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学者：葛剑雄
近年来频繁在公共话题领域发声尤其是每年两会上有着“活跃”表现的葛剑雄，很容易让人忽略掉他的年龄，事实上，这位复旦特聘教授已经70岁了。
1978年，已经在上海古田中学当了13年教师的葛剑雄报考复旦大学历史系历史地理专业研究生，以全系第一的分数拜入谭其骧先生门下，两年后成为业师学术助手，陪伴了谭先生最后的十余年。葛剑雄1985年被提升为副教授，1991年晋升教授，1993年增列为博士生导师。2007年3月，葛剑雄离开担任了3任11年的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职位，出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6年又3个月后辞任。三十多年来，葛剑雄在历史地理、中国史、人口史、移民史、文化史等领域一路耕耘，先后出版《西汉人口地理》《中国人口史》（第一卷）《中国移民史》（第一、第二卷）《中国人口发展史》《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悠悠长水》（谭其骧前传、后传）《未来生存空间·自然空间》等，发表论文百余篇。
葛剑雄专治历史研究，也喜欢对现实发声，观点每每与因袭的成说及风行的潮流相左。比如他会从自己的专业角度讲：不可说厓山之后再无中国，其文流布甚广。对于近年来流行的“民国热”，他会认真质疑，称不该高估民国学术。今年以来大热的“一带一路”，他条析缕陈，剖丝绸之路的历史地理背景，吁勿起不切实际之空想。
他为之警觉与痛惜的，是时人对外界、对自己历史的了解，基本停留在自娱自乐的阶段。他认为从世界史的宽面上讲，相较于古埃及、古巴比伦和古印度，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并没有我们自我宣扬的那样大，“中国文化基本上只传到日本、朝鲜、越南一带，越南基本上只到北方，南方受印度教的影响”。“你可以关起门来自吹自擂，现在要融入世界，走向世界，这样的心态哪能真正走向世界？”即以“丝绸之路”为例，在他的研究里，欧洲对今天的新疆、中亚一带的影响，要早于华夏诸族（也就是汉族、农业民族）对这一带的影响，他认为历史上开通和维护丝绸之路的动力是来自外界，而不是来自中国内部，而且历史上中国也没有动力进行丝绸贸易，也很少从丝路贸易中获利。现在建设“一带一路”，要重新好好认识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当地文化的关系，如果只考虑经济因素，不考虑文化、民族等因素，很难达到期望的目标。
他讲为契应中国和平崛起的大语境，郑和下西洋的目的被描述和解释为促进各国人民友谊，郑和是和平的使者，“真实的情况根本不是这样”，实际上，在郑和的时代，明朝统治者认为自己就是天下的中心，周边的蛮荒小国都必须服从我，我天朝大国有的是财富，我来是给你们赏赐的——当然这跟殖民主义有区别，但没有建立殖民地并不代表他尊重外国。“如今却片面解释这段历史，好像郑和下西洋完全符合现代政治文明，而且我们研究郑和的学者居然也大多持这样的看法。”这本质上是“我们学术研究的落后，观念的保守甚至已到了顽固的地步”。他担心的是这种说法造成的影响，是要持续到下一代甚至下面几代的。往者不谏，来者可追，历史往往接通现实，不能正确地认识历史，也就无法很好地面对未来。他用所学做了大量为历史认识纠偏的工作，其文其说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葛剑雄强调做历史研究特别要关注现实，这可视作他重要的一条治学观。他追求的治学态度是求实：实事求是，坚持真理，这体现在他的文章、专著与言说之中。但他并不满足于做一名纯粹的书斋型学者，他强调知识的公共性，渴望学术能在学术之外产生更大的正面的影响，主张学者搞学术研究还应经世致用，服务社会。他解读今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颁给中国女药学家屠呦呦：“诺奖颁奖词肯定的是，屠呦呦对人类的贡献，而不是她对科学本身的贡献。这说明科学界的最高奖项并不一味引导科学家去做纯科学研究，相反，它同样提醒每一位科学家，不应忘记自己的社会责任。”他曾在多个场合讲过什么是知识分子：“第一，他要有一定的知识跟社会地位。第二，他关注的不仅仅是他的本专业，还应关注本专业以外的社会。第三，他关注的途径、关注的方法，要充分应用自己的知识。要关注专业以外的事情，但是必须要负责任，不能够胡说八道。”
