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后，黄悦依然记得那个深秋傍晚的场景。同门六七人，从京城各处冒雨赶到位于北太平庄的盛世情书店。每人背个大书包，由一位个子不高、步履匆匆的男子打头。他们不像读者，更像是前来歇脚的“苦行僧”。
带头者是“师傅”叶舒宪，后面跟着的是他在社科院文学所的硕士、博士。
进了书店，大家很少说话。叶舒宪像往常一样，娴熟地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浏览一番，然后信手递给某位徒弟，如此这般数次，待到结账时，每人的包里都塞满了书。
这时，叶舒宪又缓缓打开自己的书包，把从家里带来的书和资料分发给大家，就像给徒弟分发适合他们的兵器。这些材料多是他利用访学的机会，从海外购得的最新研究成果。
走出书店，已是华灯初上。在新街口外大街汹涌的下班人流中，有一列“朝圣者”在沉默前行，肩上知识的重量让他们区别于人群。“这幅颇具隐喻色彩的橘黄色的画面伴随着那种默契和感动定格在我的记忆中，每每想起，都觉得心里平添了许多温暖和动力。”黄悦如是回忆。
现任北京语言大学比较文学专业副教授的黄悦，从硕士到博士均师从叶舒宪。叶门的聚会，大多是在这家狭小的书店里进行的。黄悦和她的同门都对书店的聚会印象深刻，因为那里是他们的“第二课堂”。
“文学本来就是属于人类的，把它分成中国的和外国的，中国又分成古典、现代、近代的，越分越窄，就变成铁路警察，只管这一段。火车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根本不管。”
“要打破！忘掉！”在略显逼仄的书店里，叶舒宪一边说，一边配合着简洁有力的手势，显得很有气魄。那是黄悦跟叶老师上的第一堂研究生课。面对老师抛过来的《开放社会科学》（华勒斯坦等著），《金枝》（弗雷泽著）等社会学、人类学专著，刚从中文系本科毕业的黄悦有点懵。
叶舒宪告诫她，不要把自己的眼界局限于现有的学科框架，不要让已有的知识成为思考的障碍。
打通人文学科之间的界限，是叶舒宪一以贯之的追求。“文学本来就是属于人类的，把它分成中国的和外国的，中国又分成古典、现代、近代的，越分越窄，就变成铁路警察，只管这一段。火车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根本不管。”
“文学人类学”给了叶舒宪打通学科界限的利器。他的兴趣不是做传统意义的文学研究，他要走得更远，他要知道“火车从哪儿来到哪儿去”。
叶舒宪是国内“文学人类学”的开创者之一。谈到“文学人类学”与我们一般所谓的文学的区别，他举了“治水”这个世界文学流行的母题。
“大禹治水的故事，传统的文学会把它放在历史中，结合当时的社会状况来说。”叶舒宪说，“文学人类学”则把它放到世界故事谱系中来比照。人类学鼻祖弗雷泽在名著《〈旧约〉中的民间传说》里，把诺亚方舟的洪水神话和古巴比伦、古希腊、古罗马、北欧、南亚、东南亚、大洋洲和美洲印第安神话放在一块看，一口气举了四十多个例子。从而得出，世界各地洪水传说的母题和细节都很像的结论，这就是“文学人类学”。
“只有把对象放在人类的背景之中，才能够看得分明，然后其特点也容易把握了。”叶舒宪说，“一方面需要透过本土话语去获得人类学家所说的‘地方特有的知识’；另一方面也需要把此种‘地方特有的知识’放置到人类知识的整体框架中加以定位和评价。”
近年来，国内“文学人类学”神话研究的跨学科范式，从注重梳理先于文字和外于文字记录的大传统文化脉络，逐渐走向比较神话学与考古学、物质文化研究的结合。
中国文化“大传统”的概念就是叶舒宪首倡的。
1956年，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在《乡民社会与文化：一位人类学家对文明之研究》中提出“大传统和小传统”这对概念。前者指代表国家与权力的，由城镇知识阶级所掌控书写的文化传统；后者则指代表乡村的，由乡民口传等方式传承的大众文化传统。这一区分又被称为“精英文化与通俗文化”。
针对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和多层叠加、融合变化的复杂性具体情况”，叶舒宪把雷德菲尔德的概念做了符号学的改造。他把由文字编码的文化传统叫作小传统，把前文字时代的文化传统视为大传统。简言之，从甲骨文开始的3000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即是小传统，而此前的“无字句”时代，就是大传统。
