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
2013、2014这两年，坊间出版发行研究陈寅恪的著作多达十五种（估计还有笔者不曾知晓的遗珍）。其中三种是旧版书增补修订重印，即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下称《二十年》），吴定宇的《学人魂·陈寅恪传》（下称《学人魂》），吴学昭的《吴宓与陈寅恪》。这三本书对引发上世纪90年代中期“陈寅恪热”功不可没。二十年过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三书都增补了新材料，提出了新见解，尤以《学人魂》为最。
《学人魂》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初版于1996年8月，印数五千册，次年4月重印，增加到九千册。这个印数在出版业开始企业经营、纯学术著作出书越来越难的形势下差强人意，但比起此前八个月三联书店出版的《二十年》两年重印六次，印数八万册来，自然有大小巫之喻。2013年6月《二十年》修订本首印五万册，很快售罄，不得不加印。2014年11月《学人魂》改书名为《守望·陈寅恪往事》（下称《守望》），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字数从18万字扩充到53万字，可谓面目一新，但影响力似乎不如原书《学人魂》大。笔者查阅“超星读秀学术搜索”提供的各地图书馆收藏情况，1996年的《二十年》收藏单位为351家，修订本140家；1996年的《学人魂》170家，《守望》只有12家。这个收藏资料与《守望》的学术质量极不相称。
原书名《学人魂·陈寅恪传》传神地概括归纳了传主陈寅恪的学术地位、人格风貌和时代精神。“学人魂”是文化学术界继鲁迅的“民族魂”称号之后，对中国近世又一个杰出知识分子代表的赞颂，陈寅恪作为一代史学大师和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知识分子道德良心的楷模，“学人魂”当之无愧。而新书名《守望·陈寅恪往事》的中心主旨本意是弘扬陈寅恪守望“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守望自己的精神家园，但从封面上“守望·陈寅恪往事”字样看不出此书深刻的含义。作者在原书《学人魂》的基础上增加了那么多新材料，对陈寅恪的认识理解也颇树新义，却舍弃了“学人魂”这么好的创意，淡化了与“陈寅恪热”的后续联系，诚为作者惜，亦为此书惜。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陈寅恪热”兴起后，关于陈寅恪的家世、生平、学术的读物层出不穷。其中由余英时开先河的陈寅恪晚年心路历程的研究令人瞩目，《二十年》的作者抓住这个节点，把这项研究推向了高潮。这本以陈寅恪晚年经历为切入点的传记，作者发掘了数量可观的内部档案史料，有石破天惊的社会反映。
《学人魂》虽然没有像《二十年》那样从陈寅恪的晚年切入展开，而是平铺直叙传主的一生，但此书关于陈寅恪晚年的部分仍可圈可点。由于作者任教于中山大学（下称“中大”），并任学报社科版主编，能够看到中大档案馆的档案和获得一些中大老人的口述资料。两书作者同在广州，差不多同时起步写陈寅恪，《学人魂》出版时间慢了半拍。如果说1996年因《二十年》发射出的毫光，其它的陈寅恪传记都有“灯下黑”现象的话，那么《学人魂》的作者后来获得了一次不可多得的契机。2003年，中大庆祝建校八十周年，请他领衔撰写一部新校史，可以查阅使用校档案馆的解密档案和图书馆的任何书籍。相对于以前有条件的查阅档案，作者拥有了大量第一手珍贵资料。
查阅《学人魂》第五章《岭南晚景》尾注，可知作者当年使用中大档案只有十余处，而《守望》增加到四十余处，加上口述资料和作者广泛搜集近些年出版的与陈寅恪有关人物的日记、书信、文集、回忆录以及其它材料，使《守望》的第四章《康乐风雨》、第五章《桑榆暮景》材料丰富，内容充实，篇幅上也占了全书一半。举凡陈寅恪晚年的热点话题如坚不去国、拒返北都、思想言论、国宝待遇、政要来访、师门恩怨、遭受批判、“文革”劫难等，都有新材料、新论述呈现展示。
