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
启 功
季羡林
干了30多年编辑工作，对题目中的问题有一些体会。但我想起了小的时候，大人或老师总会问：长大了干什么？可以说小脑袋里会出现各种答案，但绝对不会想到编辑这种工作，因为认识的人中没有干这差事的，老师也不会提到。而我后来恰恰选中的就是这个职业，且已干到行将退休了，还乐此不疲。
那么，编辑的乐趣在哪儿呢？我想先讲几个小故事。
其一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中华书局出版了《中华大藏经》前五十册，钱锺书先生从我送给他的《书品》杂志上看到了这一消息，嘱我将前五册拿给他看看。我将书送去后，先生很高兴，留我坐下聊天，谈到他奉命给钱穆先生写信请他回来参加苏州建城2500年庆祝活动遭拒一事。谈完便说今天就到这里吧。我本来就怕浪费老人家宝贵的时间，赶紧起身走了。谁知，不到两个礼拜，先生又通知我再将六至十册送去一阅。送去后，他指着前五册说，这些我已看完了，你拿回去吧。我一下子愣住了！该书系影印出版，每本大16开，比砖头还厚，且只是断句而已。怎么能这么快就看完了呢？我冒冒失失地把这一想法问了出来。先生答曰：“我这是在看第四遍了。”听完他这话，我知道了什么叫差距。
其二是上个世纪90年代的一天，我奉命去启功先生家拿题签。先生当场写好后，说：“先晾一晾，我给你讲一讲我‘投笔从戎’的故事。”我一听，忙问：“您不是一直在学校教书吗？没听说您参过军啊。”“那是在1971年冬天，我那时正在北师大接受监督劳动。有一天，我正在扫地，忽然学校的军代表派人把我找了去。一进门就问我：‘你就是启功？’我忙认认真真地回答：‘我是启功。’军代表用很怪的眼神把我又从头到脚地打量了一番，然后才郑重地宣布道：‘接上级电话通知，你从即日起就算正式入伍了。’我听完后，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甚至怀疑自己的耳朵出了问题。一个被监督改造的老右，一下子就参了军，成了人上人？这变化也太大了吧。何况我已是一个快60岁的老头了，也拿不动枪啊！一定是搞错了。想到这儿，我便壮着胆儿问了一句：‘是不是搞错人了？’军代表听后，不耐烦地说：‘这学校里不就你一个叫启功的吗？’我说：‘是啊！’‘那还会搞错吗？你赶快收拾一下，下午就去报到！’我一听，也有点儿着急了，心想这是要被充军了，起码也得问明白发配到哪里去啊。‘那到哪儿去报到啊？’军代表说：‘电话里只说调你去24师工作，你就去师部报到吧。’‘那师部在哪儿啊？总得有个地址吧？’‘好像说是在王府井大街36号。我当了这么多年的兵，还真不知道那里有支24师。’我一听这地址，乐了，那儿不是中华书局吗！原来是调我去参加二十四史的点校工作，具体是点校《清史稿》的工作。可军代表竟听成是24师了，差点让我这快60岁的老头临了去当兵。就这样，我当天下午赶紧就到中华书局报到了。”启功先生讲话时的样子可滑稽了，逗得我几次笑出声来。说完，他拿起书签递给我：“全干了，你可以拿回去交差了。”
其三是2006年10月，季羡林先生在301医院写完了《病榻杂记》，准备出版。此时，我因工作需要，已调至香港一家出版社工作。而内地关心、惦记出版先生书稿的人真是太多了，这其中不仅有大社、名社，而且还都开出了特别优惠的条件。据报纸披露，竟有近50家出版社在竞争这部书稿。面对这样一种状况，加之我又远在香港，特别是考虑到我也不可能给先生提供什么优惠的条件，我的心里真的没了底。当然，即便如此，我也不愿放弃。我从香港给先生的助手李老师打电话了解情况，结果却让我异常感动。她告诉我，先生对所有前来求稿的人说：“谢谢你们的好意！我已经答应张世林了。君子一诺！”没想到，先生把先前的允诺一直记在心上。就这样，我不仅拿到了这部大作，先生还把简体字和繁体字两种版权同时授给我。我只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就把简、繁两种文本出版了。先生看到样书后，对我说：“书出得又快又好，交给你我就放心了。”
从中，细心的读者当会品出我的快乐。恐怕没有做过编辑工作的人，是不会有机会接触到这些大学者的，也就不会享受到这样的乐趣。
（张世林 作者系新世界出版社编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