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琦幸和王元化在一起
知青、编辑、记者、作家、学者，比起大部分人来，吴琦幸的身份更显多元和复杂。但对于他而言，之前的都是人生经历，最后的“学者”才是他的身份。1970年，17岁的吴琦幸下放到江西农村当知青，三年后以工农兵学员的身份考入上海师大中文系。1976年毕业，被安排在上海农业展览馆担任编辑。1979年被调往上海辞书出版社，担任《汉语大词典》主要编纂人。1983年，吴琦幸报考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古籍整理专业研究生，毕业后继续报考该所博士生，但入学不久，导师徐震锷即因病逝世。因学友建议，吴琦幸转投到王元化先生门下。
从1986年到2008年王元化去世，这段师生情谊持续了20多年，而它对吴琦幸的影响，远非导师在世的日子，王元化的学问、思想和人格，至今仍是他取之不尽的财富。2013年，吴琦幸出版了《王元化晚年谈话录》，这是他与王元化2007至2008年的十余次谈话整理编辑而成的。2015年，在此基础上修订、扩充而成的《王元化谈话录：1986—2008》出版，由原来的8万字增至45万字，采集了吴琦幸攻读博士期间的日记、笔记、书信、文章并加以整理分类，用吴琦幸的话来说，这是一次对于王元化思想学术的全面回顾和精心编排，其内容涉及王元化的家世旧闻、问学经历、革命工作、政治起落、学术研究、著述交游等，对王元化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三次反思”，各项政治工作，文心雕龙研究，与海内外学术界的思想往还，他对当代中国思想文化、学术风气、思想方法的认知和批评等，都有较为详尽的叙述和总结。
1989年初，吴琦幸远赴美国，在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中国研究中心攻读联合培养博士。这期间，为勤工俭学，他担任洛杉矶华文报纸记者并参与重大新闻采访报道，如老布什与克林顿1992年竞选总统、1991年洛杉矶黑人大暴动、1995年辛普森案、1994年洛杉矶北岭大地震、1992年橙县郑少伟命案、1991年衣阿华大学卢刚枪杀教授命案、1993年——2001年纪然冰命案等等。后担任《亚洲周刊》驻美首席记者多年，采访中美重大新闻如南海撞机案、JPL火星探测车发射、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案等。
谈美国新闻业“反映迅速更获观众认同”
在1999年进入美国高校工作之前，吴琦幸先后在两家华人报社工作，凭借自己的努力，从最基础的编译一步步做到记者和采访主任。回忆当年，吴琦幸印象最深的莫过于1992年采访洛杉矶黑人暴动的场景。“一路上看到的是火光，打砸抢，很多人兴奋地从超市和百货店拿被子、锅、瓢、碗、电视机等，整个局面都失控了。韩国社区的人就用枪自卫。黑人以为我也是韩国人，扔砖头砸我和我的车。”随即，加州州政府出动国民警卫队进驻，暴乱地区戒严。吴琦幸接到报社主管电话，立即撤离现场。这是吴琦幸美国记者生涯中经历的第一次震撼。“美国的种族矛盾很难解决，到现在愈演愈烈。”
1994年，吴琦幸离开《国际日报》，进入《侨报》，两年后又转到《亚洲周刊》，担任驻美首席记者。在最后一份媒体工作中，他写了很多有份量的报道。中美军机南海撞击事件后，他第一时间飞往华盛顿，采访了基辛格、李洁明等有关人士。他也是最早报道中国外逃资金的美国新闻记者，实地报道了洛杉矶的二奶村以及震惊海峡两岸的包二奶第一血案——纪然冰双尸命案等。
吴琦幸认为，由于两国国情不同，美国与中国的媒体很难进行比较。美国所有媒体都是私营和私人任意注册公司成立的（也许属于官方媒体的只有美国之音一家，但他们也坚持新闻独立，在报道伊拉克战争中由于坚守媒体独立而被撤换总编）。有一件事颇能说明新闻的独立：即美国如果突发任何大的天灾人祸，各大媒体均第一时间直播。从911事件（主播衣服都没有换好就上了主播台）到后来的加州山林野火、辛普森案件（警方追逐全过程两个小时）、洛杉矶暴动等等。三大电视台都会停播日常节目，通过电视画面直播现场，观众在第一时间可以看到未经任何加工的直升飞机航拍及记者采访的全过程。“这种直播方式可以最客观地让观众看到事件的真实性和现场性。而反映迅速的媒体往往获得更高的收视率而得到观众的认同。主播的薪水也就按照观众的收视率调降，一个电视台的信誉往往取决于这种突发新闻的采访深度和评论角度。”