叶舒宪提出大传统，就是为了对抗小传统书本主义知识观的限制。他认为，后起的小传统倚重文字符号，必然对无文字的大传统进行遮蔽，但是这种遮蔽并非密不透风，大传统的消息也会逗露在小传统中，有些观念就像集体无意识一样在小传统中时隐时现。如果对前文字时代的大传统茫然无知，对于小传统中的很多东西就会一知半解。
“以女娲补天为例，这是小传统讲述的神话故事。”叶舒宪说。从西汉官修子书《淮南子》到清代小说《红楼梦》的开篇，女娲补天一事屡见不鲜。这段故事背后，原来潜藏着古老的信仰：史前先民认为苍天是玉石打造而成。玉不仅代表神明，也代表一切美好价值和生命的永恒。道教所言“玉天”，天帝所居“玉宇”，都表明天与玉的密切关系，毛泽东《七律·和郭沫若同志》：“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可见，以玉比天的观念，延续了两千多年。
考古发现表明，华夏先民正是凭借雕琢玉器、玉礼器来实现通神、通天的神话梦想，并构建出一套完整的玉的宗教和玉的礼仪传统。华夏先民对玉石的崇拜，叶舒宪用“玉教”二字以蔽之。从出土玉器的取材、造型和传播线索来考察前文字时代的文化史信息，他把这种实物和图像信息称为“第四重证据”，用叙事学的术语，又称为“物的叙事”和“图像叙事”，用来补充考古学“二重证据法”和“三重证据法”之不足。玉器制作这种“物的叙事”在华夏文明的最早开端，可以追溯到距今8000多年前（内蒙古东部一带的兴隆洼文化出土的玉器距今大约8000年），与最早的实用汉字体系——甲骨文所承载的3000多年历史相比，大传统的年代之长在小传统的一倍以上。
通过对大传统的开掘，叶舒宪刷新了人们对延续一百多年的“丝绸之路”的认识。一百年前，德国人李希霍芬通过《中国：亲身旅行及据此所作研究的成果》一书，让“丝绸之路”的名字不胫而走。叶舒宪等人通过实地考察发现，远在丝绸贸易之前，玉石就作为一种对华夏文明更加重要的货物，通过这条动脉源源不断输送至中原。他认为，丝绸之路更本土化的名字应该叫“玉石之路”或“玉帛之路”。
“叶舒宪教授对文化‘大传统’的建构是学术界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情。”上海交通大学讲师胡建升认为，“‘大传统’的学术创新，不仅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学术领域，提倡了一套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尤其对于阐释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化编码和文化价值具有打开天窗的奇妙效果。我们不再局限于从文字书写的小传统来思考中国的文明和文化精神，而是立足于自身大传统文化的特殊基因和本土特色，来透视和理解中国文化的生存智慧和文化理念。这不仅是对近百年来中国现当代文化的西方化、理性化和新殖民化的反思和批判，而且是对汉代经学以来长达两千余年的文化小传统的反思和审问，彰显了中国早期文化的本土性、神圣性和自身性，是通达中国文化精髓的一把钥匙，也将打开中国文化研究再中国化、再实践化的新门径。”
“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还在工厂当工人，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机会上大学，也许一辈子都不可能和书本有缘了。我们这一代人被耽误了多少？有的人上大学的时候都快40岁了。但一旦有机会读书的时候，我们就特别拼命，因为我们要补课。”
“文学人类学”“第四重证据”“大传统和小传统”“玉教”“玉石之路”等颇具分量的术语，展现了叶舒宪在学术上的长材。而一串长长的“前缀”，或许可以从侧面说明他三十几年学术“攻玉”的成绩：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致远讲座教授、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会长、国家社科基金评审组专家……
