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学术界，傅璇琮先生是为人熟知和敬重的学者。他在数十年古代文学研究中取得的累累硕果，久为海内外学者所瞩目。从上世纪60、70年代的《杨万里范成大资料汇编》、《黄庭坚和江西诗派资料汇编》，到80年代的《唐代诗人丛考》、《李德裕年谱》、《唐代科举与文学》；从与友人合作的《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到组织国内数十位学者编纂的《唐才子传校笺》，不夸张地说，已经成为唐宋文学以及唐宋历史研究者案头常备的工具书与参考书。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将来有谁像梁启超做《清代学术概论》那样，做一本当代中国的学术史，里面如果不出现傅璇琮先生的名字，至少可以说是不完整的。
同大多数学者不同的是，傅先生不是在高校或研究所里工作。他本来可以成为一所名牌大学里的名教授，或者研究所的研究员，像那些大学者们一样，有大量的时间供自己支配，有成群的弟子为自己传名。他也确曾有过短期的在母校北京大学任教的经历。但历史老人那股不受人控纵的力量将他抛在出版社编辑这一人生坐标上，一下就是40年。
只要是对出版社有所了解的人，都能体会那种捆绑人的坐班制、喧闹的工作环境以及琐碎繁杂的编辑事务对编辑自己的研究带来的困难。对于近十数年尤其是近几年来一直承担着越来越重的行政责任的傅先生来说，其工作之繁忙杂乱，又自较常人为更甚。
虽然他说：“有人说编辑是为他人作嫁衣裳，这种说法我并不大同意。因为一个好的有心的编辑，在工作中所学到的有时比在学校或研究机构中要实际得多，有用得多。”（傅璇琮《唐诗论学丛稿·后记》，《唐诗论学丛稿》，京华出版社1999版）但这实在只能算是一面之辞。另一面他又说：“出版社工作的繁杂是学校和研究机构无法想象的，在上班时几乎恨不得一人生就三头六臂以应付各方面纷至沓来的不管你喜欢不喜欢的事情，有时真像杜甫所写的那样，‘束带发狂欲大叫，簿书何急来相仍’！白天忙得头昏脑胀，只有到晚间，待妻儿安顿好后才能稍稍有安静的时光，以求得一点‘时还读我书’的余兴。”（《任国绪〈卢照邻集编年笺注〉序》，同上书）
但让人钦佩的地方正在这里。如同50年代那场政治灾难不能阻止他，70年代云梦大泽里的下放劳动不能阻止他一样，这种“簿书何急来相仍”的工作环境当然更不会阻止他须臾放弃自己作为学者的责任。大的计划缺少足够的精力去思索，没有完整的时间去完成，那就像从海绵中挤水一样，将零碎的时间从原本应该留给休息的份额中挤出来。这样，在为学术界奉献出上举那些大部头的同时，我们便不间断地读到了他数量不少的单篇著述。
一
我们知道，对于治文学史的人而言，文史结合是被奉为不二法门的一条学术传统。上世纪40年代，朱自清先生在为林庚《中国文学史》所作的序中说：“文学史的研究得有别的许多学科做根据，主要的是史学，广义的史学。”（朱自清《什么是中国文学的主潮》，《朱自清全集》第三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今天来看朱先生半个世纪之前的这几句话，既是对前辈及同辈学者学术道路的总结，也不啻是对后辈学者的预言。几十年后，傅先生的这本书里，同样是在为旁人作的一篇序中有这样一句话：“治史对于治文，是能起去浮返本的作用的。”（傅璇琮《戴伟华〈唐代方镇文职僚佐考〉序》，《唐诗论学丛稿》，京华出版社1999年版）
在我的理解中，文史的结合固然是要求用史学研究的成果来为文学研究服务，也就是说将对诸如史料的爬梳与辨析、对史实的清理与复原等工作作为文学研究工作的先期投入。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究其实质，毋宁说是对实证学风的一种呼唤。
