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德在北大朗润园
在西南联大，温德和他的猴子
他是清华北大的一个传奇。他叫温德，1923年来到中国就再也没有离开过，1987年在北大承泽园走完了漫长的百岁一生。他是中国北伐、抗日、内战和“文革”激荡六十年的亲历者；东南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北京大学最传奇的洋教授。
与历史大事件共沉浮，希望渐次熄灭，这是温德的命运。他置身溷浊，与暴力越来越赤裸相见。温德没有另外一个世界，中国成了他唯一的家园。
大多数清华教员退居昆明，在大后方办起西南联大，为什么温德恪尽职守，留在了北平？这需要一番解释？清华南迁，校园却仍在北平，大楼、设备和图书等校产都无法靠人力带走。清华的知识与精神，跟随着清华人一路从长沙落脚于昆明，弦歌不绝，薪火相继。至于物资，白修德、贾安娜的《惊雷中国》中写，“骡马驮运米和面饼，再跟着几辆扑哧扑哧的卡车，在崎岖不成形的路上爬行”。
温德护着弃守的大楼和设备，徒劳地与日本人周旋。日本人对高等学府全无敬意，有意要把中国的大学变成战火前线，毁之而后快。天津的南开大学已经被炸为废墟。北方大学中除南开之外，日本人还有三个目标——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极为讽刺的是，日本人和温德一样，对教育的力量极为虔信，正因此他们才要毁掉中国的教育。
在清华大学，体育馆被改为马厩，新南院竟成了日军随军妓馆。这还不算什么，日军最为垂涎的是清华的科学技术资源，大肆掠夺它们，不仅用来充实本国科技实力，与此同时也切断了中国的人文科技知识一脉，保证中国人永无翻身之日。白修德、贾安娜的《惊雷中国》里提到，日本人的第一步是捣毁各系实验室，把设备书籍运回国。
以上便是1937年10月的时局，温德应学校当局的请求，决定留在清华。温德是中立国家公民，所以他被选为护校的留守人员。温德极严肃地履行了他的职责。温德无权无势，如果他不是那么有强大的自我，或者不能那么娴熟地运用治外法权，一定会像堂·吉诃德战风车一样。
10月8日，星期五，温德开始了与日本人的第一次交锋，当时日军第四次“访问”清华，“装走了数卡车的校产”。他马上去见清华“平校保管委员会”主席毕正宣，商量应对之策。毕正宣是中国人，日本人闯进学校大楼时，他不被准许跟随左右，但他告诉温德事态发展大概，并列出了一份目前已知的被抢校产清单。听完这个介绍后，温德开始行动了，他身材壮硕，足有一米八多，因此站在日本官兵中间就像鹤立鸡群。他天赋异禀，能将愤怒化为滔滔不绝的雄辩抨击，决心冒着生命危险告诉日本人“占领军也应守法”这一原则。
一开始并不顺利。他去拜访日本科学图书馆的森先生，却无功而返。温德原本被告知，森先生是文化关系委员会主席，负责这方面的申诉，后来才了解到主席是桥川。不过森答应打电话说一下此事，温德同意了，但由于联系不到桥川，森又找到竹田，将情况说明。竹田和桥川一样，都是北平地方治安维持会顾问。
竹田不像森那样古道热肠，实际上正是他批准了日军的四次查抄。他既不认为毕正宣让温德转交的报告准确可信，也不相信“日军犯下了报告中提到的罪行”。竹田坚称，毕正宣是清华负责人，那么他只能接受毕亲自提交的报告。
温德处于十分弱势的地位，因为位阶不够，无法直接与竹田对话，他只能通过电话、通过中间人来报告清华的损失。他还被迫让步，承认日军洗劫清华时，毕正宣和其他留守中国人未被允许跟随左右，因此毕正宣的报告有不实之处。
不过温德在东方有十五年的生活经验，在此类冲突中自有应对之策。他把自己“包装”成三方面的官方角色。首先，他是毕正宣任命的报告提交人，向治安维持会提出申诉，治安维持会的机构名称就表明在清华应维持治安，而非洗劫校园；第二，温德是清华大学教授；最后，他是美国公民，有责任向美国政府报告“美国政府捐赠给中国的教学楼和设备的现状，当时签订的协议严格规定它们只能作教育之用”。总之，温德摆出了一副义正辞严的官方姿态。以个人身份面折日本官员是无济于事的，只能摆出有机构支持甚至有可能的外交支持的样子，斡旋才有可能。