叶舒宪1954年生于北京，9岁随瑞士老师学习法语，12岁“文革”开始，随父母举家“下放”西安。中学毕业，他被分配到一家国防工厂当钳工。多年后，他在社科院任教时对弟子回忆说：“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还在工厂当工人，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机会上大学，也许一辈子都不可能和书本有缘了。我们这一代人被耽误了多少？有的人上大学的时候都快40岁了。但一旦有机会读书的时候，我们就特别拼命，因为我们要补课。”
“文革”结束，叶舒宪幸运地成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他就读于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作为二级钳工，他在校期间每月有42元的不菲收入，正好满足他买书的嗜好。另外，藏书丰富的陕师大图书馆成了他的乐园。他回忆说：“看到图书馆那么多书，简直就像见了神一样！半夜三点起夜，有同学才从教室回到宿舍；饭堂排队打饭，不少人手里捧着书看，在当时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
在充满理想主义和豪情壮志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叶舒宪以优异的成绩毕业留校任教。几年间，他在《读书》《陕西师大学报》《江淮论坛》等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论文。1986年，他被破格评为副教授。与同龄学者相比，外语是他的优势，这也深刻影响了他的学术道路。
“大学阶段，因为喜欢文学，大量阅读作品，也初涉理论研究。留校任教后，我主要教外国文学和比较文学。”叶舒宪回忆说，“我发挥自己外文方面的优势，做了一些翻译，了解国外的学术信息。后来，走上一条开创文学研究方法变革的路子，现在仍在这条路上走，多多少少摸索出一条中国学术传统与西方社会科学方法结合的路径。”
1990年，叶舒宪被国家公派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墨尔本大学做访问学者。1994年，他受聘为海南大学文学院教授，1996年在加拿大多伦多做访问教授。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是人类学研究的重镇，叶舒宪的外语优势和海外访学的经历使他往往能得国际学术风气之先。
1987年，叶舒宪编的《神话—原型批评》译文集出版，成为国内学者了解这一西方重要文学批评流派的窗口。1988年，他主编的《二十世纪国外文艺学译丛》第二个译文集《结构主义神话学》问世，其中首次系统译介了列维—斯特劳斯、利奇、普洛普等人的力作。此后，叶舒宪的名字在人们眼中就与神话—原型批评连在了一起。
叶舒宪并没有简单地译介外国的新理论，经过译介和吸收，他尝试将跨文化的人类学视野运用到本国文化研究中。叶舒宪始终认为中国学者要立足本国文化，西方的方法和视野只有与本土学术结合才能显出攻玉之效。
在20世纪80年代初，叶舒宪在译介弗莱的文学人类学时就说，弗莱的理论只是“半人类学”，因为他没有把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文学放在其中。这种比较神话学倾向体现在他随后写成的两本书——《英雄与太阳——中国上古史诗的原型重构》（1991）和《中国神话哲学》（1992）中。
这两本书都是叶舒宪用西方理论解决中国本土文化问题的范例。在《英雄与太阳》一书的引言中，叶舒宪提出“文学人类学”的研究构想。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这一构想逐渐聚集了一批学术同道，并成立了全国性的学术组织，使得“文学人类学”成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如今已有十所高校成立了相关学术机构。
