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的名流中，被人誉为“美髯公”的有两位：于右任、张大千。他们长髯飘飘，风神俊秀，声名远播。
于右任既为当时的政要，又是诗人、书法家，而张大千更是书画界的大腕，同时，他们对敦煌文化的保护、宣传和弘扬，功不可没。乙未年盛夏，我与株洲友人同访敦煌莫高窟，所见所闻，深感人类文化瑰宝的存留和传承，是一个极为艰辛和卓越的过程，令人肃然起敬。
“二髯”曾在1941年10月5日，农历为中秋节，相会于敦煌莫高窟，把酒临风，吟诗赏月，并商谈敦煌石窟的保护，成为历史上的一段佳话。
张大千在《敦煌石窟记》中写道：“我于三十四年（1941年）二月前往敦煌，于去年（1943年）冬十二月始返成都，去敦煌勾留了两年又七个月，作长时期之研究，并收敦煌现存之北魏及隋唐壁画，率门人子侄及番僧数辈，择优临摹，依其尺度色彩不加丝毫已意逐一临抚，得画一百二十余幅……”随行人员中，既有他的夫人杨宛君、次子张心智，还有门人（学生）及画界友人的学生。所谓“番僧数辈”，是指张大千结识的几位藏族喇嘛画师。
那时的敦煌地处偏远，交通不便，气候严峻，生活条件艰苦，张大千自筹资金、自置设备、自理生活，对敦煌文化进行一些抢救性的保护工作，殊为不易。在为莫高窟编号记录时，“先生见下层小洞多为流沙埋没，为完整考察起见，先生遂出资请人掏沙，或自己挖个小洞钻进去考察、记录。”（张永翘《张大千全传》）
张大千说他临摹壁画百余幅，是不准确的，他的儿子张心智在所写《张大千敦煌行》中称：“临摹将近三百幅壁画（最大幅达几十平方米），全都是在丝绸和布匹上画的，所着的颜色，多是石青、石绿、朱砂等矿物质颜料。”
1941年中秋节，“先生老友、民国政府监察院长于右任在甘宁青监察使高一涵等甘肃省军政官员的陪同下，在视察河西时，专程来到敦煌莫高窟与先生相聚。先生十分欣喜，一直陪同参观莫高窟并为详细讲解。”（《张大千全传》）下午亦然。当时的张大千四十三岁，于右任六十三岁。
当晚，张大千请于右任、高一涵等人，到他上寺寓所晚餐，亲自下厨掌勺。然后，饮酒赏月，相谈甚欢。“席间大家谈到莫高窟的价值和保护问题。”（姜德治《敦煌史话》）于右任激情满怀，作诗记其事：“敦煌文物散全球，画塑精奇美并收；同拂残龛同赞赏，莫高窟下作中秋。”他在诗后加注：“莫高窟所在地为唐时莫高乡，因以得名。是日在窟前张大千寓作中秋，同到者高一涵、马云章、卫聚贤、曹汉章、孙宗慰、张庚由、张石轩、张公亮、任子宜、李祥麟、王会文、南景星、张心智等。”
张大千还向于右任禀报他对石窟的考察过程，介绍许多珍贵文物被外国文化强盗斯坦因、伯希和等偷盗、破坏，令国人痛心。于右任沉吟良久，又作诗：“斯氏伯氏去多时，东窟西窟亦可悲。敦煌学已名天下，中国学人知不知？”
“同时，先生又将自己前不久在敦煌拾到的唐时张君义断手及告身拿出给众人传观，见者莫不感慨。于右任又有诗记之。”
我翻阅家藏的《张大千诗词集》两大本，这一晚他确实没做诗。他只想通过于右任向政府及社会各界进言和大力宣传，对莫高窟及榆林窟等古迹进行有成效的保护和研究。同时，张大千还提出建立“敦煌艺术学院”的设想，于右任颇感兴趣。
高一涵虽是个高官，亦有文人情怀，他作了长诗《敦煌石室歌》：“我来又后四十年，烟熏壁坏损妍鲜……张子（张大千）画佛本天授，神妙直追吴道玄。请君放出大手笔，尽收神彩入毫颠……”
夜深人静，皓月当空。“席后，先生与右任等当晚为随行者互相作画写字至深夜。”（《张大千全传》）这就是先贤的雅集和书画笔会。
张大千这一夜虽未作诗，但在敦煌期间却留诗多首见于他的诗词集。如《题莫高窟仿古图》：“燕塔榆林一苇航，更传星火到敦煌。平生低首阎丞相（唐代大画家阎立本），刮眼庄严此道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