这一切都可以用来解释这位教授学者为什么热衷于现身公共领域。在很多时候，葛剑雄是以一种看上去不合作的姿态参与合作的。
比如就任复旦图书馆长后，他做了一件开全国图书馆界先河的事：拒绝图书采购中的回扣，并每年定期公布复旦大学图书馆的收支账目，供大家监督。在葛剑雄的管理下，复旦大学图书馆没有一部公车。
比如中央“八项规定”出台以后，葛剑雄撰文提议，既要认真贯彻“八项规定”，同时也要兼顾职工正当利益。此提议得到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重视，全总派员专门向他咨询，听取意见。此后，全总在召开2015年第一季度新闻发布会时，由有关负责人就工会员工福利发放等相关规定作出细节性的解释，明确提出法定节日可以发少量慰问品，利用工会会费组织员工看电影、春秋游等均属于合理范畴，并明确了过年过节工会怎么发福利及慰问品。
再比如2012年“两会”期间他向教育部长袁贵仁直接“喊话”和要求道歉，今年“两会”期间“专用电梯门”中的不配合等等。都是他利用理论中和逻辑上的正确性来完成对一种潜规则下的默契的打破。
他非常不赞成外界某些声音对政协委员就是“举举手”“拍拍手”的简单定义，他要做的是，作为学者就恪守学者的立场和准则，严谨治学、以所掌握的知识服务社会；身为政协委员（2013年3月当选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会常务委员），就承担起政协委员义务，认真履职，调查研究，提出问题，建言献策。即便问题很尖锐，但“我有看法就一定要说，讲对了有利于社会进步，讲错了还有大家指正嘛”。他每年至少提交5个提案，多的时候一年提交十几个提案。他的提案主要关注教育、文化，但有时候也会关涉民生甚至是司法刑律，有些提案已获通过，也有许多推进艰难。他曾提议过设立国家旅游日，设立国家边疆日，提议节假日出行免收高速通行费，也关注防治H7N9，建议推动集中屠宰等。去年他提交《关于改善出版事业的提案》，建议“取消书号限制”、“逐步增加刊号”、“撤销有关稿费指导性意见的文件”和“提高稿费(版税)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等，2015年则关注防治污染，建议加强环保部门执法权等，并建议建立“一带一路”培训体系，建议设立“财政年度”等。
但一些媒体更感兴趣的是他有没有“开炮”以及会不会招致对其本人不利的某种影响，他一方面反复提倡媒体要守住新闻道德，如实报道，全面报道，一方面也反复强调所谓的“安全性”问题并不成立，“我自己有信心，守住底线：宪法和政协章程；另一个，我对国家发展形势的理解，比别人强”。相比于“说什么话，怎么说安全”，葛剑雄更关心“说什么有用”，他的策略是针对一类现象而不是具体的事件提案。
他对个体的发言空间和整个社会的言论空间是极其维护的，却对当下的公共话语环境感到担忧，他著书，撰文，参政议政，对媒体采访能配合的尽量配合，也对网络上充斥的语言暴力与混乱的逻辑无能为力。一篇“民国学术再评价”引来广泛关注，也把他卷入到无谓的争论中。他的学生说：“如果像他这样的学者不对公共事务发言，这个社会就会充斥着另一种公知。”他很希望更多的学者站出来发言，尽管对外界封予他的“大炮”“公知”名衔敬谢不敏，但如果把“公知”的引号去掉，恢复其本来含义，他倒希望更多的学者成为这种知识分子，“不做书呆子，不做伪君子”。
葛剑雄经历了文革，也躬逢改革开放，是伴随着解放思想，拨乱反正背景成长起来的学人。1986年，他去美国访问一年，归国后曾深深感慨，什么时候中国人也能过上美国人民那样的生活呢？其后中国的快速发展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他对个体、国家和民族乃至世界始终保有善意的期待。他相信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动机是正常的，应该思考的是怎样把大家调和形成一股合力。他致力史学，坚持真理，尊重事实，在运用史实与结论时，则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尊重民族感情，遵守社会公德。他积极参世，坚持原则又注意分寸，刚正直言也留有余地，他追求经世致用，讲求策略，抛别顾虑，专注做事，以与制度安排的有机互动来实践制度安排。他是严谨的学者，也是负责的公民，是冷峻的批评者，也是积极的建设者。（本报记者韩晓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