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书房案头的玻璃台板下，摆着一张傅璇琮先生与我的合影。那是2007年3月，在北大举行的“邓广铭教授百年诞辰国际学术研会”上的留念。我特别珍惜这一张合影，这是因为它联着直接影响我学术人生的两位贵人——邓广铭先生与傅璇琮先生。
关于邓广铭先生，我已写过专文《北大名师奖掖后进之典范》，缅怀邓先生在我宋史研究道路上的奖掖和勉励。原北大陈来教授所撰《醉心北大精神的史家》一文中，曾专门提及邓先生高度评价原杭州大学(现浙江大学〉龚延明的《宋史职官志补正》。由于《宋史职官志补正》是在邓先生《宋史职官志考证》基础上完成的，所以，邓先生对其时名不经传的后学之奖掖，格外发人深思，此事已传为学林佳话。
在我心目中，与邓广铭先生并重的是傅璇琮先生。由于年龄差距较少的关系，傅先生与我的交往更多、更密、更长，对我的学术人生影响也更大。可以说，从八十年代初至今，绵延三十多年的学术交往，已成为指点我、激励我成长的宝贵财富，和我人生中最灿烂记忆的一部分。
回忆三十余年交往，往事一幕幕纷至沓来，难以理清。我只能选三本书联着的故事说起。
帮我确立学术方向——《宋史职官志补正》的问世
1974年，我从部队复员回杭大历史系，重操旧业。当时学校处于“文革”后期，虽已复课闹革命，但仍未走上正轨。当初，我是以大学助教身份应征人伍的，离开大学教师岗位已十二年，谈不上有什么历史研究。回校后，直到七十年代末，我也没有明确的学术方向，仍彷徨在科学殿堂之门外。1979年，我所在的历史系宋史研究室，在商议同仁的研究方向时，研究室主任徐规先生，建议我研究朱熹。我当时考虑到研究朱熹的人已不少，加之希望科研能够与教学相结合，所以未接受。徐先生尊重我的意见，经考虑后，提出让我在系里开一门选修课《中国古代官制史》，科研方面则侧重宋代官制研究。我欣然同意。
不久，以徐规教授为学科带头人申报的《宋史补正》课题，列入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重点课题。根据研究室学术分工，我应承担《宋史职官志补正》工作。这可让我犯难了。因为，已有邓广铭先生《宋史职官志考正》这一得到陈寅恪先生高度评价的里程碑式作品在前，我这个刚刚涉足宋史领域的无名之辈，去续《宋史职官志考正》，能免“狗尾续貂”之讥吗？正处于进退两难之际，我请教了通过学术批评刚刚认识的、时任中华书局中国古代史编辑室主任的傅璇琮先生。傅先生坦陈了他的看法：“邓先生是宋史权威，为学术界所公认。他的《宋史职官志考正》是开山之作，是名作，但这不等于《宋史∙职官志》研究工作已经终结。邓先生自己也不这样看。限于抗战时期资料之不足，还有不少遗漏。在五十年代，他就提出过需要对《宋史职官志考正》和《宋史刑法志考正》重新进行增补。我与邓先生有学术上的交往，深知邓先生的学术品格。他胸怀豁达，视学术如生命，十分关心宋史研究队伍的壮大。你的研究工作，只要脚踏实地，做好了，会得到他的肯定的。”傅先生这番推心置腹、语重心长的谈话，于我，犹如一盏指路灯。傅先生不但从学术发展角度和邓广铭先生的为人两个方面，肯定了我可以做《宋史职官志补正》;而且还在研究的方法上帮助我怎么做，即首先要充分占有材料，“把握宋代现存的所有官制史料”，以做《宋史职官志补正》为基点，研究两宋官制史。这样，一下子驱散了我心头的疑虑，终于有勇气接受了《宋史职官志补正》的科研任务。
在傅先生鼓励和点拨下，我于八十年代上半叶，开始了《宋史职官志补正》工作。经过五年的努力，我终于完成了近3000条补正条目、50余万字的《宋史职官志补正》书稿。1991年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此书的出版时间，离邓先生《宋史职官志考正》1941年出版之期，恰好半个世纪。