回溯明清之际，学者有感于明代学风空疏，转趋务实。有清一代，风会虽有迁播，总起来看，确如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所概括的，是“厌倦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排斥理论提倡实践”。这一由黄宗羲、顾炎武等首开其端的求实之风，至尔后的乾嘉学派乃造其极。乾嘉学派发扬汉学传统，用考据学的方法整理古籍，不仅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更在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上泽惠后人。考察二十世纪以降的学术史，不难看到这种治学精神在诸如王国维、陈寅恪、胡适、傅斯年、闻一多、顾颉刚、钱锺书等身上的一脉相沿。
但它在始于丙午的非常岁月中随着文化的被革命而受到冷落。非常的岁月也许容易过去，学术风气的复原就远比政策的调整来得慢而且难。加之改革开放带来的文化热和市场经济伴随着的浮躁之风，一时间空疏又俨成学术界的气候。明乎此，可以更清楚傅先生久为学界所称道的几部著作在当代学术史上的作用与功绩。尤其是《唐代诗人丛考》出版于80年代头一春，亲身经历了刚刚过去那段历史的人不会不知道那时的古典文学界乃至整个学术界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
那几部著作是以具体的实学形态展现在研究者面前的，而《唐诗论学丛稿》中的许多文字使我们得以直接了解藏匿在它们背后的作者的治学思想。写于1986年的《〈黄庭坚研究论文集〉序》说：
我希望研究者能潜下心力，踏踏实实地做一些基础工作。在自然科学内，用严格的实验方法来确定事实有时会导向规律的发现，社会科学研究是否也由此得到一些启发呢？规律是要谈的，新方法的运用也是值得讨论的，但科学研究必须有大量的事实作基础。脱离大量的事实而侈谈规律和方法，就会像下面所引王僧虔诫子书中所说的那样，是非常危险的：“汝开《老子》卷头五尺许，未知辅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说，马、郑何所异，《指》、《例》何所明，而便盛于麈尾，自呼谈士，此最险事。”（《南齐书》卷三十三《王僧虔传》）（傅璇琮《黄庭坚研究论文集·序》，《学林清话》，大象出版社2008年版）
同年的《〈唐代诗人丛考〉余论》又说：
由于“左”的思想的影响，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古典文学研究中也存有一种假、大、空的学风，再加上后来“四人帮”所推行的文化专制主义，强使学术研究为他们的篡权阴谋服务，使人们对一些空论产生反感，对某些所谓实学感到兴趣。《唐代诗人丛考》是一部考辨性的著作，虽然所用的方法还是旧的，却使人产生某种新鲜感，就因为正是在那一时际出版的缘故。（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余论》，《唐诗论学丛稿》，京华出版社1999年版）
这两段说明三点：一， 傅先生将实学视作学术研究最重要和最基本的一种方法；二， 很早就将这种方法用于自己的学术实践；三， 而且在意识中希望能够用它来起到反拨一时学风的作用。
作为有学术责任心的学者，傅先生从来没有放弃一贯的主张。他写于989年的《点校本〈五代诗话〉序》仍然不忘在对历史的批判中重申自己的观点：
文学史研究，如同历史研究一样，在过去一段相当长的时期中，过于强调研究规律，似乎在一部书中，或甚至在一篇文章中，只有能提出或发现什么规律性的东西，才是高水平的研究。当然，如果作为整体的要求，我们研究历史和文学史，以求达到揭示发展过程中的规律，是可以的，但那是何等的不易，恐怕要经过几代学人的努力，积累相当的成果，才能逐步有所收获。而历史研究的任务，有一点却被许多人所忽略，那就是要把历史事实搞清楚。历史上的一个个事件，一次次潮流，历史人物的种种活动，其真相究竟如何，它的来龙去脉，它的矛盾的各个侧面，真实情况是怎样的，这不但对于近现代史是重要的，对于古代史也是重要的，对于政治史是重要的，对于文学史、思想史以及其他意识形态领域的历史，也是重要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不理清基本事实，而议论什么规律或所谓宏观研究，只不过是侈谈。