谈起目前国内传统出版和纸媒下滑的危机，吴琦幸说，美国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有着一百三十四年历史的《洛杉矶时报》大幅裁员，处于亏本状态，想卖都卖不出去。“但它的电子网络办得很好，我不看纸质报纸，但每天都会看主要报纸的电子版。”
谈八十年代“打开一个新世界”
对于灾后重建的学术界，上世纪八十年代是绕不过去的一个重要时段，而对比浮躁的当下，八十年代已然成为学界不断回望的标杆。当时，大学毕业生吴琦幸被分配在上海农业展览馆当编辑，但热爱学术的他不甘心日复一日的刻板工作，1979年恢复研究生考试时，他报考上海师大古文字学专家罗君惕的硕士，结果因外语没过关败北。其时，国家计划出版一批大型辞书，《汉语大词典》的编写任务落在华东五省一市，由于文革后的文化荒芜，人才紧缺，设在上海辞书出版社的汉语大词典编纂处遂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编辑。吴琦幸凭借研究生考试专业课第一名的成绩被编纂处直接录取。和吴琦幸同时被录取的还有煤球店会计、工厂锅炉工、药房店员、房管所修理工等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为汉语和古文献研究专家，在各自领域内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吴琦幸少年时就喜欢古典诗词，文革中曾偷偷看了不少这方面的书。担任汉语大词典编辑期间，他与陆锡兴、虞万里、李明权等人，业余切磋古文字、经学、诗词和散文，成为上海文化圈小有名气的民间学术圈子。“八十年代的学术有两个方面值得注意，一个是国学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不是今天的所谓国学，而是经学和小学。另一个是西学的大量涌入。”吴琦幸现在还收藏着很多当年在福州路古旧书店淘来的书籍。而对于西学，他最感兴趣的是文化人类学。工作期间，他被派到厦门大学去参加文化人类学的讲习班。一个月的学习结束，吴琦幸“觉得汉字的考释可以跟文化人类学结合起来研究，对我来说，这简直是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也就是从那时起，他萌生了出国留学的念头，和领导谈了想法，单位不同意放人。促使吴琦幸最终离开汉语大辞典编纂处的是评职称问题。“工农兵大学生居然不算是大学毕业，不能评为编辑，只能当助编。出国留学不批，职称又评不上，我总要有条出路吧。”
吴琦幸再次选择了求学道路。1983年，他考入华东师大古籍研究所，专业为版本目录，这对于擅长文字训诂和诗词的他来说，无异如鱼得水。“我将文化人类学和中国的古典学术结合起来研究，特别是姓氏称谓这部分（涉及到血亲制），上溯到《周礼》《仪礼》《礼记》，这正好与文化人类学研究亲属称谓有相通之处。”相关的文章写成，发表在《社会科学战线》《探索与争鸣》等杂志，反响很好。八十年代的学术会议和活动特别多，此后北京举办的很多新思潮新方法的学术会议，他都得以参加，与当时的青年学者甘阳、金观涛、何新等讨论文化问题，大大开阔了眼界。
1986年，刚刚考上博士的吴琦幸即因导师徐震锷先生病逝转入王元化门下，改修中国文学批评史专业。在美多年，他观察到，国外的文学批评史，多倾向于运用解构主义这些新理论来分析作品。“但是我认为这些理论都建基于材料的大量掌握之上，并不是洋洋洒洒建立所谓的体系而已。研究中国古代文论，也要用这种方法。材料必须咀嚼以后才能用，并不是拿来一种理论大卸八块，然后把内容搬到理论里面，这样的做法太简单了。”“现在非常忽视文本研究，王先生当年和我们谈到一些名人在电视上讲《论语》时也谈到这个问题。一个时代的学风会影响到社会的风气，这种学风引导了民众的文化消费变成快餐式的，他们缺少真正理解问题的耐心和热情。”
谈王元化“认识论问题缠绕王元化一生”