《宋史职官志补正》出版后，作为省重点课题研究成果，需要进行成果鉴定。我心中忐忑不安，不知学术界如何评价，尤其是邓先生的评价。倘若不合格，通不过，那我的学术前途将会是如何呢？这时，浙江省社科规划办聘请邓广铭先生担任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课题鉴定组组长，同时聘请了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王曾瑜、陈智超，上海师大古籍所研究员朱瑞熙及中华书局编审汪圣铎，成立成果鉴定小组。1992年10月。成果鉴定意见返回杭城。鉴定组五位成员对我的成果都表示了肯定。邓先生将五位成员的意见予以综合，写了一份总体的评价书。此外，他又专门写了一份716个字的个人鉴定意见，谦虚地把他自己做的《宋史职官志考正》 “只能算作开‘大辂’之先的‘椎轮’”，而把我做的《宋史职官志补正》称之为“大辂”：“龚延明同志的这一著作，真正做到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境地。”邓先生的评语，印证了傅璇琮先生所说的:“邓广铭先生衡量学术成果，不论资格，不计较对自己的研究的批评，完全以学术上有无建树为心中的一杆秤。”回顾我的学术人生，能跨出坚实的的第一步，显然，是与傅先生为我指点学术方向分不开的。
帮我推向宋代官制研究的最前沿——《宋代官制辞典》的出版
通过五年时间专攻《宋史职官制补正》课题，我做了十五册厚厚的笔记（那时还没有电脑），积累了大量宋代官制的史料，基本上掌握了宋代官制的内涵。诚如傅先生所说的，以做《宋史职官志补正》为基点，掌握丰富的宋代官制史料，可为进一步研究宋代官制打下坚实的基础。
继1984年完成《宋史职官制补正》之后，我计划致力于研究宋代官制史。但，鉴于宋代官制十分繁杂，要对宋代官制有全面而深入的认识和论述，进而综合成一部两宋官制变迁史，诚非易事，我总觉得很难把握。
于是，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傅璇琮先生。但当时我有些担心，傅先生已走上中华书局副总编岗位，局务繁忙，还能有心与我这个高校普通教授继续交往吗？
正在我疑虑之时，傅先生及时地给我回信，他认为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慎重考虑的问题，并问我，有没有时间来北京一趟？以便当面讨论。
1985年秋天吧，我上北京去拜访傅先生。傅先生请当时总编办公室主任李岩接待我。李岩很热情，带我迎着灿烂的阳光，穿过车辆稀少的马路，住进了国务院招待所。此情此景，至今还历历在目。
当晚，傅先生在百忙中，抽出时间，请我在王府井大街中华书局一楼的餐馆用餐，商谈了很长时间。他特地就专门史研究方法，表达了他的真知灼见。记得他说:如同唐代文学史撰写，须从唐代文学史长编、文学家传记考证、各个层面专题研究入手，不可能一蹴而就一样，宋代官制史的撰写，也须先做大量的前期准备。最好对宋代官制各个范畴、整体内涵及不同阶段的演变，都能有一个较深入的了解，如能作些专题研究，当然更好。在这样基础上写出来的宋代官制史，才能揭示两宋官制复杂的结构、运行的机制、职能的规定性与张力，及其演变的阶段性，等等。并鼓励我在《宋史职官志补正》完成的基础上，再接再厉，取得具有创新价值的宋代官制研究成果。
回杭后，我就傅先生的意见，作了认真考虑，认识到，撰写《宋代官制史》条件不成熟。为了达到对宋代官制有一个全面而深入的了解，将宋代官制研究的基础打得更深厚，我决定先编撰一部具有创新意义的《宋代官制辞典》。所谓创新，就是不同于一般只有正式官名解释的职官辞典，而要增加读者难以索解的宋代职官别名和官制术语两部分内容。我乂把我的设想，向傅先生汇报。傅先生表示赞同这个选题，并拍板：“如果做得好，可以在中华书局出版。”断代官制辞典出版，尚无先例，这要冒很大的风险，哪家出版社敢轻易承诺出版？傅先生这一拍板，需要何等魄力和勇气，现在回想起来，心中仍是感动不已。
