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戴庆厦在做跨境语言调查
从17岁高中毕业进入民族语言学领域，60年来，他先后多次到国内各少数民族地区和邻近国家做语言田野调查，收集到20多种前人尚未记录的语言或方言材料，为中国语言学的发展提供大量宝贵的语料；1956年至1961年，他参加了由国家民委和中国科学院组织的全国少数民族语言大调查，在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第三工作队（云南）经历了调查方言、设计新文字、编写课本、扫盲、编写词典、编写语法的全过程；他主编的《中国濒危语言个案研究》是国内外第一部研究中国濒危语言个案的专著，被学界广泛熟知。因为他的成就，美国语言学会授予他终身荣誉会员称号；泰国清莱皇家大学授予其荣誉博士称号。
美国著名语言学家马提索夫称他是“中国藏缅语族下属语支的权威学者之一”。他叫戴庆厦，被誉为中国“民族语言学界的领头人”。
本该是颐养天年的年龄，80岁的戴庆厦却依然忙碌奔波：2015年10月第一次约采访时，他正出差江苏参加学术会议，采访后不久，他又将带队去调查老挝的语言状况。而在采访的前晚，他为中央民族大学的学生上一门《语言调查》的课，讲授如何准确记音。问他为什么这么大年纪还亲自上课，答曰：“现在的年轻老师上不了。”
服从分配学习少数民族语言
戴庆厦的名衔很多：中央民族大学汉藏语研究中心主任、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教育与边疆史地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语言中心主任首席科学家，曾任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院长，中国语言学会副会长、中国民族语言学会副会长等。而在60年前，17岁的他对民族这个词完全没有概念。那时，国家为了帮助少数民族发展文化教育，从一些大学的在校生和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收一批汉族学生到中央民族学院学习少数民族语言，让他们将来从事少数民族语言的教学、科研和翻译工作。1952年，从小立志要当科学家的戴庆厦因文科成绩突出，高考时被分配到中央民族学院民族语文系学习。
戴庆厦所在的年级有180多人，有从北大东语系转来的，也有从北京、上海及各省招来的。很多人对这门学科不了解，闹情绪，甚至还有少数学生退学。开始，他也比较犹豫，副院长（兼任国家民委副主任）刘春做他们的思想工作：“你们别老想着北京大学，我们这里的民族语文专业比北京大学更有优势，关键是你们要能做出贡献。”这句话，打动了戴庆厦的心。
分班时，很多人都去了比较热门的藏语和维吾尔语等稍大的语种。戴庆厦想得比较简单，自己是共青团员，要服从分配，学习景颇语专业。景颇语班一共15个人，没过两个月就跑掉两个。“当时我有个信念，不管什么语种，只要好好学都能学好”。当时给他们上课的大都是北大和中国科学院的语言学教授，如吕叔湘、袁家骅、高名凯、傅懋勣等先生，不少是一流的语言学家，这为他们打下了扎实的根基。入学不到半年，整个大班级被安排到少数民族地区实习。有的到广西，有的到西藏，有的到湖南，景颇语班到云南。戴庆厦是领队之一，带着13位同学，从北京到昆明走了六天，从昆明到景颇族地区坐汽车又走了六天。刚到昆明，正巧碰上当地地委书记在此开会，立即把几个县的县委书记找来。戴庆厦和同学们被安排去了瑞丽县。其时刚解放不久，边境地区还有残匪，当地县委书记交待的第一件事就是给他们发枪，配手榴弹。到了山寨以后，他们就在老乡的帮助下自己动手盖竹房。不几天就学习打靶。
危险不说，生活条件也很艰苦。“每天自己做饭，还轮流下山去买米买菜，用马驮上山。不过这样的生活也有好处，知道了群众的甘苦，知道了语言是什么”。当年的这批人后来大多成了专家。有的成了民族学专家，有的当了出版社社长，还有几位（包括戴庆厦的妻子）都是语言学教授。
参与第一次全国少数民族语言大调查
1956年，戴庆厦大学毕业。按照校方的安排，他们班留下10个人计划开办研究生班，没想到中央很快提出全国少数民族语言大调查，他们又被学校安排参与这项新的任务。其间，戴庆厦被分配在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第三工作队，主要从事哈尼语文工作，经历了哈尼语文调查研究的全过程。其中包括：哈尼语方言调查、涉及哈尼文方案、哈尼文试验推行，以及编写哈尼语调查报告、词典、语法、课本、读物等工作。
我国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兴起于本世纪30年代。最早是李方桂先生对壮侗语族语言做过一些调查。抗战期间，一些大学搬到西南，有些学者如李方桂、罗常培、邢公畹、闻宥、马学良、袁家骅、高华年等对西南少数民族语言进行了调查，发表了一些成果。这一阶段虽然所见成果不多，所涉及的语言也少，但在当时那样艰辛的条件下能开展语言调查，迈开了运用现代语言学理论、方法进行语言调查的第一步，是难能可贵的。
少数民族语言进行广泛的调查，是在新中国建立后。1956年，国家民委和中国科学院组织了由七百多人组成的七个中国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工作队，分赴全国各民族地区进行少数民族语言大调查。通过四年的调查，对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基本情况有了初步的了解，为解决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问题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工作一开始，就受到中央领导人的重视。戴庆厦清楚地记得，1956年5月14日下午，中央民族学院大礼堂举行“少数民族语言调查训练班结业典礼”，老一辈领导人吴玉章亲临大会作报告。没想到的是，周恩来总理也亲临大会看望训练班学员。当总理走到礼堂门口，看到吴玉章正在做报告，就先让一位随行人员进去报告吴老一声他要进去，自己在门口停了一下。这时，有的学员已经看到了周总理，情不自禁地喊着：“周总理来了！”顿时，会场掌声雷动，一片沸腾。在热烈的掌声中，总理健步走进了礼堂，不住地向大家鼓掌，招手。吴老继续讲话，总理同大家坐在一起听着。人们纷纷向主席台传去条子要求总理讲话。总理谦和地回答：“吴老讲就可以了。”
