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赫森·法尔加尼以及他的译作和奖章。
一次亲切的会面
1月20日晚，穆赫森·法尔加尼穿着宽大的正装西服，略显局促地站在酒店大堂。工作人员引导穆赫森走进酒店会议大厅，他见到了其他9名来自摩洛哥、苏丹、黎巴嫩等阿拉伯国家的重要来宾，大家都在安静地等待。此刻，穆赫森感到心脏已经快要跳到嗓子眼了。
终于，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走进会场。他与10位阿拉伯友人一一握手，并亲自颁发“中国阿拉伯友好杰出贡献奖”，以表彰他们为促进中阿友谊作出的重要贡献。有两名埃及人获此殊荣，一位是90岁高龄的联合国第六任秘书长、埃及前外交部长布特罗斯·加利，另一位就是知名汉学家、翻译家穆赫森·法尔加尼。
“习主席的握手温暖而有力，”穆赫森回忆说，“我非常激动，不知道该跟习主席说点什么，于是引用了埃及人常说的一句谚语‘喝了尼罗河的水，还会再回到埃及’，希望习主席多喝点尼罗河水！习主席当时笑着回答说，‘这是我第二次到埃及。’”
翻译界的“拓荒者”
1977年，穆赫森考入埃及艾因夏姆斯大学中文系，成为最早一批学习汉语语言文学的埃及人。与他同一年毕业的12个人当中，有9人去了大学当老师，他们如今已成为埃及汉语教学界的中坚力量。穆赫森选择留在母校教书，但他坦言，比起教学，他更喜欢文学翻译。
“我特别感谢埃及《文学消息》杂志社主编杰马勒·黑托尼先生，是他鼓励我走上文学翻译的道路。”1993年开始，穆赫森在《文学消息》杂志上开始刊登一些中国新时期的文学作品，比如鲁迅先生的短篇小说《孔乙己》《狂人日记》等。1995年，杰马勒从巴黎书展回来找到他说，为什么不翻译中国古典文学呢，还从来没有埃及人这样做过。面对这个巨大的挑战，穆赫森开始试着借助白话文理解和翻译《论语》《道德经》《中庸》等先秦文学经典，并在《文学消息》上连载。“我从没有想到会深得埃及读者好评，这给了我很大的信心和动力。”
另一方面，穆赫森逐渐被中国古人的智慧所折服。“兴趣，是我从事文学翻译的最大动力。”此后，穆赫森便一发不可收，先后翻译出版了《大学》《孟子》《孙膑兵法》《战国策》等一系列先秦文学经典。
文学翻译“道路阻且长”
“我是一名翻译，可惜我不是一名作家。”
文学翻译不是简单的直译或字面翻译，而是一个再创作的过程。穆赫森坦言，在文学翻译中面临两大困难：第一，他不是个作家；第二，他不是一名中国人。
“我的工作状态就是一边学习一边翻译，”说着，穆赫森从手提包中掏出一本埃及短篇小说集，“你看，我最近打算翻译苏童先生的短篇小说，可是我对短篇小说太不了解，所以我要先学习如何写好短篇小说，再来翻译苏童的作品。”在翻译《道德经》时也是如此，诗歌讲究对仗，为了在翻译的过程中尽量减少文学美感的流失，穆赫森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比如，《道德经》虽然不厚，但他为了翻译出古文特有的韵味，读了大量蒙昧时期阿拉伯诗歌以及苏菲派文学经典。“摞起来得有这么高！”穆赫森说着用双手比出半个成年人的高度。
如果说第一个困难尚可克服，那么第二个困难真正让穆赫森的翻译事业陷入瓶颈。“我知道如何开始，却不知道怎样结束，”穆赫森感慨道，“一些文学作品翻译到一半就再也进行不下去了，很多最后成了‘烂尾工程’。”他打开存在手机里的高晓声的《“漏斗户”主》，然后指着“漏斗户”三个字不停地摇头。“没有在中国生活过，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就很难抓住作者想要表达的情感，翻译出来的作品就会缺少灵魂，我想这是我作为埃及人在翻译中国文学作品时难以逾越的鸿沟。”
与莫言的不解之缘
中国有个莫言，埃及有个纳吉布·马哈福兹。
1988年，埃及著名作家纳吉布·马哈福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在中国很少有人认识他。随着中译本“三部曲”（《宫间街》《思宫街》《甘露街》）的问世，越来越多的中国读者开始认识他、喜欢他。
2012年10月，瑞典文学院宣布中国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穆赫森第二个月就开始着手翻译莫言的小说《牛》和《梦境与杂种》。为了让《牛》尽快与埃及读者见面，他找到了埃及文化部下属的出版社。
为什么要找这家出版社呢？穆赫森认为，莫言的作品是平民文学，平民文学需要成为普通老百姓能够消费得起的文学。埃及政府的出版社定价一般比较平民化，他希望有更多的埃及人能够认识莫言、喜欢莫言，就像很多中国读者喜欢纳吉布·马哈福兹一样。
现在，《牛》这本书已经售罄，穆赫森的朋友只能找他复印这本书的翻译手稿。他对此书的翻译感到很满意。“幸运的是，我在农村生活过4年。当我第一次读《牛》的时候，我能闻得出农村泥土的味道，感受得到土地上农民的悲情……好的翻译作品离不开情感共鸣，这是好的文学翻译成功的钥匙。”
通过莫言，穆赫森对中国当代文学产生了浓厚兴趣。“有很多中国当代作家我个人非常喜欢，比如阿来、苏童、马原等等。下一步，我打算向埃及读者介绍更多优秀的中国作家。”谈到他对促进中埃文化交流作出的贡献，穆赫森摇了摇头，“建起中埃文化交流的桥梁，不是靠我一个人的力量，也不是几个人的力量，而是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
（本报驻开罗记者 于杰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