在生活中，叶舒宪并不像他在学术中那样游刃有余。李卫东在《叶舒宪：创造神话的人》中曾经回忆了一件他“乃不知有汉”的轶事——
“记得当年我还在化学系当学生辅导员时，大概是1989年早春时候吧，叶老师屈尊到我位于雁塔校区学生七楼的办公室兼卧室去过一趟。当时，我正筹办婚事，从旬邑老家拉来一套尚未油漆的组合家具占据了房间的一面墙，叶老师谈及这些事情：‘是不是做家具的木材的指标特别难办？’我当时直觉叶老师不是生活在现实中的人，他活在神话中。其时，计划经济的樊笼已经被冲破，粮票、油票等票证已经失效，他依然不谙俗世的风云变幻，保持一种难得的天真和书生意气。对衣食住行这些生活琐事几乎一无所知，问的都是一些‘神话’，远不如其在艰涩的神话—原型理论研究中表现得那样得心应手。”
“醉心于学术”“为学术而生”“视学术为生命”，提到叶老师，学生们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的勤勉。勤奋好像是组成叶舒宪的“编码”之一。学生有时会在凌晨三四点收到叶老师回复的邮件。问起来，他说，有时是没睡，有时是刚起。
现为西安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教师的苏永前回忆，一次春节后回京，去社科院文学所，发现叶老师也在。刚过了年，叶老师反倒瘦了，原来他没有休息，而是抓紧时间写了几篇文章。
叶舒宪对自己要求严苛，对学生要求也比较严格。每次谈话，他都会询问学生最近读了什么书，写了什么文章。他还会把自己的新书和新发表的文章带给学生们看。“神奇的是，叶老师几乎每次都有新发表的文章。”黄悦说，这种“无形的鞭策”让学生们不敢偷懒。
“他就是为学术而生的。”现为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的于玉蓉说，叶老师在生活中比较沉默。一次，她随叶老师去内蒙古师大参加讲座。在车上，叶老师很少说话。到了地方，和当地接待的人寒暄也不多。等到叶老师上了讲台，立刻就像换了个人，可谓顾盼生姿，神采飞扬，幽默的言语引得台下的师生听得入神。
“一个国家的人文知识分子应该首先是本土文化资源的传承者，而不能沦为只会在课堂上空谈外来理论的传声筒。”
叶舒宪几乎所有的爱好都是围着学术。逛书店、逛博物馆自不必说，甚至连逛古玩市场的雅好，也是他为了研究玉石文化而养成的习惯，这个习惯让他成了京城玉器圈里颇有名望的高人。
在北京城，叶门有两个“第二课堂”，一个是位于城西北角的盛世情书店，另一个是位于城东南隅的潘家园。前者学术圈人常逛，后者古玩界人常来。这两个看似不搭界的地方，都可觅到叶舒宪和他学生的踪影。
人类学是实践性很强的学问，讲究实地考察的功夫，文学人类学也不例外。为了锻炼学生田野作业的本领，每个学期，叶舒宪都会带学生去潘家园、报国寺等古玩市场练眼力。
据苏永前回忆，当年，他和一位师弟陪叶老师去报国寺。叶老师看准一件玉璧，和老板杀价未果。转了一圈，再让弟子按某价去杀，弟子按照师嘱的锦囊妙计，果真买了下来。
叶舒宪并不是“书斋型学者”，他一直在思考学术研究与现实的关系。人文科学，尤其是文学研究，在很多人看来可能属于阳春白雪，与经济发展离得比较远。“文学研究不像商业与经济活动，可以马上产生利润与效益。”叶舒宪说，“人文的东西——在世界许多国家——就像吃饭所放的胡椒粉，用来调剂一下味道。而大餐主菜都是非人文的。”
“文化”如何走出书斋变为“经济”，文化资本如何通过发掘和再造来替代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叶舒宪认为，只有金融资本而缺乏“文化炼金术”，无法同国际文化产业的杰作竞争，而只注重“文化搭台，经贸唱戏”的思路也注定无法长远发展。他认为，“符号经济”是“文化炼金术”的重要武器。
“符号经济”概念来自当代法国社会学家博德里亚。消费是符号行为，比如一个人不会只为了保暖而购买皮尔·卡丹。购买皮尔·卡丹是通过这个品牌的价值寻求一种身份归属感和认同感。虽然商品的符号价值一直存在，但只是到了当代消费社会中，这种符号价值才被全面开发和无限放大，以此来建构商品差异性并制造需求，在消费者群体中培育和诱导一种类似于宗教迷狂和艺术追星的消费痴迷。消费产品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已经不是单纯使用、被使用的关系，而是增加了情感的、信任的、文化认同的多重内涵。