傅先生对我撰编《宋代官制辞典》的认可，给了我极大的鼓舞。1986年，我开始了编纂《宋代官制辞典》的工作。其实，宋代职官别名，我是在做《宋史职官志补正》时，已同步注意研究。这缘于我一开始做《宋史职官志补正》时，就遇到职官别名拦路虎，直接影响到对原文的理解。如《宋史∙职官志》卷二3814页“（王）佐时摄版曹，(林〕宪尝为右史”、3815页“庆元后，台丞、谏长、暨副端、正言、司谏以上”。以上引文中版曹、右史、台丞、谏长、副端，到底是什么官？我都不明白，查词典也查不到。怎么办？是绕过去不管它呢，还是想方设法搞懂它？我反覆想：既然我碰到这个难题，他人同样会碰到，做学问就要有见难而上的勇气，敢为人先的魄力。于是我决定，在做《宋史职官志补正》的同时，注意搜集宋代职官别名。虽然一时不懂什么版曹、台丞，什么谏长、副端，我遇到一个别名，就做一张卡片，经过不断积累，做成了成数十万张卡片。同时，通过不断阅读文献找例释的方法，原来不懂的别名，一个个逐步获得解决。例如：
副端（宋)御史台殿中侍御史别名。
【例】《宋史∙职官志》卷二《崇政殿说书》：“副端兼说书自余尧弼始。”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五十六、绍兴七年秋七月甲申：“殿中侍御史佘尧弼兼崇政殿说书。”
(宋）吕陶《净德集》卷五《辞免殿中侍御史札子》：“窃以副端之与丞杂，虽轻重不伦，而任责略等。”
可见，关于“副端”，虽然找不到直接的解释，但我们完全能够通过搜集例证予以解决。
后来，我在学术刊物上陆续发表了《略论宋代职官简称和别名》、《宋代职官别名汇释选》，想不到，这引起了大洋彼岸普林斯顿大学刘子健教授的兴趣。1984年秋，刘子健教授给历史所王曾瑜、郭正忠、陈志超写了一封信，此信标题即为“建议编制《宋代官职别称》”，信中说：“龚延明先生，我不认识，在这次《宋史研究论文集》中，页335起，有他的《略论宋代职官简称别名》，很有用。”为此，他建议“两岸协力，国际合作”，“编制《宋代官职别称》”。此信，是对我的职官別名研究工作的充分肯定，激励我加快完成《宋代职官别名汇释》的编撰。故尔，在傅先生鼓励下，我确定编纂《宋代官制辞典》时，能够提出将宋代职官别名列为《辞典》的一个重要部分，并已有一个接近完成《宋代职官简称别名汇释》的书稿。职官术语，也在做《宋史职官志补正》时，开始搜集词条和例释，有了不少的积累。
这样，到了 1987年，《宋代官制辞典》编撰前期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傅先生表示，可与中华书局综合编辑室联系申请选题。综合编辑室室主任冯惠民先生，审查了我的申请报告，经与同室李肇翔（后接替冯先生为室主任）、徐敏霞等编辑商议，认为可以立项。并确定由徐敏霞编辑直接与我联系样稿送审事宜。徐编辑，既是傅先生北大同学、又是傅先生夫人。她曾参与《古代汉语常用字典》的编纂，具有编纂词典的丰富经验、深厚的文史学养和高度的工作责任感。她仔细审阅了我送审的“凡例”和样稿，写了一份长达十二页、写得密密麻麻的修改意见。并在样稿需修改处，一一贴上了写有枇注的纸签，似这样的悉心指导，二年内达十余次之多！那切切实实、不厌其烦的高度负责精神，那严谨的一丝不苟的学术研究作风和深湛的学识，为保证《宋代官制辞典》的学术质量，起到了保驾的作用。经过两年多编辑与作者的切磋的交换意见，最后报总编审批，终于同意将《宋代官制辞典》列入中华书局出版选题。1989年11月16日，中华书局编辑部致函于我：“《宋代官制辞典》一稿，我们双方联系、并就书稿编审中的一些问题交换意见，已两年有余。我们认为，这一选题是有意义的，你过去寄来的样稿，大体也属合适的，我们同意正式列入选题计划。”这份公函，导致《宋代官制辞典》于1997年出版。
《宋代官制辞典》出版后，深受海内外宋史界专家、学者和研究生的青睐，已成为宋史研究必备的一本重要工具书。《宋代官制辞典》的成功，使我的宋代官制研究，登上了一个新台阶。而上述事实表明，正是傅璇琮先生具有前瞻性的学术眼光，直接把我推上了宋代官制研究的前沿。假如没有傅璇琮先生这一拍板，和后续的鼎力相助，也就没有这部《宋代官制辞典》的面世。
帮我开拓学术新境界——填补空白的《宋登科记考》
《宋代官制辞典》出版后，下一步做什么呢？按我的原计划，拟将撰写《宋代官制史》。