在学术圈中，王元化最广为人称道的是思想上的三次反思，但对于吴琦幸而言，触动他的却是先生临终前和他关于认识论的谈话。“我问他，你第三次反思的主要内容是反思五四，谈激进主义和社会进化论这些问题。他说不是。我的反思是主要围绕着怎么认识这个世界。人认识这个世界是无穷尽的，不是像以前我们很自信，认为认识世界是有规律的，这个规律可以通过社会科学找得到。有了这种自信以后，人就会觉得真理在握，于是可以做出很多令千百万人颤栗的事情来。”
在吴琦幸看来，王元化的思想分三个层次，第一是显性层次，即公开发表的文章（包括三次反思）展示出的思想的发展。第二是隐性层次，即那些没有思考成熟的想法，但这些真知灼见在他和朋友及学生们的谈话会时时跳出来（王元化喜欢交往，当年，他住的庆余别墅是上海文化圈的知名文化沙龙）。第三是下意识层次，所谓下意识，是他的家庭教育、成长背景，人生经历等等，形成了他思想内部深处无法言说的一些东西，只有在某种无意识中才会流露出来。例如，1953年参加全国第二次文代会时，毛泽东接见他们这些会议代表，王元化突然感到很惶恐，此时的他没有一种崇拜伟人的感觉，这或许和他的基督教家庭背景有关。“因为在神的面前，人人平等。”
认识论这个问题缠绕了王元化一生。为郭绍虞所推重，并引起学界长久广泛讨论的《文心雕龙创作论》，几经修订，最后版本是广西师大出版的《文心雕龙讲疏》。吴琦幸将这本与此前1979年、1992年上海古籍社的版本对照，发现里面删去了很多套用的马列语录。“但是王元化还是按照刘勰的阶级出身、立场，严格说来还是按照意识形态的认识论，即日丹诺夫的这种理论来进行研究。他告诉我，自己已经无力再改了。”
“这对于理解王元化的晚年思想非常重要，正是因为他这么一步步走过来，每一次反思都在否定自己，到了临终还是如此。”王元化生前曾说过，自己是一个过渡人物，希望后来的研究者在他提出的一些问题上继续深入研究，而不是局限在研究他本人的学术思想上。
谈学术研究“美国华人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
研究王元化思想只是吴琦幸的业余工作。做完《王元化谈话录》之后，他松了一口气，接下来可以全力搞自己的研究了。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除了日常教课，他以社会人类学的方法研究美国华人社区，其中包括华人媒体、经济聚落区等。吴琦幸的这项研究借用文化人类学家张光直先生考古学上的“聚落”概念。不同的是，“张光直先生的聚落是从地下看到很多东西，我这个聚落是还存在的生活形态，也包括消失了的，比如1848年华人淘金的场景已经不复存在，但我们可以通过遗留下来的杂货店，民居这些群落来进行重建和还原”。通过研究，吴琦幸得出结论：华人移民在美国以聚落形态存在，是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的社区。
随着华人的逐渐增多，游离于主流社会的社区还不断扩大。据统计，目前在美华人（指持有绿卡的第一代移民）约有430万左右，其中纽约、洛杉矶、旧金山、德克萨斯是最大的聚落区。对华人这种聚落现象，吴琦幸分析了十个原因。一是华人聚集而居的习惯；二是语言问题，吴琦幸通过学生调查了将近一万左右的华人，只有9%的华人认为自己跟主流社会沟通没有问题；其他还有诸如经济、宗教、血亲、教育等多方面原因。“因为在聚落经济里面，他们可以依赖华人社会的资源生存，唐人街或中国城会形成一个自我平衡系统。”
这次回国，除了参加上海书展期间《王元化谈话录：1986—2008》的新书发布会，吴琦幸还应邀在广州、深圳的几所大学和深圳社会工作者协会进行《历史和现状——社会人类学聚落形态考察：美国华人》专题演讲。“国内华侨史研究方面，局限性比较大，往往先以某种预设的概念来定调，认为华人在海外受到帝国主义歧视、压迫。我的研究则以事实为基础，将华侨史放到他们生存的具体环境和时代中，从经济和社会基础上来研究华侨去国的动机和在海外遭到歧视的因果。例如，常有一种说法是‘卖猪仔’是帝国主义对华人的欺诈和拐卖。如果真正接触到一些原始资料和联系当年北美的生存环境，就会知道不是这么简单。因为所谓的‘猪仔馆’往往是自己同胞所开设，为牟取利益而对同胞进行兜销的结果。这些情况，甚至今天还变相存在，国内一些中介公司广告招徕到美国投资移民、假结婚、政治庇护甚至留学以便定居美国，也成为一项重要的商业行为，其实都还在重复十九世纪淘金时代的模式。”（本报记者陈菁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