到语言学大师王力先生的重视，并在《汉语史稿》第一分册中加以征引，使王尧倍感鼓励。
此后，王尧开始探索古代藏文的发展脉络，主要把精力放在吐蕃时期（即公元11世纪以前）的藏文研究上。50多年过去了，他十余次深入藏区，访遍雪域高原的山川胜迹、古刹庙堂、农牧宅帐，这些经历让他的藏语毫无生涩的书卷气，著书立作却又渊博地道。
在藏学领域，王尧有着开拓性的贡献。中央民族大学陈楠教授这样评价他的老师：“他对藏学研究最突出的贡献在于，把古藏文文献引进对西藏古代历史的研究，开辟了吐蕃历史研究的新时期，同时对唐史、中亚史研究等相关学科亦起到了异乎寻常的裨益作用。”
王尧研究藏学六十余载，撰写了10余部专著、百余篇论文，主编多部藏学研究丛刊，在藏语的分期和方言的划分、古藏文文献的整理和译释、汉藏文化的双向交流轨迹、藏传佛教和藏汉佛学、藏族民间文学等诸多领域成就卓著。尤其是，他将吐蕃时期的三大藏文文献（敦煌写卷、金石铭刻、简牍文字）引入西藏古史研究，对吐蕃史、中亚史及相关领域推动作用不可忽视。
王尧将自己平生主要藏学论著的结集视为“回馈社会、仰报师友”的一份文化使命。5卷本《王尧藏学研究文集》气魄宏伟，第一册《藏文碑刻录》、第二册《敦煌吐蕃历史文书》、第三册《藏传佛教考述》、第四册《汉藏文化考述》、第五册《藏传佛教考述》。从对藏学一窍不通到授命学习，再到兴趣所在、潜心研究，最后倾注了毕生的心血，五本沉甸甸的著作展开了王尧一个甲子的生命画卷。
“藏族文献典籍浩如烟海，卷帙浩繁，内容广博。我国的藏学研究有优势，但还没有很好地开展起来，另外，宗教学在我国也没有得到很好的研究，在西藏，开展任何工作都是不能够脱离宗教的啊。”86岁的王尧依然心系藏区。
成全读书人
王尧的父母不是读书人，家中三子，他是唯一的男孩，名字取做“尧”，寄托了父辈的希望。
北京图书馆是王尧的精神家园。1951年，他从南方到北京求学，住在北长街78号后院，旁边就是十世班禅大师在北京的办事处，许多藏族人士和家属在这里工作、生活。也正是从这里开始，王尧迈开了学习藏语的第一步。因为当时的北京图书馆靠近北海，近水楼台，他几乎一有空闲就到北图去读书。
北京图书馆前身是国立北平图书馆，1917年在国子监南学旧址开馆。“在北京图书馆，我真正享受到了读书的快乐。那里真是书的海洋、书的宝库，过去许多想看而不可能看的书，都能在这里借到、看到。后来，我参加了工作，住在安定门，离北图远了些，但一有机会就会来参加北图组织的学术讨论会。比如，在李煜词的讨论会上，作为听众，我听到了郑振铎、冯雪峰、何其芳等一些大家的发言。特别是王仲闻先生，我只知道他是安定门邮局的工作人员，谁知道他竟是王国维先生的二公子。他的发言语惊四座，有很卓越的见解，令人叹服，经久难忘。”
回忆并不都是美好的。“文革”期间，王尧作为“牛鬼蛇神”挨批挨斗，下放劳动，不敢摸书，更谈不上读书。可是，他“贼心不死”，经常偷着藏着掖着读一点东西。比如，韩素音的《目的地重庆》（于道泉给他的练习英文的读本）。
另外，王尧还把敦煌卷子藏文原文，抄成小卡片放在兜里，或在农田工作之闲，或在厨余饭后空档，掏出来琢磨琢磨。生活因为有书的存在，还是美好的、有希望的。
王尧时常记起年轻时读袁枚的《黄生借书说》：“书非借不能读也。子不闻藏书者乎？七略、四库，天子之书，然天子读书者有几？汗牛塞屋，富贵家之书，然富贵人读书者有几？其他祖父积、子孙弃者无论焉。非独书为然，天下物皆然。”他认为袁枚说出了穷苦读书人的痛苦和愿望。
如今，公共图书馆事业蓬勃发展，王尧特别欣慰：“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经过了100多年的血与火的锻炼，多少读书人、仁人志士为了民族的复兴、国家的富强抛头颅、洒热血，赢得了国家的独立、民族的发展。古今中外的知识传承，通过读书所起的作用可想而知。公共图书馆这项公共设施，实在是非常伟大，成全了多少读书人，功德无量啊。袁枚先生地下有知，也可以另写一篇‘借书记’了。”
王尧爱书，但从不据为己有。前些年，儿子将他堆满房间的各类书籍拉到了一个寺庙存放，并将居所翻修一新，希望父母能在更好的居住环境下安度晚年。不想，失去书的生活，王尧很不开心。
这几年，王尧将自己大量的藏书，尤其是珍贵的外文藏学文献，捐给了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2014年5月，王尧更是将130多包、各个版本的全套大藏经捐给了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
成全读书人，唯有这样处理自己的“宝贝”，才能如王尧所愿。
2011年6月，中央民族大学举行捐书仪式，学校领导和藏学研究院师生代表80多人到会。王尧所赠图书共计500余卷（册），包括《西藏大藏经》（日本版）150卷，大正新修《大藏经》101卷，新纂大藏经《续藏经》52册，《大藏经》（法轮图标）110册，《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44卷。
