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节初识张其昀
刘节（字子植）与张其昀（字晓峰）有许多相似之处：同于1901年出生，同是浙江人，同为历史学家。但直到1939年，刘节才得识张其昀。经河南大学旧同事缪钺（字彦威）推荐，浙江大学史地系主任张其昀邀请刘节赴广西宜山战时浙大任教：“得仲博转来各信，内有张其昀、缪彦威二信又一电，知浙江大学已聘余为教授。余亦决意到该校任事矣。”（刘节日记1939年8月6日条，以下所引刘节日记只注日期）
到达宜山后，刘节见到了老朋友缪钺和初次见面的张其昀：“余先访彦威，晓峰闻声继至，相晤甚欢。……今日初晤张晓峰，颇识其人刚毅诚笃之情，友人中未有其比也。余于此君，颇可以作一良友，于性情上得其影响不少也。”（1939年9月13日）“晓峰真忠厚人，所谈颇有情谊。”（1939年11月3日）刘节对张其昀的第一印象颇佳，评价甚高。刘张初识的前一日，张其昀就说自己要亲自进宜山县城拜访刘节。其后多日，张其昀热情地留刘节在家中用饭。这些都体现了张其昀为人的周到。这一点与谭其骧等人评价张其昀对史地系老师礼遇有加，生活上多予照顾的评价是一致的。
不但在生活上，在学术上，张其昀也很主动地把自己的观点告知刘节。相识数日，张其昀即把自己的论文送给刘节看。刘节对张的学问给予高度评价说：“晓峰送余史地杂志二册，其中有晓峰文四篇，以中国历史上之建国精神，及中国历史上之国防区域二文为最佳。晓峰之学渊源浙东，与二顾黄全尤相近，加西洋科学知识，一现代有用之才也。”（1939年9月17日）事实上，张其昀在学术上确实造诣深厚。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1939年秋至1940年春，刘节在浙大只待了短短半年时间，逼走他的，正是张其昀！
半年之交，终致决裂
事情得从1939年9月底说起，当时刘节与人发生了争执，刘节日记记道：“余之为人一以直道行之，得罪之人自属不少。但余自问中心无过，耿耿此衷，可质天日，集矢于我又何可惊也。”（1939年9月27日）从“集矢于我”一句来看，与刘节产生矛盾的还不止一人。
到10月底，势态有恶化的迹象：“今天情形大坏，大有尖锐化之可能，人之与人其冷酷有如此者。”（1939年10月27日）“近来情形殊为渺茫，似乎又向逆境，但望其有多少转变耳。”（1939年10月30日）
12月底，浙大向贵州都匀迁徙，矛盾更加激化：“在途中与同行某君拂意，此人行为早已知之。乃因一时之气，不能恕之，至于破裂，甚为难受。……此人近来对余更形冷酷，其猜忌之心，竟至灭去正义。”（1939年12月12日）
有人认为，离开浙大是因为刘节的脾气不好，与同事相处不来。散木在《刘节先生在浙大的前前后后》中写道：“不过，如有人所疑，‘似乎可以发现，刘节孤寒孑然一身，真正的朋友不是太多’或许，这是他的性格使然。”“……这或许是对刘节孤傲性格的一个批注。再者，同行难当，文人相轻，也是不新鲜的。”
在刘节的老师、同学、亲人、朋友、学生中，也从来也没有听说有人对刘节有过孤寒、孤傲，与人难相处的评价。散木说的，刘节离开浙大的原因“已经无法将其清晰化”的“不堪为外人道的心境和帷幕”，到底是什么？
刘节好友顾颉刚揭示了答案：“子植见告，渠去年到浙大，彼校骂胡适之，骂顾颉刚，成为风气。嫌彼与我接近，曾为《古史辨》第五册作序，强其改变态度，彼不肯，遂受排挤。”（顾颉刚日记1940年4月27日条）
1939年12月12日刘节日记说：“余之为人到处受人排挤，无非不自私，不苟同二义作梗于胸中而已。”毫无疑问，刘节不苟同的，就是当时浙大对胡适、顾颉刚的批判。张其昀属于相对保守的“学衡派”，他与胡适等自由知识分子主张的科学与民主的思想格格不入，与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的“古史辨派”也是针锋相对的。这本来是学术之争，但是张其昀主事的浙大史地系，非胡化，非顾化，强迫教师必须跟从。
