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泽华与杨志玖（左）王玉哲（中）九十年代合影
我今天参加纪念杨志玖先生百年冥诞和隋唐宋元史国际学术讨论会，感到非常高兴，也引起我对先生深深的怀念和敬意。我听觉差，是个“聋子”，前面诸位讲了一些什么，没有听见，下边我说的是不是和你们有一些重复，就不好顾及了。
先生的学术贡献由出席会议的诸位专家讲，我只说一点个人与先生的交往。就学问而言，我和先生并不在一个领域，我没有入门；但作为师生关系，我是老学生当中和他交往最多的人之一。我和先生的关系超出了普通的师生关系，可以说有一种父子之情。先生的家属在这儿，会给我作证。先生家庭的事情，国家的事情，自己的心理、经历、苦闷、忧思等等，都和我交流，当然我也和他交流。先生对我倍加爱护、呵护，在我遇到麻烦时，先生第一时间向我伸出援手，除同情支持外，还做了许多事情。
先生的经历很简单，西南联大研究生毕业后就受聘来南开，直到逝世。到了晚年，回忆往日，他却有说不尽的彷徨、悔恨、自责之情，想补救，又时不我与，有时显露出烦躁。先生晚年的生活相当艰苦，五个儿女，都因“文革”被耽搁，先生不大的房间既是卧室，又是书房，书架无处放，沿着墙壁堆的都是书，来访者要走曲线才能落座，所以先生名曰“陋室”。对这些，先生都不在意，主要是心情难以平静。
根据我和先生的交往，我可用两个字来表示：先生是一个“真人”。具体说是八个字：诚信、仗义、宽容，正直。我讲一些诸位可能不知其详的故事：
先生在冯文潜先生和傅斯年先生之间，长期处在一种非常难以说清楚的情感纠结之中。他从西南联大毕业以后，应冯文潜先生的邀请来到南开，其后由傅斯年出面与南开商妥借调到李庄史语所任职。傅斯年先生非常看重他，请他辞掉南开来史语所就任。先生在这两者之间，很难处理。史语所当然非常好，专心从事研究，很适合先生清静的性格，但先生坚守信义，说我既然已经先应了冯文潜先生之邀，就不能违约，不能背弃冯先生。反过来，他对傅斯年先生又始终抱有一种愧疚之情。这种情感，一直成为一个难解的结。到了1960年困难时节，举办党外人士参加的“神仙会”，在座的多数大概都不知道，所谓“神仙会”就是交心会，以示同心共渡难关。先生十分真诚把与傅先生的情感说出来，没有能够实现从傅斯年进一步学习，有违傅先生的盛意，感到内疚。万万没有想到这就种下了祸根，与下边一件事相连，在“文革”中招来横祸。
说到先生的仗义，我讲两件事儿。一件事是为雷海宗先生辩解，1957年鸣放时期有个座谈会，雷海宗先生在会上有个发言，被某大报纸添油加醋、作了不符合实际的报道。杨先生在场，先生就仗义站出来，澄清这个会上雷先生的发言，也刊在该报上。雷先生被打成“右派”以后，接着就把杨先生牵扯进去了，地方大报专文批先生为“右派”辩护。有些人力主把杨先生也划为“右派”。先生一直拥护党，1949年后靠近党的积极分子有一种松散的党外组织叫“同情小组”，先生是其成员。先生的出身很清贫，又从来没有对党的方针政策的不满言论，据此，历史系“党代表”魏宏运先生竭力保护，得幸躲过一劫。先生终生对魏先生十分感激，多次对我说，妻子是家庭主妇，五个年幼的孩子，又要接济生活困难的兄长，如若被划为“右派”，且不说其他，真不知如何生活下去。但“文革”一来，魏宏运被打成走资派，先生被上升为“漏网右派”，再加上他对“反动”学人傅斯年的那种情感，于是被揪出来打入“牛鬼蛇神”行列。
先生仗义执言，还可以讲到另一件事情。当下一位饮誉中外的艺术家曾是他的学生，因某件事这位学生回国以后，上级机关下达多条禁令，其中有一条是不准授课。我们今天开会的大楼是他捐献的，但当时他却不能在这讲授专业。他是公民，又没有犯法，历史系的师友们不赞成这些法外的规定，建议请他回母系任教，时任历史系主任的朱凤瀚教授很开明、豁达，采纳了师友们的建议，他本人也同意回母系执教。开场的讲演由朱凤瀚主持，受到同学们的热烈欢迎。讲演完毕由先生点评。当时先生是市政协常委，全然不顾这个身份，尽力支持他的这位老学生。先生点评最后放言说：“他现在的学识，已经超过了我。我为有这样的学生感到骄傲！”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敢于说出这样的话，赢得了听众热烈的掌声。先生就是这样呵护学生！在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先生的这位老学生一直在历史系执教。