“上世纪九十年代，托夫勒的《力量转移：临近21世纪时的知识、财富和暴力》提出‘转移别国经济学’。”叶舒宪说，“意思就是发达国家把高耗能、高污染、高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往其他国家转移。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亚洲四小龙把第一世界高耗能、高污染、高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接过来。但亚洲四小龙很快就把棒传到了中国手里。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棒在手里，不能随便扔，扔了会有一大批老百姓的吃饭就业成问题。但是再想找个接棒的下家已经很难了。可是棒在手里也是一个烫山芋。”
“产能过剩，是我们以贫乏的人均资源指标去盲目争当‘世界加工厂’的必然恶果。这个烫山芋对传统文化造成的戕害就更不用说了。如果我们能把目光放长远，站在‘符号经济’的立场，我们的天空会蓝得多，国民会健康得多，本土文化风貌也会保留得好一些。”叶舒宪说，《帝国》的作者麦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奈格里明确指出，二十世纪搞文化的人可以不懂经济，搞经济的人可以不懂文化，但二十一世纪必须既懂经济，又懂文化，才能引领潮流。
“一个国家的人文知识分子应该首先是本土文化资源的传承者，而不能沦为只会在课堂上空谈外来理论的传声筒。”叶舒宪说，如今国人的本土文化情怀普遍淡薄，多数学院派知识分子也不例外。因为我们的思维方式已经被外来的话语体系弄得很僵化了。礼失求诸野，现在对本土文化资源最有感情的知识人，是一些坚守在地县文化馆、地方博物馆等基层里的人。他们对活的文化传承还有感同身受的体验，其文化情怀是自发的，不是从教科书里学来的。学院派人文知识分子不能只是在体制里待着，不宜仅从书本里找学问，最好能够经常走入民间和“田野”，在本土文化传承的“田野”里获取真知灼见，陶冶文化情怀。
目前，叶舒宪的一个工作重心是上海交通大学，他要在那里培育文学人类学的新学科团队。
上海交通大学文学人类学中心副教授唐启翠认为，三十余年来，叶舒宪不倦地穿行在文史哲、人类学、神话学、考古学、文字学等学科之间，坚信重大学术问题就在这些边缘性的交叉地带。这就是“文学人类学”这个新学科的魅力与要义所在。在四重证据法、大小传统、N级编码、玉教伦理与华夏文明动力源、符号经济等理论命题背后，是在本土文化自觉前提下，对中国范式的理论建构的长期思考，其理论诉求不是书斋里推导出的形而上思辨，而是从中国大地上万里路的多点开花式田野考察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是对众多考古遗址现场和出土文物的感知和分析基础上，提炼而成的。他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有没有一种支配着中国文学、历史与思想的文化文本？怎样才能重建出这一文化文本？简化地说，即是中国为什么成为中国。一种强烈的学术使命感促使他不停地行走，摸索诸种可能抵达愿景的理论方法，并努力培育一个锐意创新的研究团队。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副研究员谭佳如此评价叶舒宪：天才般聪明，苦行僧般勤奋、执着。视学术为生命。他对玉文化的强调，本质上是基于对当下人文学科的反思，要寻找能整合、解释中华文化共同体上下八千年历史的线索，探讨由此带出来的文化特点与研究对象、问题意识及研究方法等问题。与思想家、哲学家聚焦“主义”有别，也与史学家、文献家、考古学家注重“问题”有别，叶教授的研究宏图是既要找到能解释中国本土经验，又能与世界文明相交流、对话的理论框架。同时，他还有一套方法论指导，能回到历史经验本身去研究具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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