王尧在捐赠仪式上说，他非常同意季羡林先生的“大国学”理念。中国文化源远流长，研究国学，就要研究包括汉学在内的中华各民族的优秀文化。其中，藏族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值得大家认真研究。
王尧以自己的经验告诫学生，研究藏族文化，非掌握藏族语言不可，语言是钥匙。从最基础的语言文字入手，才能把藏族文化学通学精。他还表示，虽然自己年纪大了，退出教学一线，但仍不忘老师之责，同学们如有藏学研究之疑，尽可来咨询。
记者再次拜访王尧已是初秋。问及生活与家庭情况，老先生三缄其口。但谈起藏学，谈起对他本人学术生涯有巨大帮助的人和事，则是滔滔不绝。
与大师结缘
藏区的长期生活，加上明师的点拨，成就了王尧丰富的藏地阅历和深厚的藏文修养。他师从贡噶上师、东噶活佛，多次为十世班禅、阿沛·阿旺晋美等担任翻译，同大师们结下了不解之缘。当然，最重要的老师还是引他进藏学之门的于道泉教授。
从入校之始到耳提面命，王尧始终对于道泉怀有崇敬之情。在中央民院开办“藏文研究班”时，于道泉将从海外带回的《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巴考等人合编，巴黎出版）交给王尧学习。从此引起他对海外藏文文献研究的兴趣。
在于道泉的帮助下，王尧成为中国藏学界首开研究敦煌藏文卷子的学者之一，并获得丰硕成果。1983年，他受法国藏学家石泰安邀请访问巴黎，石安排他的助手陪同王尧多次到巴黎国家图书馆东方手稿部，阅读敦煌写卷文书，尤其是反复阅读《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一一核对卷号材料，“目验手批，逐字对读，发现我们初版所根据拉丁文转写，有若干阙漏、伪误和脱失，均将其一一订正”。
除了于道泉教授和贡噶上师，还有一位西藏活佛学者对王尧有着重要的影响。那就是西藏著名的东噶·洛桑赤列教授。东噶是西藏东部林芝扎西曲林寺（东噶寺）第八世活佛，曾在西藏若干大寺庙和上密院学习，获得西藏最高佛学学位“格西拉让巴”，先后担任过中央民院及西藏大学教授、西藏社科院名誉院长，出版过《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藏学大辞典》《西藏目录学》等，在国内外藏学界享有极高声誉。
20世纪60年代，中央民院开设“藏文研究班”，从西藏请来东噶讲学，王尧除了担任助教，还多次随东噶出席国际上的藏学研讨会。他评价东噶“是西藏最为通达的大师级权威”，“对我的学术生涯影响至巨”。
与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的初次见面是在1951年，时年13岁的十世班禅到中央民院做报告，5分钟的演讲，翻译用了半个小时才诠释清楚，王尧当时就在台下，藏汉语言交流如此困难，他如坐针毡。
时隔多年后，王尧的一个学生告诉他，扎什伦布寺的文物室有一幅古画，非常值得注意和保护。王尧前往查询后，认定是一幅唐代密宗的坛城图。后来，在北京，王尧对时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的赵朴初谈到了这幅画，赵朴初向十世班禅提出借观的要求。班禅把那幅画提出来，郑重地交给了赵朴初并称：“这是扎什伦布寺全体僧众供养中国佛教协会的礼品。”
《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历辈班禅大师”和“当代班禅大师”两个词条的编写由王尧负责，这加深了他与十世班禅的接触。在班禅大师佛邸的多次对话，他们已经完全能用汉语交谈了。
一次，十世班禅邀请王尧携眷一起到其佛邸吃饭，班禅接待热情，并亲自削苹果递给了王尧夫人。王尧夫人不好意思直接接下，王尧连忙提醒：“赶快接下，谢谢大师，连苹果皮也要接下，按藏族的规矩，这是添福增寿，以作纪念。”那次宴请，十世班禅还邀请王尧的父母一起用餐，这是藏族中尤其是活佛喇嘛中的最高礼仪。
1989年，国家决定在扎什伦布寺修建五至九世班禅合葬灵塔。本来，十世班禅邀请王尧同行进藏，但他当时因有出国任务不能前往，谁知，这竟成了两人的永别。
王尧与高瓦喀寺的转世活佛曲杰建才的交情是从拉萨开始的。曲杰建才是西藏自治区工业设计院古建保护工程师，他对布达拉宫、大昭寺、小昭寺、木鹿寺以及三大寺的辉煌建筑研究颇深。
1998年，在美国召开的第九届国际藏学会上，王尧和曲杰建才活佛重遇。曲杰建才《布达拉宫——古建的修复和整容》的演讲让他记忆深刻：“他把布达拉宫整修的全过程做了介绍，并从原始资料调查入手，彻底摸清了这一雄伟建筑的档案，近三百年来木结构的腐朽、颓坏，香火的熏习，鼠啮虫蛀，破损十分严重。整修过程有时要偷梁换柱、有时要托上换下……所有都要修旧如旧，保持原貌。他的发言使国外关心西藏的人十分惊叹，而一些不协调的声音说我国在破坏藏文化，如何消灭藏文化等谣言就此不攻自破，成为笑料。”