先生为人也非常宽容。我这里只讲两个例子。1978年以后，启动《中国历史大辞典》编纂工程，郑（天挺）老是编辑委员会主任，杨先生是常务主编。这项工程是中国社科院组织的，那时候有一个编纂处，编纂处的处长正是1957年在地方大报写文章批判先生的那位。我当时是郑老这方面的秘书，与杨先生有很多交往，谈起往事，我问：“您能和他合作吗？”先生表现出来的完全是高姿态，先生说：“过去的事儿，不要追究。他们那时候也年轻，大势也在那儿摆着，不要计较这些前嫌。”后来他与这位同志一直有很好的合作关系。
先生的宽容还可从下面一件事来说。“文革”期间，历史系一部分造反派少壮大概是受“打土豪，分田地”的启发，在全校带头搞了一次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强分教授们住房的行动，先生被逐出原来的住所。从当时普遍性抢分住房来看，这也属于潮流吧。但被自己教过的学生强分，对先生们无论如何都是个巨大的精神冲击。对这件事多位先生的伤心感久久难以消除，杨先生虽然也不免耿耿于怀，但先生放得开，他同人谈起这件事时，自我解嘲地说，被自己的学生分，固然情面难看，但反正躲不过去，分后的居住空间是小了不少，但还有住处。他们（分房者）人也不坏，有自我认识就行了，无需留下芥蒂。
说到学术，先生同样具有非常开阔的视野。八十年代初先生指导的几位研究生中，有一位学位论文对当代学术界大权威（名字我就不说了）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主持毕业论文答辩的主席自称是这位权威的继承人之一。在答辩会上发起火来，怒斥该学生：“你怎么敢向如此大的权威提出商榷呢？”这位先生坚持论文不能通过，必须修改。先生多次与我谈及此事，一再说：学术应该是平等、自由、宽容的，即使是最大的权威，也可能有一些纰漏，有什么不可以商榷的？先生为此事多年来感到有愧于这个学生。
下面一件事足可说明先生在学术上“海纳百川”的气度。先生以考证马可·波罗来华蜚声学林，英国一位教授对先生的考证提出多方质疑，否认马可·波罗来过中国。先生得知后感到非常高兴，以非常开阔的胸怀，接受这个学术挑战。此时先生已到晚年，视力极差，拿着放大镜，一字一句读英国教授的著作。先生的英文相当好，阅读、翻译都不是问题，为了答复英国教授质疑，伏案贴纸写了几篇重头文章。南开大学举办马可·波罗国际学术讨论会，特地把英国教授请来，使那位教授很感佩。先生总说，学术深化的动力是争鸣、求真、求实，这要拿出材料来；我认史料而不认人，有史料支撑才有说服力；没有材料，你说什么都不行。
说到学术较真的事，我想起上个世纪50—60年代之交讨论中国古代土地制度问题，先生与郑老意见向左，他们师生之间展开了一次很有高度的学术之争。郑老基本支持侯外庐先生土地国有的看法，先生则认为土地私有占主流。稍后以先生为主编辑出版了《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讨论集》（三联书店1962年），先生写的《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的理论和史实问题的一般考察》一文，前后三年几次修改，可见其认真的程度。这中间有个插曲，当时写文章盛行寻找“理论依据”，先生也不例外。先生原来有点德文基础，此时又下大力气提高德文水平，为了求证马克思的一个重要观点，先生对照英文本、中文译本和德文本。先生对我说，同一句话，英文和中文译本是一个意思，但德文则相反，为此先生很费周折，踌躇难定。