地方各级领导也非常重视这次民族语文大调查。戴庆厦所在的第三工作队到达昆明时，省委省政府的领导都不断来看望学员，向他们介绍云南的民族工作和社会状况。那时上上下下一片热情，工作卓有成效。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就大体弄清了我国少数民族文字的基本情况，写出了数十种至今仍有价值的语言调查报告，设计了十多种文字方案，还编辑了大量的词典、语法和扫盲课本。这段时期也被称为被誉为民族语文工作的“黄金时代”。
“调查语言和学习语言是相辅相成的。语言学习得越好，调查就越有成效”。长期的田野调查，戴庆厦的总结经验是要做到“三勤”：口勤，遇到不懂的就向老乡请教，遇到老乡就主动和他们说话；手勤，遇到新材料就立即记下来，本子不离身；脑勤，对各种奇妙的语言现象多加思索，多问几个为什么。
当前人才青黄不接
回顾60年来的学术生涯，戴庆厦将自己的贡献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在景颇语的语音、语法、词汇研究上，写了几十篇文章，编写了多部词典、语法，而过去对此研究很少。第二是在藏缅语以及汉藏语的比较上，揭示了一些规律，如松紧元音。第三是田野调查了二十多种少数民族语言。第四是在社会语言学方面，研究语言与民族的关系，社会变异，民族心理对语言的影响等，还有双语研究，濒危语言研究。
“一个民族要不要文字，它的文字如何发展，这个民族语言功能的升降应该怎样对待，语言政策、语言规划应该怎么制定等等，都是非常有价值的工作，也是很敏感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从事这门学科很有意义。再有，走上语言学研究道路之后，由于学习语言的需要，经常到少数民族地区去，当地老百姓都非常热情地接待我们，我们与少数民族群众结下了很深的、朴素的感情”。戴庆厦说他积一辈子的心得，就是要热爱自己的专业，不要这山望着那山高，否则就不容易把学问做进去。为此，他舍弃了自己的爱好，当年一度被老师动员考音乐学院，进大学之初常与民族歌舞团一起邀请参加演出，因为怕影响学习，他此后几十年里再也没有动过一次二胡。除了热爱自己的专业，戴庆厦还非常勤奋。地震时期（1976年），许多人都在屋外地震棚里打扑克，他在自学缅甸语。文革中，很多人对专业动摇，把家里的资料以几分钱一斤的价格卖掉了，他却连一张纸也没有丢。
“中国的语言，汉语之外，非汉语里也有大量可挖掘的东西，要珍惜这块难得的资源”。
但目前的现状是，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的人还比较重视汉语的研究，但搞汉语的人大多不太重视少数民族语言，很多人都是单条腿走路，而这对中国语言学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而实际上，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在国际上越来越受重视，搞这方面研究的人也越来越多，条件在逐渐改善。每年一次在国外召开的国际汉藏语会，都有大批的外国学者参加，但中国学者去的很少。“说汉藏语言的人数仅次于说印欧语言的人数，应该说很有研究的潜力，有很多工作值得去做。汉藏语的研究还跟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有很大关系。中国的汉藏语、藏缅语研究在国际上应该是领先的，因为我们是汉藏语的故乡，调查语言很方便，但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人才青黄不接，年轻人接不上。再有，现在的学术氛围在某种程度上也不利于让年轻人甘于坐‘冷板凳’”。
戴庆厦说，在中国搞语言学研究是个冷门。近些年来，他一直呼吁开展全国第二次“民语大调查”，原因在于，1956年的第一次全国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只是初步了解情况，且这些年来由于现代化进程的冲击，城市城乡差别缩小，人才流动，信息一体化，语言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如何认识现在语言的现状，这就需要开展新的语言大调查。但开展主要的难点在于，合格的人员大量不足。当前的人员情况是：能独立进行语言调查的人员严重缺乏。语言学专业的教师和学生，虽然学了不少语言学的理论和知识，但缺少语言调查研究的实际能力。戴庆厦不止一次带青年教师和博士生出去做语言田野调查，总是看到他们普遍缺乏语言调查能力——记音记不准；音系整理不符合要求；不知如何调查语法、词汇；对语言使用情况和语言功能的调查不知如何下手；对语言现象缺少敏感性；文字表达不好等等。即便是在课堂上已经学过了《语音学》《语言调查》等基础课程的研究生，兴致勃勃地下去做语言调查，以为语言调查不会有问题，但一进入现场，大多是一开始就吃败仗，连他们自己也没想到会这样。他们记录的语料，如果不经核对，错误很多，难以做语言研究的材料。（本报记者陈菁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