关于陈寅恪拒迎北返任职的史实，作者使用了中大档案和亲历亲闻此事者的书信、日记和口述资料，钩沉探微，把前因后果、各方反映梳理得清晰切实。1953年11月，陈门弟子汪篯南下广州劝说老师北返任中国社科院历史所中古所所长。汪篯非社科院人员，由他来劝显然持有“尚方宝剑”，因此，陈寅恪口述的《对科学院的答复》就不是一般的态度陈述。在这份文献中，陈寅恪重申自己1929年所写《王国维纪念碑铭》中抵制国民党思想桎梏的思想理念：“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不能研究学术”，并开出北返就职的条件。这份文献的挖掘面世，为二十世纪学术史和思想史作出了贡献。《守望》作者再次细读这份文献，增补了记录者的一段原话：“这是陈寅恪的谈话，全部发言不能完全照录，因为记不下来。但大致不差，原意决无出入。”并对笔迹进行了比对，认定这是在中大任教的另一位陈门弟子金应熙抄录的副本，理清了这份文献的版本源流。日后汪篯的正本若浮出水面，围绕此事可能还有新的言说。
陈寅恪这次拒返后，中央仍未放弃敦促他进京的计划。据2006年出版的《吴宓日记续编》，1956年3月6日，刘文典从北京返回昆明，先到成都，与吴宓见面。刘谈了他这次进京的使命，政府请他作说客劝陈寅恪北返，刘转请吴代他去广州完成这一任务。3月10日，吴复函刘，告知他不拟赴广州做说客。
陈寅恪在1949年南下之前，已经誉满士林。其世家子弟的身世，教育部部聘教授、牛津大学聘任教授、中研院院士的身份，留学列国、通晓多门外语、教授的教授、目盲著书、记忆力惊人等等传闻，使他身上笼罩着一层神秘的光环。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中大教务长在一份“关于陈寅恪”的报告中反映“四年级学生如陈仿、邹文光、曹国祉等对陈寅恪甚为崇拜，曹曾表示，替陈扫地服役，亦甚愿意……校外的一些中学生，听说中大有一个国宝级的教授，认识十几种文字，到处打听他住在什么地方，究竟懂得哪些国家的文字。羡慕他不用马列主义也能赢得人们的尊重，希望有朝一日能列其门下”。
陈寅恪“国宝”待遇首先是他的社会地位得到中央的关照。1954年夏秋之际，中国社科院筹备成立“学部”时，对是否遴选陈寅恪任学部委员发生过激烈的争论。据主持其事的副院长张嫁夫回忆：“矛盾最尖锐的是陈寅恪，他是史学界的权威人士，不选进学部不行，他下边的一班人也会有意见。若选他进学部委员会，他却一再申称他不信仰马克思主义。我们只好请示毛主席，毛主席批示‘要选上’。”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五五年第二届全国政协均邀请陈寅恪担任代表、委员，中大党委书记冯乃超多次上门做工作，均遭婉拒。后同意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一个名义，但不赴京开会。
另一个关于陈寅恪待遇的热门话题是对他生活上的特殊照顾。1956年，陈寅恪评为一级教授（中大初评意见为“特级”）。这一年中大还给予陈寅恪配助手、付特级稿费、可以使用中大仅有的两辆小汽车等照顾。1962年7月陈寅恪右腿骨折住院和出院后的特护，享受了省级领导也不一定有的待遇（医疗方案由周恩来裁定，广东省委批转有关部门按月供应营养食品，配三个半护士，陶铸特别关照购买落地式收音机等）。
对陈寅恪晚年获得的优待礼遇，社会上口耳相传，但陈寅恪本人精神上却常感痛苦压抑。1964年在《广州赠蒋天枢序》中宣称自己“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1969年中大的一份“形势报告”揭发陈寅恪“声称不为五斗米折腰，狂叫兴亡遗恨尚如新”，正可移来作他“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的注脚。
中大一直有声音对陈寅恪享受特殊照顾忿忿不平。《守望》作者解释背后的原因，是中央把他列为重要的统战对象，《中国统一战线全书》立有《陈寅恪小传》，可以印证这个说法。中共建政后，高层对文化、教育、艺术、科技界的一些代表人物实行政治上予以保护、生活上厚待、思想上不要求立刻转变立场观点的特殊政策。此外，港台报刊经常拿陈寅恪的现状说事，促使当局更加尊礼陈寅恪，以反证港台报纸失实。
然而从中大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保存下来的那么多关于陈寅恪的内部材料来看，陈在享受极高礼遇的同时，他的政治态度和言论（包括诗作、对联），常常被人通过不同途径反映到校党委和广东省委有关部门。对他著作出版的审查也很严格。这些动作，陈寅恪不可能洞悉其内情，但他从校园内部和周边社会能感觉得出时局动态和运动的氛围，在心境上不可能置身事外。直到1961年8月，老友吴宓间关远道来探望他，才获得一次披心见素的宣泄管道。