我再举一个例子也可看到先生对学术的较真。“文革”后期我们一起编写中国古代史教材，先生写隋唐宋金辽，这本教材后来由人民出版社于1979年出版。本书的时代性难以避免，这点另说。就先生所写部分，即使现在看，文字很平实，言必有据，难能可贵。这里我只说一件事，即关于岳飞戴什么帽子的问题。先生是回民，他提出，中华民族是历史上民族大融合和多种因素综合的结果。如果按照流行的观点说岳飞是“民族英雄”固无不可，但从多民族的角度说，金兀术算什么？先生提议涉及历史上各民族问题，要慎重考虑到各民族的情感问题，用词要严谨。他建议写岳飞领导的抗金斗争更为确切，无需加“民族英雄”。参加编写教材的同仁很同意先生的意见。现在回头看“岳飞领导的抗金斗争”一节，依然平实有据，寓褒扬于叙事之中。在当时那种环境中，先生于学术依然是如此真实，敢说真话！
晚年先生悔恨“文革”以前浪费的时日太多了，情绪最低时，把积累的不少资料、稿子都当作废纸处理了，每每忆起都自责自己短见。先生在“文革”遭难无需多说，这里我只说一点，先生的反思也是那么的真诚。一次我同先生谈起他在“文革”中的感受，他说，开始是十分反感和抵触，但在不断教育下，承认自己变修了，不能自食其力（指体力劳动）。这就是先生的真实！我曾有个想法，想把当时的个人自我认识收集一些，来揭示“文革”期间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和心路。我问先生写的检查还有吗？能否给我看看？先生说你的想法很好，的确应该收集一下，你这么一说，我感到十分遗憾，那些检查都退给了我，那些检查退给我时感到自己是老而幼稚、自侮的荒唐、可笑，留之何用？统统烧了。要知道你有这个想法，早一点提出，我会交给你的。我的检查不涉及第二个人，可以看到我怎么说“变修”的，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其他事。由此也可见先生的坦诚。我曾想，在“文革”那种气氛中，大概不少人（包括我自己）都程度不同染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点更应该值得反思。
先生晚年身体状况非常不好，一只眼睛基本上失明，另一只眼睛只有0.2的视力。先生很早就弯着腰，可从来没有照过片子，晚年照片子，腰椎叠压程度让医生吃惊，医生说这样的叠压按说早就会瘫痪的，血管和神经怎么能上下沟通？可以说是一个生理奇迹。八十年代一次体检医疗事故，使先生昏迷多日，几乎丧命，整整抢救半个月才苏醒过来，又大大伤害了先生的健康。先生坐的时间稍长，就难于坚持，只能侧身萎缩在床上歇息。为了打发时间就打开收音机听评书，他告诉我，东北的刘（名字我忘了）女士说得绘声绘色，跌宕起伏，很有韵味，能引发人思考，劝我也听听。健康如此地坏，他还是想法将荒废损失补回来。说实在的，现在看到的先生著作，多半是在70年代以后写的。先生年岁虽进入高龄，但学习“补课”的欲望一点也不亚于年轻人，因研究涉及到古代印度一些问题，他竟开始学习梵文，1997年季羡林先生来南开讲演，先生得空向季先生请教梵文问题，讲到一个字的重音以及如何翻译等，我在一旁只有傻眼看着两位老先生津津乐道，只听懂了季老最后对杨先生的称赞。
先生是《中国历史大辞典》主编之一，郑先生故去之后，先生是用力最勤，投入最多的人，他对所有的稿子都很关注，特别是对唐以后的稿子，几乎逐条审阅，这是先生对史学界的一大贡献。
我与先生相处四十多年，无论是在顺境或逆境中，先生的为人都很真实，所以我说先生是一位“真人”。
（本文为刘泽华先生在“杨志玖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暨隋唐宋元时期的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发表时有增补。标题为编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