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惜分资料图片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没有引吭高歌和摇旗呐喊，却也难于沉默不语，生就一副犟脾气，继续着自己的追求……
——甘惜分
用一个世纪的风雨，甘惜分收获了一个称谓——新中国新闻学奠基人。100年只是一瞬，但新中国新闻学却由此发端，并蓬勃发展，指引着时代忠实的记录者。
他的故事，也是新闻学的故事。1916年，甘惜分出生在四川省邻水县。他是孤儿，由大哥带大，由于经济条件有限，初中毕业后无法继续深造，来到乡村小学教书。为了多读书，他加入了当地的秘密读书会，却由此接触到进步思想，“每次去，都如同经受了一次革命洗礼”。1938年，他终于来到延安并如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了“人生中第一个转折”。
1945年，甘惜分担任新华社绥蒙分社记者。“当记者是我很久远的一个愿望，以邹韬奋为首的进步报刊过去曾给过我很大鼓舞，我就想做邹韬奋式的人物，当个新闻记者，现在圆梦了。”甘惜分在自传中这样回忆。
新中国成立后，甘惜分来到北京，成为北京大学的教员，任务是讲授新闻理论。1958年，北大新闻专业合并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从此，甘惜分再也没有离开人大校园。
甘惜分的学生、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喻国明告诉记者：“那是段百废待兴的日子，当时，莫斯科大学对口支援人民大学，他们的专业也复制过来。当时没有新闻学理论教材，只有苏联高级党校编写的一本薄薄的小册子——《苏维埃新闻的理论和实践》。这本书与其说是理论，不如说是史料，只总结了描述性的几条原则，如‘党性、思想性、战斗性’等。理论上基本是空白。甘老师从自己的讲义和经历出发，开创了新中国新闻学体系，出版了新中国第一本新闻理论著作《新闻理论基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这本书是新闻学子和宣传干部的必备教材。之后的新闻理论著作，都是基于甘老的理论框架写就的。之后，甘老师主持编写了中国第一部《新闻学大辞典》，此前学界没有新闻学的工具书。”
在60多年的教书生涯里，甘惜分带出了10位博士生，有新中国第一个新闻学博士童兵，也有唯一的女性学生、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刘燕南。
在学生眼中，他是个要求严格的长者。刘燕南记得，甘老师对她说的最多的话就是：“我唯一的标准是学术标准。”当时甘老师近80岁了，每周三学校例会也是老师定期测试的时间：“又读了什么书、有哪些思考、有什么进益，是必问的，每次我都很紧张。老师总要求我们终身学习、独立思考、不人云亦云。我记得我做博士论文的时候，甘老师把我的论文复印了很多份，每个师兄都有一份，征求每个人的意见，让我从中梳理出自己的研究主线。”
喻国明记得，自己和甘老师的初见是从“泼冷水”开始的，“你文章的特点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你不说我还明白，越说我越糊涂。一个研究传播的人却不能把话说得让人明白，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也是对社会的不负责任”。
在这样的严格要求下，他的学生都成为各自领域的骨干。而他的学生们，每年有两个“法定”看望老师的日子，每年元旦和4月17日老师生日。老师总会有各种各样的要求和殷殷希望。“他不太关注生活细节，总是告诉我们要抓大问题，把生活恩怨等小节放在一边，‘一个人精力有限，要用有限的精力做更有用的事情’。他曾经受过不公平的待遇，但他对这些毫无所求，只专注学术。也许这是他长寿的秘诀。”喻国明说。
他和学生们最后的相聚在8天前。“那天他精神很好，一见面就叫出了我们每个人的名字。”刘燕南说。
“他仍风趣幽默，说我的眼睛胖得剩下一条线，说刘燕南还是那么漂亮。仍对我们严格要求，让我们每人每年都要出一本有分量的著作。”喻国明说。
而甘惜分老师，在几天后飘然远去了，就像他多年前曾不告而别，离开家人投奔延安一样，这次仍是没有征兆的。但他的著作影响了一个时代，他的名字将记入新中国的新闻史，让后来者追思。
（本报北京1月9日电 本报记者 姚晓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