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抗日烈士的眷属，在复印收藏1940年的一张《新华日报》时，对水印复制技术产生了兴趣，由此成为水墨仿真印刷专家和麻纸制作工艺的传承者。
一张风化的老报纸
历史，总是在某一个时刻为我们掀开其中的一页，让我们看到精彩的细节。
1984年春天，太原双塔烈士陵园筹建“革命烈士陈列室”时，征集到了包括高君宇、续范亭、张友清、郭于鸣等23位山西著名烈士的革命史料。当有关方面通知这些烈士的亲属前往陈列室辨认有关史料文献时，牺牲时年仅24岁的烈士郭于鸣没有子女，只能通知他的侄子郭安民前来。当郭安民看到1940年2月27日的一张《新华日报》时，他的眼睛湿润了。
在这期报纸的第二版上，郭安民看到了伯父郭于鸣的遗容。遗像左侧，刊有博古、董必武、凯丰、叶剑英共同署名的悼词：“新华日报郭于鸣同志以努力抗战工作和工人阶级事业积劳成疾而死，同人致沉痛之吊唁，并向郭同志之家属，致以亲切的慰问……”
在第四段，刊有该报总编辑吴克坚和潘梓年、戈宝权及全体职工的悼词，还有诗人写的挽歌。该报用了四分之三的版面来纪念这位杰出的新闻战士。
经允许，郭安民将这张发黄的《新华日报》复印了一份。他发现，这张珍贵的报纸原件已经开始褪色、失真，已被风化，不能再多次翻阅了。这位烈士眷属，正好是一位水墨印刷技术创研者，于是萌生了仿真水印复制文献的念头。
一位坚强的新闻战士
郭于鸣1937年毕业于太原国民师范。在校期间，他积极组织、参加青年学生驱逐反动校长的斗争。“七七事变”后，郭于鸣入陕北公学和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在此期间，郭于鸣成了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毕业后，郭于鸣随周恩来到武汉，成为《新华日报》的一员。据该报记者回忆，郭于鸣在报馆中为人忠厚、待人热诚，人性耿直，有着北方人的豪爽和纯朴。
刚到报社时，郭于鸣本来想当编辑，但却被分配到服务课搞内勤工作。在这个岗位上，他亲手整理了从全国各地投寄来的五十多万份慰问前方将士的信件。
信件整理工作告一段落后，郭于鸣担任了外勤记者。在保卫武汉中，外勤记者不但要及时反馈保卫武汉的各种动态，而且还要关注和报道如火如荼的抗日群众运动以及国共合作的动态。在当年的《新华日报》上，有许多郭于鸣写的精彩报道。
保卫武汉工作告一段落后，《新华日报》社迁址重庆。撤退的空闲时间，郭于鸣除了与同志们探讨政治上、军事上的问题，就是在船舱里读书。一次，敌人的一颗炮弹打到船上，弹片飞到郭于鸣的颈部。他带着伤痛坚持工作，《新华日报》重庆版很快面世。后来报社奉命疏散时，郭于鸣留守市区，一个人承担几个人的工作。他说，要用辛勤工作来回应敌寇的暴行，要用辛勤工作来纪念死难烈士。
积劳成疾，郭于鸣于1939年夏患上重症。治疗休息一个多月后，他又回到报社工作。一个月后，病情复发，失去了抵抗能力的郭于鸣于1940年2月26日14时在重庆病逝，年仅24岁。
郭于鸣去世后，人们发现了他的病中日记。在1940年的元旦日记中写道：“1939年内，我被病所阻碍，所耽误的事不知有多少……只要有一个细胞活着，我就要和病魔搏斗下去！所以，我不能再为病所束缚。我要战斗下去，工作下去！”
郭于鸣去世以后，《新华日报》在18集团军驻渝办事处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沉痛悼念这位为民族解放事业奋斗终生的新闻战士。
延续濒临失传的技艺
郭于鸣的侄子郭安民，为了留住这段光荣历史，潜心钻研印刷技术。
6年的探索，郭安民研究的环保水性墨实现了传统水印技术与现代机器印刷的结合，并于2004年10月正式获得了国家专利。采用这种墨印刷出来的产品，字迹清晰，墨香常新。可字迹印在宣纸上，保存寿命却不及传统麻纸。于是，郭安民再度将精力投入到麻纸的研究和生产中。
多年探索，郭安民发现定襄县蒋村麻纸历史悠久，生产工艺成熟，但这些麻纸只是用于裱糊顶棚和窗户，达不到印刷要求。为了改进蒋村麻纸，郭安民又于2006年成立了定襄蒋村麻纸研究所。经过数年努力，终于使这一濒临失传的传统工艺得到创新延续。
一个是水墨保真印刷技术，一个是传统麻纸制造工艺。2010年，当郭安民将这两项技术摆到上海世博会展台上时，中外专家一片哗然。许多国内外参观者看到在蒋村麻纸上用水印技术复制印刷的王羲之《兰亭序》、唐太宗《贞观宝翰》《绛帖》时都赞不绝口，认为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次突破性继承和创新。
2011年以来，有关部门对郭安民拥有的水墨印刷成果进行了鉴定，认为“该技术”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和推广潜力。同时，麻纸制作技艺被列为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学大师、国家图书馆老馆长任继愈先生对郭安民的研究给予了充分肯定，并亲笔致信山西省相关部门，推荐郭安民的发明创造。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主任、著名作家冯骥才鼓励郭安民创办中国最大的水印基地。
一张泛黄的新闻纸，串联起了一位卓越的新闻记者和一位执着的发明家。他们的故事，令人动容。
（本报通讯员 葛宝庆 本报记者 李建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