但无论温德表现得如何义正辞严，日本人都决不会轻易收手。美国政府跟日本不愿撕破脸，不可能提出质疑或抗议，而中国人当时毫无发言权。这时又有了新转机，森先生建议温德等维持会的最终调查结果。他还代表竹田请温德转告毕正宣:“这几天，相关机构会正式占领清华校园，到时候对清华的任何举措都将是官方授权的。”温德会意地离开森的办公室，把森的话理解为不会再有进一步的抢夺行为，而事态发展正是如此。
温德处理冲突时游刃有余，他在拜见森之前，已把失物清单抄送给美国驻华使馆的罗赫德(F.P.Lockhart)，日本驻华使馆的岛先生，以及合众社记者费舍尔。与此同时，他还将中文版的报告全文递交维持会的一位官员，这位官员答应一接到报告就会马上处理此事。温德还将报告全文呈送给洛克菲勒基金会，但他没有向岛先生或维持会提及这些。总而言之，温德一介平民，以惊人的耐心和细心，在这场劣势明显的较量中，四两拨千斤。
10月3－8日，日军四次“拜访”清华，不仅把大量科学仪器和书籍运回国，还带走了教学楼和实验室的钥匙。个别日本兵私拿“手表、画作和文具等个人物品”，电机系两名校工甚至遭到军警毒打。
温德呈交毕正宣报告的同时，还向维持会附信一封，力陈维持会应回答如下重要问题:
1)确保清华大学作为中国人的高等教育机构不变，是否为维持会的一项既定政策？
2)若这是维持会的既定政策，我希望维持会能说明为何授权非清华人士侵夺清华校产。
3)若维持会批准侵夺清华校产，望能告知授权内容以及时效。被侵夺校产的用途为何？哪一方可给出恰当的补偿？
温德其实心里很清楚，日本人如果真诚回答问题，将会给出什么样的答案，但温德很机智地留下了开放式的问题。日本人在中国北方设立了傀儡政府后，又设立各地维持会，使外侨免遭占领军的侵扰，以维持现状。但维持会的第一次预备会议上，中国人就发现中国代表名额不足，而且有十个重要决议居然直接宣布，“未经任何形式的审议”。
日本人一再强调，中国积贫积弱，自身难以抵御共产主义，他们来是为了保护中国。维持会里只有一名中国代表，侵略者希望中国人相信维持会所通过的决议代表了中国人自己的意愿。决议之一，直接关系到清华命运，即将这所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旗舰改为体育学校。
温德的第二步好棋，是将维持会置于普世价值下，即假设维持会对于日军的掠夺行径会像他一样感到震惊。温德用英文和日文写下了涉事军官的名字，他狡黠地请求维持会，以后至少将负责人士的名字提前告知清华大学，“清华平校保管委员会提名一位代表，在维持会代表和日军进入清华搬运校产时能陪同左右”。这一建议保证了至少有一名清华代表能在现场。温德还希望钥匙能够归还（“若无钥匙，清华平校保管委员会很难保护校产”）。他希望知道驻军的日本军官的名字，这样当掠夺校产事件再发生时，能向其申诉。这些请求，他希望能尽快得到答复，“以避免将来再有误解”。在温德看来，日本人会看到这么做实属必要，因为“很明显，与清华有关的美国人都有义务保全美国政府慷慨资助的机构，向美国政府报告事态进展”。从某方面看，温德所要求的并不过分，也合情合理，但从另一方面看，则又无比像堂·吉诃德。
我之所以会对这个事件的细枝末节产生浓厚兴趣，乃是由于它揭示了实践(praxis)的真义，即在险恶环境下，具有足够计谋、耐心、勇气的抵抗者如何成功实施抵抗行为。温德在这个事件中，他这方面的天赋可追溯到童年时期，当时的小温德周旋于一屋子女性中间，备受宠溺。在我看来，温德对日本人的抵抗堪称英勇之典范，他坚持不懈，目标明确，即便遇到再大的障碍也毫不退缩。
信寄出去三天后，石沉大海，于是温德又写了一封信，这次是写给日本驻北平领事馆的三秘：岛先生。10月8日，温德曾给他呈送了一份纪要和失物清单。他希望岛先生能马上知悉，10月12日星期二，他在校园里亲眼目睹“六名军官和四十五名士兵为维持会派遣护校的部队来清华选定驻地时”又顺走不少校产。
