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梦麟，陈独秀，胡适，沈尹默，朱家骅，都是父亲北大的师长。蒋梦麟先生是五四运动发生那年蔡元培先生离校期间的代理北大校长;陈独秀任文科学长(即文学院长)时，与胡适之先生同是“新潮社”的赞助人以及学生问教、论学的导师;沈尹默先生的诗词与书法都是父亲所钦佩的;朱家骅则是他的德文教授。往后蒋梦麟和朱家骅在教育部长任内，父亲担任大学校长，则是他们直接的下属。在共同从事文教工作的年代，父亲对他的师辈从不忘旧，也一直尽可能维持联系。
父亲和蒋梦麟先生的来往书信，留存的大半是1929-1931年之间与清华大学有关的公函。这是父亲受到挑战和挫折最深重的一段时间，南京的部长与北平的校长处境不同，沟通显然不易，或许父亲没能得到他希望的支持，似乎产生了一些误会。但我相信以蒋先生对人“柔亦不茹，刚亦不吐”的性格(这是父亲用的字)，他们的关系不难恢复。1959年蒋先生出版的《西潮》，便是父亲写的序。1962-1964年我在台北时，适逢蒋先生再婚的事闹得满城风雨，他的朋友和学生们都非常关心。记得我跟父亲到石门水库向他拜年时，他的身体已很衰弱。1964年蒋先生去世，治丧委员会推举父亲写的《蒋梦麟先生传略》中，尊师和念旧的温情洋溢字里行间。
朱家骅先生任教育部长时，对父亲接任中央大学校长鼓励有加。那时两人都在南京，父亲办学的经历也较前充足，所以相处显然顺利愉快。抗战时期，朱家骅先生任组织部长，父亲也不断和他有书信往来，一直保持着师生的情谊。1946年父亲有一封信，是为了辞谢朱先生推荐他去东北主持长春大学的事，辜负了老上司对他的信任。。1963年朱先生逝世时，父亲正在国外开会，回台立即写成“朱骝先先生的事迹和行谊”，也是一篇文情并茂的悼念。文中提及朱先生最后一次亲自来看父亲，刚巧那天我也在场，老人家步履艰难的神情，历历还在我眼前。
父亲毕业出国前，陈独秀已经离开了北大，不久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言论走上了行动的道路。后来陈先生被开除共产党籍，1932年遭同党告密被捕，直到“卢沟桥事变”发生才因大赦出狱。在这期间，父亲和傅斯年等同学都曾去探监，据说也对他有所接济。留存陈先生的七封信函，多半有关托代借书，有些信纸上还留有“江苏第一监狱”的印戳。陈先生写赠父亲的墨宝，有一条是录杜甫“秋兴八首”之三，最后四句是：“匡衡抗疏功名薄，刘向传经心事违。同学少年多不贱，武陵裘马自轻肥”。设想到写者的感慨心情，观者也不免心酸。
父亲留存沈尹默先生的书法墨迹很多，可是我所知道关于他的事却非常有限。只记得母亲曾说，抗战时沈先生在考试院任职，是个闲差，因此常和许多文人雅士聚在他郊区宿舍里一起论诗，作画，写字。1941-1942年间父亲有一段时间赋闲，可能曾有机会前往凑兴，特别爱看沈先生写字。留存的墨宝中，有的有上下款，也有些可能是看到好字向他讨的，另有一幅谢稚柳先生画的墨笔水仙上，有沈先生题字“谢稚柳为志希画此帧因书山谷诗”。最可贵的是一幅谢先生画的小品工笔花鸟图，由沈先生写上一首父亲的诗，题款赠给母亲，这幅画多年来都挂在她的卧房墙上。沈先生这位名书法家，文革时受到残酷的迫害，家中的书画收藏和自己的作品，都毁灭无剩。那时如果父亲知情的话，不知会多么愤怒伤心。倘若他曾撰文或口述追念沈尹默和陈独秀两位先生的往事，那本《逝者如斯集》一定会更加动人。
在父亲所有的师长中，我见过而且印象比较深的，只有胡适之先生。我第一次看见他是1947年开国民大会时，父母亲难得地举行了一次“群英会”，邀了一批北大的师友到我们家来，吃一桌从外面叫来的菜，大半的客人都是男士。我和妹妹当然不准上桌，出来鞠躬之后，就退回内屋。但我好奇地躲在门后，想听听这些大名人到底在谈些什么。结果发现他们主要的话题是“痔疮”，而且胡先生的这个毛病似乎特别严重。他告诉大家他的秘诀，怎样在入厕后把温水放在脸盆里，坐在里面泡。我非常失望，心想：“学问这么大的人，吃饭时怎么尽谈这些事!”