“后来，他还邀请我去看他拍摄的‘贡噶上师的故居’，贡噶活佛在俗家中简单的陈设，朴素的藏民家庭环境，圈养着牛羊，焚烧着牛粪的茶炊，亲切的话语保持了藏族劳动人民的善良品行，这一切令我肃然起敬。”回忆起与曲杰建才活佛的交往，王尧感叹，由于自己师从贡噶上师，贡噶上师与高瓦喀活佛曲杰建才是“金刚兄弟”。
人才多出“王门”
陈庆英、沈卫荣、谢继胜、熊文彬、陈楠、储俊杰……这一串名字是当今中外藏学研究舞台上一支引人注目的力量，他们都师承王尧。得天下英才而育之，乃人生最大快事。对于青年藏学人才的培养，王尧曾经用周谷城的话劝导同行：“教学生好比编草鞋，编着编着就像样儿了。”
王尧是中国藏学界与国际藏学界的穿针引线者。
1991年，王尧参加维也纳国际藏学会回国，他认为，国外藏学研究硕果累累，其研究方法、资料的占有等应该引起国内藏学家注意并虚心学习。在他的积极推动下，《国外藏学研究译丛》应运而生。这套丛书打开了国外藏学研究领域的大门，其选材之广泛，材料之丰富，颇受国内藏学家和藏学爱好者青睐。
沈卫荣，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汉藏佛学研究中心主任。实际上，王尧并不是他的直接导师，但沈卫荣一直称自己是王尧的弟子。
“是王尧先生引我登堂入室，如果没有他，我不会研究藏学。我去德国波恩大学攻读博士，主要研究藏学，也是王尧先生推荐的，那些珍贵的藏学史料也只有在王尧先生家中才能见到。”硕士研究生期间，沈卫荣研究的是蒙元史，记载那段历史的古籍中，很多是用藏文书写的，为了更深入地研究，沈卫荣北上，求教于王尧。
“王尧先生上课风趣，很少有教授能把枯燥的语言课讲得这么生动。当时大家的服装基本上只有灰蓝黑三色，王先生却经常带着八角帽，这些都让他深受学生的喜爱。”沈卫荣回忆。
1984年9月，王尧在中央民院开了一门古藏文的课，许多外校学生都来旁听。虽然古藏文班仅开了10个月，却改变了一些蹭课学生的人生。他们背离了原来的专业，改为研究藏学。
王尧一生没有带过自己的博士研究生,但这些蹭课的学生一直认为自己是“王门”弟子，并引以为荣。即便后来慢慢成长为藏学领域的专家，他们对王尧在学术上的请教和交流也从未间断。以藏学研究为中心，“王门”中人相互支撑、相互补给的师生情谊一直延续了30多年。
2006年，沈卫荣应邀回到人大国学院任教，他邀请年近八旬的王尧来给学生讲课，老人欣然前往。“于道泉先生被尊称为‘中国藏学之父’，但他真正的藏学研究成果并不多，真正把西方关于藏学的学术成果介绍进我国，并掀起藏学热，我认为是王尧教授。王先生最主要的贡献是在国际藏学和中国藏学之间搭建了沟通的桥。”沈卫荣说。
1981年，王尧第一次以新中国学者的身份到匈牙利参加国际藏学会议。发言时，他先用几分钟时间以标准的藏语问候在座的藏学家和海外藏人学者，全场震惊。那时，能讲藏语的藏学家少之又少，何况还是来自中国的汉族学者。
就在这次研讨会上，在国际藏学界负有盛名的匈牙利藏学家G·乌瑞帮助王尧再次拓宽了研究藏学的路径。他向王尧赠送了大量西方有关藏学研究的著作和资料，介绍了许多西方知名学者与王尧结识；次年，乌瑞又推荐王尧到维也纳大学任教并接替乌瑞自己的教职。
后来，王尧还曾先后在德国波恩大学、日本京都大学、美国洛杉矶西来大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或当客座教授，或是讲学，在藏学领域，桃李满天下。
“20世纪80年代，只有王尧一人联系国外藏学研究同仁，将他们拥有的史料和研究成果带回国。他不但将被劫掠到海外的敦煌古藏文文献重新引介到国内，而且还将西方人于藏学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和可供借鉴的研究方法介绍给了国内同行，特别是教给了随他专修藏学的众多弟子，他对中国藏学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兴起，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沈卫荣如是评价道。（本报记者 刘茜）
（王尧，江苏涟水人，1928年出生。曾任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德国波恩大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客座教授，现为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院名誉院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文化书院导师，中央文史馆馆员，波恩大学《藏文历史文献》月刊编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