我们的文学史研究如果到现在还不重视历史过程的周密而客观的研究，那只能是原地踏步，即使写出多少大的论著或编出多少大的工具书，都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如果离开文学史的事实，我们能作出多少宏观的理论研究来呢？（傅璇琮《学林清话》，大象出版社2008年版）
这的确是傅先生学术思想的基础。这一学术思想指导他早在70年代中期便形成了一套关于唐代文学研究的整体设想，并在之后的十数年间一步步加以实现。换句话说，这十数年间的每一部著作都体现了他讲求实学的学术思想。如同他很自谦地说的，“这些书对于研究唐代文学和唐代历史，还是切实有用的，不是一些凿空之言和浮泛之辞。它们可以是学术进程中的一个新的序列，提供给研究者作为继续探讨的材料，而尚不致成为如顾炎武讥笑过的辗转贩卖的旧铜。”（《〈唐代诗人丛考〉余论》）
可以这么说，傅先生的研究虽以古典文学为最著名，发表的著作也以古典文学范围内的为多，却大都是建立在史学的实证精神和严密的史料考证的基础上的。他摆在世人面前的一系列学术成果，是他讲求实学的治学思想的有力证明。
二
虽然如此，如果仅仅看到傅先生学术思想与前代实学传统的相似，尤其是将其治学方法完全视作乾嘉学派的余绪，那不仅是不全面的，更是不正确的。
就乾嘉学派而言，在其鼎盛的当时，便隐约显示出与其所矫正的空疏之风相对立的另一种弊端，用同处于乾嘉盛世的章学诚的话说，就是“风气证实过多，发挥过少，有如蚕食叶而不能抽丝”（章学诚《与江龙庄书》，《章氏遗书》卷九，《豫恕堂丛书》本）。章氏在《文史通义·原学下》对义理、辞章、考据家的偏于一隅提出批评，谓：“学博者长于考索，岂非道中之实积？而骛于博者，终身敝精劳神以循之，不思博之何所取也；才雄者健于属文，岂非道体之发挥？而擅于文者，终身苦心焦思以构之，不思文之何所用也；言义理者似能思矣，而不知义理悬虚而无薄，则义理亦无当于道矣。”又总之曰：“此皆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也。”（叶瑛校注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
识见通明而宏远的学者的确不会自画于一隅。在对待考据与义理的问题上，他们往往有很正确的见解。那就是以考据为前提，以义理为目标，在考据提供的基础上进行义理的阐说。不同时代的学者注重的义理或者说心中所悬义理的内容当然各不相同，但作为一种治学路径，他们往往是这样走过来的。
比如被胡适誉为“稀有天才”的傅斯年本来十分推重乾嘉之学，不无偏激地认为：“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文词，不是伦理，不是神学，并且不是社会学。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艺术的建设，不是作疏通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那个主义。”（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傅斯年全集》第二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版）但他同时也有与这迥异的理论主张。他在谈及中国文学史的编纂时提出过出入汉宋、奄有两长的问题：“宋人谈古代，每每于事实未彰之先，即动感情，这是不可以的；若十足的汉学家，把事实排比一下就算了事，也不是对付文学的手段，因为文学毕竟是艺术。”那么应该如何去做呢？“写文学史应当无异于写音乐史或绘画史者，所要写的题目是艺术，艺术不是一件可以略去感情的东西。而写一种史，应当有一个客观的设施和根基，所用的材料可靠，所谈的人和物有个客观的真实，然后可得真知识。把感情寄托在真知识上，然后是有着落的感情。”（傅斯年《闲谈历史教科书》，《傅斯年全集》第五册，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更重要的是他在学术上取得的成就完全证明他在实践上突破了原先偏狭的见解。