1991年，时任中华书局总编的傅璇琮先生向我建议：“鉴于唐代进士名录，藉 (清)徐松辑录的《登科记考》，部分得以保存，大有裨益于今人;然而，宋代科举取士历朝最盛，却没有一部《宋登科记考》，这是学术界深感遗憾的事。你能否来做这件事? ”我考虑后，这的确是一项具有创新学术价值的工程，同时，从广义上看，科举制也与铨选制有关联，属官制范畴，没有脱离我最初确定的官制研究学术方向。于是，我就答应下来了。商量结果，由我和祖慧教授合作，并经傅先生推介，向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员会申请立项，争取科研经费支持。1992年，《宋登科记考》得到高校古委会批准立项，获得一万元科研经费资助。
立项后，我们开始着手做《宋登科记考》课题。但是，如何做？对我们来说，准备不足。好在可以依赖傅先生，他是这个课题的发起人，对如何做《宋登科记考》，有较明确的思路。从《宋登科记考》的体例、科举文献的利用，都同我进行了多次交谈和书信交流。最初的样稿出来后，傅先生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审读，发现有什么问题，直接在样稿上一一作了批注，然后又寄回。有时，他将宋人文集、笔记和方志中看到的宋进士史料摘抄下来，寄给我们。这样，经傅先生不厌其烦地指点，我们对如何仿徐松《登科记考》，做好两宋科举大事记，搜集登科人名录与资料，撰写登科人小传，编撰《宋登科记考》，渐渐上了路。
两宋118榜科举考试，仅留下绍兴十八年和宝祐四年两榜《登科录》，116榜《登科录》都已灰飞烟灭。傅先生说：“没有原始登科录参考，是带来不便，但我们能够从宋代史部、子部、集部海量的文献中，深挖登科人的资料。”遵此，我们经历多年，历尽艰辛，终于清理出四万一千零四十人的宋代登科人名录，并一一为他们撰写了小传。411万字的《宋登科记考》，于2009年，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为中国科举史填补了宋无《登科录》的空白。这个四万一千宋代登科人是一个什么概念？我举两个例子作对比：一是研究宋史的人们常用的、台湾王德毅先生编撰的《宋代人名资料索引》，一共收录了二万多人，然此数只有《宋登科记考》所收登科人的一半。二是迄今我国收录人数最大的人名大辞典，即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由上海47 位学者共同完成的《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包含了五万四千人。而我们所做的《宋登科记考》，仅收录宋代一代就达四万一千人，此亦可见《宋登科记考》之规模，且所收的，都是跳过“龙门”的宋代社会精英，其价值之高，不言而喻。
上世纪八十年代，傅璇琮先生在他的名著《唐代科举与文学》中曾提到:研究宋代科举制，需要“效徐松之书的体例编撰一部《宋登科记考》”。这个创意，于2009 年，终于变为现实。
从学术上说，《宋登科记考》的编撰，填补了宋代科举史研究的空白，受到了学术界的好评。对我个人来说，通过做《宋登科记考》，还使我开拓了新的学术视野，迈进了中国科举研究的新领域。
中国科举，这是一个曾经牵动古代中国官僚政府神经，影响古代中国社会思想、教育、文化走向，撬动中国四民生存方式的杠杆。研究古代官制，固然离不开对科举选拔官员制度的深入研究;就是研究中国，也离不开对中国科举的研究。傅璇琮先生，将我从官制研究引向科举研究，不但提升了我研究古代官制的层次，也提升了我对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的根的认识。傅先生，就这样，用他的精湛的学识、宽大的胸襟、助人为乐的精神、循循善诱提掖后进的风范，三十年如一日，指点着、温暖着我的学术人生。傅先生是我受益终生的良师。值傅先生八秩大寿，我怀着一颗感恩之心，衷心祝福先生长寿安康！并祝愿先生继续为中国的学术进步，贡献珍贵的学术积累和常青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