多年以后，温德在文章中说，他生于恐怖主义的年代。恐怖主义是什么？是在正常手段得不到某物时，用暴力或暴力威胁攫取它 (terrorism一词来自法国大革命时期)。因此，日军对中国大学的袭击是赤裸裸的恐怖主义。
温德在这场惊心动魄的博弈中究竟能得多少分？10月12日，所有的疑惑烟消云散。一队日本官兵来到清华，为维持会派遣“护校”的部队挑选驻地。一位日本军官与一位清华平校保管委员会成员（很明显就是温德）进行了交谈，“其他官兵则命令清华校工打开第一和第二教学楼的所有门”。温德知道，很多房间里都存放着清华校产，所以他坚决要求跟随官兵前往。
在一间房间里，他发现三名日本兵“正在搜值钱物什，把东西丢得到处都是”。小物件已经被他们收入囊中（“烟盒、砚台、铜墨水瓶、旧钱币，等等”），温德“要求他们”把东西放回，离开房间——温德的遣词造句告诉我们，他有在紧张压力下保持风度之特异能力。三人离开后，他锁上了房门，并把事情报告给一名日本军官。这位军官马上当着温德的面，训斥了这三人。但就在训斥现场，温德还是看到别的士兵试着打开工学院大楼的门窗，那里面存放着非常重要的校产。
10月8日星期五，温德拜访森先生，森保证“日本士兵将遵纪守法，以后不会犯此类错误”。在同一天，竹田安抚温德说，他们将派纪律良好的部队进驻清华，防止清华再遭偷盗或破坏。现在，温德希望提请森注意，“进驻部队也参与了对清华的偷盗破坏”。
接连十天的纷乱的汇报和协商，犯罪现场面折，温德保护校产的努力，可以预料，几成泡影。但他做到了挺身而出，直言日本人的野蛮行径。在当时的情势下，他能做的也不过如此，而从他本人的个性看，他绝对会站出来的。仅仅为了正义，为了几乎不可能的道德秩序，温德挺身而出，显示出大无畏的勇气，这不是第一次。
温德在北平一直待到1940年8月。在沦陷之前，由于日本人涌入，修学旅行的日本学生一车车到来，故都北平的魅力早已暗淡无光。如今北平陷落，离不开的人们只能忍辱在占领军眼皮下讨生活。1937年12月底，重要英文刊物《天下月刊》社论提醒日方，只有遵守新近在布鲁塞尔签订的《九国公约》第一条之下的和平，才是中国人可接受的和平。该条款规定，日方应“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及领土与行政之完整”，“施用各种之措施，以期切实维护有效稳定的中国政府”。
但北平市民非常清楚，日本人无意遵守《九国公约》四条款中的任何一条。比如，日本人支持药店售卖鸦片和烟具。日商马上取代甚至吞并了中国人的商铺。整座北平城都是日本人的天下，哪里都能看到日本旗在头顶上招摇。商店的招牌和广告越来越多用日文，黄包车基本上由日本人包了，导致黄包车上的中国人经常会被误认为日本人。许多市场、歌厅、饭馆只向日本军队开放。
更严峻的是，驻北平的中外新闻机构也完全处在日本的掌控下。谁要想获悉中国军队的获胜情况，只能读天津的NorthChinaStar（《华北明星报》）和《时代》杂志。北平市民平日能读到的报纸，成天刊登的只是“日本帝国主义战士挺近西南”，或“河北人民支持日本之管辖”。
除此之外，从表面上看，日本人生活在他们自己营造的和平繁荣里。他们有时通过宴请、提供飞机往返、军事访谈、住宿等，成功收买到一些外国记者。对于中国记者，他们则提供免费展览、电影和饮品。
这些公共关系方面引时代之先的大胆举措，虽能暂时从国外媒体那里得到些许同情，但无补于维护北平的安定祥和，虽然日方宣传机构对此大肆鼓吹。真相是，日本军国主义者生活在巨大的恐惧中。1938年9月，立场中立的《密勒士评论报》反问，“中国游击队每天都在北平城周围搞破坏，抽掉铁轨，阻断通讯，袭击车站，渗入城中，日方怎么可能不恐惧？”