再往近看，当代学者中程千帆先生是一个典型。关于程先生的治学特色，不少文章谈得很好，但比较起来，尚不能越出他自己的几句话。他的《闲堂自述》中说：“大体说来，在诗歌研究方面，我希望能够做到资料考证与艺术分析并重；背景探索与作品本身并重；某一诗人或某篇作品的独特个性与他或它在某一时代或某一流派的总体中的位置，及其与其他诗人或作品的关系并重。我宁可从某些具体对象入手，然后从中概括出某项可能成立的规律来，而不愿从已有的概念出发，将研究对象套入现成的模式。宁可从具体到抽象，从微观到宏观，而不是反过来。”（程千帆《闲堂自述》，《程千帆选集·下》，辽宁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这几句话精辟、凝炼、完整地概括出了他自己考据与义理并重、微观与宏观兼融，由考据进而义理、由微观臻于宏观的治学方法。
傅先生也属于这一类学者。虽然如上所说，实学是他治学思想的基础，他的文章也大都以实证的形态出现，但我们读那些文章，包括那些纯考证的文章，总会产生一种不同于传统考据学的感受。他考证的范围有时很小，考证的步骤往往也很细，但我们并不感觉着饾饤与支离，相反，我们能感觉琐细其表下有一种一以贯之的意识，一种文化意识。这种文化意识不仅将他所有的著作绾合成一个整体，也终将使他的著作以这种整体的方式显示自身学术史的价值。
傅先生的基本学术思想体现于他的具体研究成果中，同样也反映在他对现当代学者的评价里。
在已故学者中，傅先生本来是十分推重岑仲勉先生的。因为“在近代治唐史学者中，倾其主要精力用于人物与史事考证的，创获最多，可资利用的成果也最丰硕的，要算岑仲勉先生”（傅璇琮《陶敏〈全唐诗人名考证〉序》，《唐诗论学丛稿》，京华出版社1999年版）。并且使他感到奇怪的是，后起的史学工作者并未继续岑仲勉的工作，无论研究历史还是研究古典文学的人，着重研讨的差不多都是大问题。近几年虽有较多的考证专著与论文涉足文史两个领域，并不纯粹是文学研究，但从事于斯的差不多都是古典文学研究者，几乎没有专业的史学研究（见《吴汝煜、胡可先〈全唐诗人名考〉序》）。但我们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是，虽然这本《唐诗论学丛稿》中提到岑先生的地方确实不少，能让傅先生不惜笔墨发为专论的两位学者中却没有岑，一个是闻一多先生，另一个是陈寅恪先生。当我们了解了他的学术思想，对于这一点就不感到奇怪了。
认真读过《闻一多与唐诗研究》一文，我们可以知道傅先生所关注于闻一多的，是他先做文字校订、字义训释的工作，然后再进行综合研究的研究格局，以及以历史的眼光把握唐诗发展大的方面，着力探讨唐诗与唐代社会及整个思想文化的关系，注意于文化史的总体探讨的学术思想体系。至于陈寅恪先生更是如此。在《吴汝煜、胡可先〈全唐诗人名考〉序》中，他虽然将之与岑仲勉并称为“奠定唐代人物考证基础”的“近现代两位大学者”，随即又转道：“但总的说来，他是以一定的理论体系来统摄全局见长的，有些史学著作把他归之于史料学派，并不确切。”他更花大气力写成一篇陈寅恪的专论，即《一种文化史的批评——兼谈陈寅恪的古典文学研究》，单从文章的题目便可知道他的用心所在。他承认“陈寅恪当然是强调原始资料的重要性，强调对资料和史事进行严密的考证的”，但不满于人们仅仅将陈先生看成一个考据家，认为“把陈寅恪的学问归结为考据，那只是看到它的极为次要的部分”，甚至认为“从考据和资料上超过陈寅恪，应当说并不十分困难”，“陈寅恪难于超越之处，是他的通识，或用他的话来说，是学术上的一种‘理性’，这就是经过他的引征和考析，各个看来零散的部分综合到一个新的整体中，达到一种完全崭新的整体的认识”。他所看重于陈寅恪的，是他总结出的所谓陈寅恪“对历史演进所作的文化史的批评”的学术体系。具体说来，就是“既把以往人类的创造作为自然的历史进程，加以科学的认识，而又要求对这种进程应该具备超越于狭隘功利是非的胸怀，而加以了解，以最终达到人类对其自身创造的文明能有一种充满理性光辉的同情”。
在文章中，傅先生十分希望今天的学术界在研究陈寅恪各种具体成就之余，对他的学术思想作一个总的把握，从文化史的角度，来探索一下作为史学家的陈寅恪对学术文化有一种什么样的思考，而这种思考又能给我们今天以什么。
其实，从傅先生的治学道路中，我们已经得到了他给我们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