第二次见到胡适是1956年夏天，母亲从澳洲乘了一艘货船来美国主持我的婚礼，并把父亲的部分文稿和字画也一同运来。我到波士顿去接她回安娜堡，途中在纽约停了三四天，住在曼哈顿女青年会。我们拜望了几个人，主要是胡先生和夫人，我称之为”太老师”，“太师母”。我们应邀去吃饭，公寓在东上城区，里面堆满了东西，显得有些拥挤。胡太老师的身体好像不是太好，但仍然谈笑风生。胡太师母亲自烧的安徽菜，非常精美，席间也畅谈她用菜刀赶走强盗的故事。记得在座的还有徐志摩和张幼仪的儿子徐积喈夫妇，后来听说他在纽约华美协进社任职。另外我们到中华民国驻联合国代表处向蒋廷黻大使致意，他是当年父亲敦聘到清华的历史系主任，他的第二任夫人也是他们同在美国的留学生。这时他是忙人，气派当然也就不同，稍许寒喧了几句就和他的第三任夫人出门上车了。。
1990年李又宁教授为纪念胡适先生的百念诞辰，编辑《胡适与他的朋友》文集，向海内外的学者专家们征求论文。她把其中一篇《胡适与罗家伦》寄给我，询问我的意见。文章的作者习五一女士，是一位大陆年轻研究员，根据当时有限的资料写出，内容不免呈现了不少空白，以及当年留存下来“一分为二”的方法论。那时候我仍在协助出版父亲文存的工作，对许多有关的题目，还没有深入的认识。但是我针对文中一些重要的缺陷，提出了一些看法，从此和李教授结成了“神交”。她把我的信转给了作者，又从台湾买了一套《罗家伦先生文存》寄赠，提携后进的热诚令我感动。同时她又鼓励我自己来研究这个课题，把全套《胡适的日记》，《胡适来往书信选》和她自己编著的各种书刊送给我参考备用。
以后我在未发表的父亲口述资料里，找出一篇1956年记录的“胡适之先生出任驻美大使的经过”，觉得很有价值，于是写了一段前言，寄给李又宁，发表在她主编的《回忆胡适之先生文集》第二集里(1997)。我自己想写的“胡适与罗家伦”，一心希望能达到全面而深入的目标，但数据的丰富，时局动荡中人际关系的错综复杂，都成了我下笔艰难的借口。直到母亲去世，我两次返台才有机会到近史所查看胡适档案，帮助我把数据梳理出头绪，终于在2000年把文章写完。但习五一女士的那篇，经过了相当程度的修改，已先在2001年的《胡适与他的朋友》第六集刊出。2003年李又宁把我写的“胡适与罗家伦”发表在她新创办的《华美族研究集刊》里。
父亲和胡适之先生虽然有四十多年的关系，可是真正同在一地，只有最初北大的三年(1917-1920)和最后台北的四年(1958–1962)。他们共渡过许多国家苦难的时期，也有过二十多年的隔离(1937-1958);来往的书信并不算多，却不能证明他们对重要的问题长期缺乏共识。北伐期间，父亲亲身参与的工作经历，奠定了他对日本侵华野心的警惕，深信教育改革和实施训政是建设中国的道路。这时期胡先生在北平和上海与朋友们办《新月》和《独立评论》，鼓吹自由，民主，人权，攻击国民党的许多作风，后来又主张政府与日本和谈。这种异议与争论，在一个民主社会和升平时代，应该是正常的现象。可是在那种动荡的日子里，胡先生和他许多朋友，同事，学生，各人凭自己的的理念和良知，作出过不同的选择，但私人的情谊和处事的原则大多是持久不变的。如果仅从书信的件数和日记中记载的多寡来断定父亲和胡先生关系的疏密，作出“情投意合”，“常相见，可难深相知”(习五一文)之类的结论，我觉得不免肤浅了一点。
1962年胡先生骤然去世，父亲和许多人一样，心情惊震悲伤，却接连发表了“当国家危难时的胡适先生”(口述)和为新闻局写的“When Wisdom and Virtue Met”。文中所举出的事迹，流露出的感情，充分表现他对这位文化导师的认同，崇敬和哀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