日方宣传说，他们正在致力于各种仁政，其中之一便是“教育改革”。这些改革背后的实情，却是清华这所大学，师生已南逃，实验室和图书馆遭洗劫，驻校日军铁蹄踏过每寸校园。正如芭芭拉·塔奇曼观察到的，北平城的每个角落，都可以看到日本步兵和骑兵在军号声中忙着训练（战马对日本军官而言太高大，他们要靠勤务兵帮忙才能跨鞍上马，勤务兵侍候在旁以随时搭把手）。官方汽车上太阳旗迎风招展，穿行在故都北平的街巷。
北平沦陷，绝大多数市民都敢怒不敢言。像所有肆无忌惮的占领军一样，日方可以随意闯入民宅。他们见证了北平城的美与伟大，但无论去哪，他们都能感受到北平市民的那种仇恨，随着战事的发展，日本人知道自己随时可能死于非命。他们怎能不时时恐惧附近西山的游击队？
很自然，在这样的情势下，在中国沦陷区（甚至非沦陷区）英语教学的未来越来越问题重重。1938年2月，北平所有学校都要求教日文，再一次回到中国的瑞恰慈当时正在天津，看有没有机会将正字学会北方本部搬到那里，正字学会的两名年轻中国教师在天津的津沽大学已经成功开设基本语入门班。瑞恰慈打算把赵诏熊从北平请过来，在该校开设一个扩大班。
2月6日，温德乘车两个半小时来与瑞恰慈见面，讨论他未来何去何从。车厢里没暖气，还未到天津，温德就开始咽喉痛，发高烧（自从1917年大流感以后，温德就很容易肺部有恙）。瑞恰慈担心他得了猩红热，温德在医院里躺了四天，结果只是咽喉严重发炎而已，温德和瑞恰慈的这次会谈，没有任何结果。
继要死要活的咽喉痛还不到一个月，他的肾又开始剧痛。他去医院看病，医生告诉他应马上手术（医生没有告诉他的是，手术的疼痛有如撕心裂肺）。医生给他上了麻醉药，然后让他用力排尿，在排尿时，他疼痛难忍。最后排出一大颗结石，大约豌豆大小，呈不规则的三角形。医生们如释重负，让温德回家。
除了身体不适外，温德在精神上也承受着更严重的折磨。他无事可做了。北平的清华大学和正字学会总部已无法提供给他继续教学的工作，虽然洛克菲勒基金会在瑞恰慈的要求下，将温德的月薪从200元法币提高到150美元——这一丰厚月薪只发放到1938年底。尽管瑞恰慈比较乐观，但《第二读本》完成后，接下来能给温德派什么活儿，还是个疑问。温德虽然现在主持着北平的正字学会办公室，但它几乎有名无实。随着战火的蔓延，看来洛克菲勒基金会是时候停止援助在华正字学会了。
对于这段艰难时日，温德没有留下只言片语记录自己的心情。但它一定很像乔治·凯茨(GeorgeN.Kates)在当时的感受:“四顾茫然无路走。”在《丰腴年代》(TheYearsThatWereFat)里，提到北平沦陷后，生活在这里的西方人毫发无伤。然而，“我们越来越像一个身体上没有任何不适，但却知道自己已罹患绝症的人，在深夜里百爪挠心。我开始默默地向许多乐趣道别，感觉每次赏心乐事都将是最后一次”。
和凯茨不一样的是，温德留在了中国，但对他来说，某样东西也一样终结了，也许一去不复返。在北平，乔治·凯茨、艾克敦(HaroldActon)、巴克斯(Edwin Bachaus“北京的隐士”)等享有特权的西方侨民的好日子到头了。留在中国的西方人，如今向审美化的生活挥手告别，要过另一种生活。
温德在和平年代的日常生活被彻底粉碎，无可挽回。于是，他开始对抗那粉碎自己生活的强权。在那段时日，温德敢于为同事与好友挺身而出，温德帮他们在日本军官眼皮底下偷运钞票，帮他们离开这座沦陷之城。有传闻说，他曾冒死给城外的共产党队伍偷带枪支，有一次，军警在火车车厢里挨个检查行李，温德用脚将一盒枪踢到正在睡觉的一名日本军官乘客座位下，逃过一劫。
我记得1984年曾和一位中国教授聊天，当时我刚开始对温德产生浓厚兴趣。他说了几则轶事，这些轶事编织出一个温德神话。我感叹道:“哈，他真是以身涉险哪!”这位教授接话，“是啊，他算得上出生入死”。
（本文摘自《温德先生——亲历中国六十年的传奇教授》，［美］伯特·斯特恩著，马小悟、余婉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1月第1版，定价：58.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