陈寅恪这种既受礼遇又被另类的复杂诡谲、充满秘辛的现象，给中大校方和历史系主政者带来考验。1949年干戈扰攘之际，陈寅恪南下定居，对中大的意义非同小可。由于陈寅恪在学界的崇高地位，中国的大学和学术机构都以延揽他为首选目标。他既不浮海也不北返，对中大是极大的支持。站在学校地位、声望的角度，中大需要这块“金字招牌”，给予保护、照顾，但陈寅恪独立，始终不与意识形态合拍。在陈寅恪的晚年，一次又一次的运动无不以改造思想为主要目标，而陈寅恪以目盲、多病为由从不参加。在这种局面下，保他的人首先面临着站稳立场的压力，整他的人疏于分析纷繁错综的格局和掂量陈寅恪的份量，碰到了“硬钉子”。
1957年的“反右”运动，陈寅恪未受冲击，以他的言论和思想倾向，在当时的气候中，已属特例。《守望》增补了不少陈寅恪1957年前的言论，如他写“八股文章试帖诗，宗朱颂圣有成规。白头宫女哈哈笑，眉样如今又入时”诗后，曾对人解释说：“人人都宗朱颂圣，我则不能。宗朱犹可，颂圣则决不可。”1958年，在“大跃进”中展开的“厚今薄古”“拔白旗”运动中，陈寅恪成为全国文史学界声讨的人物。4月28日，范文澜发表《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一文。6月11日，郭沫若发表致北大历史系师生的一封信，点了陈寅恪的名。于是各地批判“厚古薄今”运动如火如荼，“拔白旗，插红旗”的口号风行一时。当时中国社科院文研所制定了以王国维、陈寅恪为批判重点的规划。浙江大学领导作报告，说今年须批判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等人。7月13日，中大召开批陈寅恪思想与学术大会。会后，历史系党总支责成专人写批判文章。8月，中大制定“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五年规划”，把陈寅恪的繁琐考证列为重点批判内容。历史系组织师生在9月一个月内，写出批判文章71篇，其中批陈36篇。广东省委主办的《理论与实践》，本年第12期发表广东批陈的压卷之作《教授的教授》，矛头不仅指向陈寅恪，而且指向崇拜他的人们。陈寅恪被批判后，向校方提出不再上课，迁出中大。在陶铸、杜国庠的过问下，学校负责人多次劝慰，再三挽留。陈同意不搬出校园，但坚持不再上课。《守望》作者用很长的篇幅对这次运动的背景、中大的布局、运动中发生的细节、陈门弟子的不同表现等往事铺叙得淋漓尽致，使我们获知不少历史真相。
此后陈寅恪虽然不再开课授业，但直到1969年10月他去世，始终被尊为中国史学界的泰斗。1959年4月，被安排为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委，1960年7月经中央文史馆馆长章士钊提名，国务院批准，与沈尹默、商衍鎏、徐森玉荣膺副馆长。这面“大白旗”不但没有被拔倒，反而提高了知名度。《守望》第五章第二节《外地来客》增补了新材料。如作者使用存于北京郭沫若纪念馆的《郭沫若日记》，得知郭于1961年3月13日和11月11日两次到中大拜访陈寅恪。尽管三年前郭点过陈的名，但陈不计前嫌接待了他。《日记》记录了两人见面时的气氛和所谈内容，澄清了此前关于郭、陈见面的一些可爱不可信的传闻，启发我们在言说考量陈、郭关系时，注意处理好“无征不信”和“有闻必录”这两个写历史的原则。
1961年8月，比北京来访更重要的一次会面来临，陈寅恪至交吴宓来到陈宅。《守望》据《吴宓日记续编》增补了吴宓记录的陈寅恪南下广州后的思想信念、风骨节操：“寅恪兄之思想与主张，毫未改变，仍遵守昔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确信孔子儒道之正大，有裨于全世界。我辈本此信仰，虽危行言殆，但屹立不动，决不从时俗为转移。”（吴宓所记远不止本文引录的内容，读者可按读《吴宓日记续编》原书）。
这样，我们就可以把陈寅恪1929年写《王国维纪念碑铭》，1953年口述《对科学院的答复》，1961年与吴宓倾谈，1964年写《广州赠蒋天枢序》贯穿起来，梳理出陈寅恪人文精神、学人风骨的主线脉络。他一生始终如一守望“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守望中华文化之本位。其学行人品道德文章，铸就了近世“学人魂”。论者有言，“一种思潮是否流行，取决于时代需要它的程度”（大意）。二十年前，人们呼唤“学人魂”，二十年后，人们还在呼唤“学人魂”，研陈著作、文章出版发表势头仍然强劲，即是明证。这是读者看重“学人魂”这个创意，惟愿《学人魂》增补本书名保留这个关键词、重奏时代音符的终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