顾颉刚的日记继续写道：“排挤之术，为鼓动学生向彼借钱，又继之以教员借钱，使彼不胜麻烦而去。张其昀等手段卑劣，一至于此！”
学术之争变成门派之争，排挤之术，没有采取声色俱厉的雷霆手段，却是阴风冷雨的温柔一刀。后知后觉的刘节发现排挤自己的，原来是张其昀这位老乡兼上司，知道已无挽回余地，于是在1940年春天离开了浙大。
对文人为官的不同看法
张其昀是一个集学者、教育家和政客于一身的奇人，政学双栖，毁誉参半。张其昀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内的任职包括：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事、常务干事，国民党中央执行会常务委员，总裁办公室秘书组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行政院政务委员兼教育部长等。
在台湾教育部长任上，张其昀为台湾的教育事业做出了许多贡献。但他推行党化教育，强制高中、大学学生加入反共青年团，就极为学者所诟病。张其昀对政治伦理有自己的一套逻辑，他认为：“儒家思想有一个根本观念，即政治与教育二者相为表里。一代的政治制度无非是政治哲学的反映，而政治哲学又源于教育哲学，故其着手耕耘处在学校，其所得美满的收获就成为政治上的干部，而一切实际政治又都要含有教育的意义和价值。”（《论青年之政治教育》）
刘节曾短暂加入国民党，1926年他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后，就跟从老师陈寅恪关于学人当有独立之精神的思想而退党，其后一生再没有加入任何党派。刘节对党派的观点是这样的：“社会的竞争是很激烈的，因是要结成团体，共同进行一种事业。假定这团体以利害为出发点，而没有道义和同情，则内部的摩擦反因团结而增多，看不见互助的精神而流弊无穷。”（刘节：《我之信条三则》）
张其昀还将“爱民”“教民”“养民”当作民主（《民主政治的三大真谛》）。殷海光批判这样的民主是“君主的民主”“慈惠的君主专制”。“避开基本人权而谈民主者，不是对民主感到不安，便是对民主没有诚意。”（《教育部长张其昀的民主观》）“我极不赞成国民党借着政治权势把三民主义变成国教，但是我极其赞成国民党享有不藉政治权势来弘扬其三民主义的自由。”（《我对于三民主义的看法和建议》）殷海光直斥张其昀在学校推行党化教育是“政教不分”（《对梅部长的低调希望》）。
很有意思，早在1939年，从刘节的两则日记中，我们已经可以发现张其昀意欲从政的蛛丝马迹。一次是刘节初识张其昀不久：“今日晓峰兄与余谈，汪精卫之病在染有文人之习气，既不能令又不受命，因此坠入于歧途中，其言颇有意思。”（1939年9月21日）张认为汪精卫叛国投敌另立伪政权，是因为这种“文人之气”——自视甚高，却既没有领导能力，又不肯服从领导。此时张其昀加入国民党仅一年，而他对自己在“令”与“受命”两方面，应该已有清楚的认识了。1955年张其昀拍蒋介石马屁，硬将考试分数远不达线的蒋孙蒋孝文塞入公派留美学生名单中，可能就是他认为蒋家有“令”，自己“受命”而已，并无不妥吧？
刘节另一则日记：“晚间与晓峰，彦威，效宽三人共谈二小时。因而想起梁任公师之生平，师以文人而操政治，其毕生于政治上无所成就，非其才不足，识不明，无得力之人为之助，此其最大缺点也。”（1939年10月18日）
梁启超民初曾任司法总长、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等职，刘节直言批评老师文人为官，终不似其在思想界、学术界对社会的贡献大。刘节联想到此事，说明当晚他与张其昀等人又谈到了文人为官的话题。
从刘节与张其昀短短半年交往的点点滴滴中可见，早在1939年，张其昀已经有了从政的鸿鹄之志，而且，已经初备政治手腕了。而在有关政治与学术之间关系的问题上，刘张二人的观点是截然相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