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坦
《中国古代之星岁纪年》，刘坦著，科学出版社1957年出版
人世代谢像流动的长河，其沙滩内有时会埋没真金，需要再次勘探和发现。在现代学术史上，五十多年前逝世的刘坦，其学术成就有如一块真金，但今天已经鲜为人知。
刘坦（1910—1960），天津武清县王庆坨镇人，潜心研究中国古代的纪年问题，撰有《〈史记〉纪年考》，商务印书馆1937年出版，时年仅27岁。1950年代在《历史研究》发表学术论文，著有《论星岁纪年》（科学出版社1955年）、《中国古代之星岁纪年》（科学出版社1957年）。其中《中国古代之星岁纪年》约27万字，至今仍是全世界在这个专题领域的唯一专著。
闭门治学 终身未婚
刘坦的生平事迹虽不复杂，却具有传奇性。他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由于家境不佳，至九岁才入学本镇名士王猩酋（1876—1948）的私塾。王猩酋乃当时文化名人，性情潇洒，诗文豪爽，书画凝重，且有多种学术论著面世，所撰《雨花石子记》全面考察雨花石的质地、形色、纹路、鉴赏、交易、收藏，报纸上连载后于1943年出版，为研究雨花石的第一部著述。此前此后，在天津《星期报》与各种报刊发表多种作品，包括诗词、散文、时论等等，获奖甚多。也发表过学术性论文，例如《大禹九鼎所在考》。
王猩酋先生赏识刘坦聪慧好学，根据其性情、资质，从识字起步，循序渐进地课以《四书》《史记》《左传》《国语》等典籍，兼读子部各书以及《昭明文选》等等。但刘坦本具沉潜的性情，他逐渐将治学兴趣倾向于历史的考证，而且特别关注历史年代问题。1935年9月，篇幅不大的《孔诞考正》发表于上海商务印书馆主办的《东方杂志》，是他第一篇公开发表的处女作，时年25岁。《东方杂志》是著名的综合性期刊，其激励与鼓舞作用不言而喻。更重要的是商务印书馆由此了解了这位年轻的学者，与之签订了出版学术著述的合同，促使刘坦确定了终生治学、毫不旁骛的人生目标。
1935年在《东方杂志》发表论文之后，继而于1937年5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史记纪年考》一书，刘坦矢志治学，从此不再做其他任何营生。他身为农民却并不种田，土屋之内，整日闭门谢客，埋头于历史学的疏通考核，且一生未婚。这种私下的学术研究是没有日常报酬的，全家生活非常艰苦，长年以窝头、咸菜充饥。刘坦之妹刘慧甡女士识字但不通史学，终日尽力协助兄长治学与研究，料理家务并且打理收发书信、预备纸墨等一应琐事，时或誊抄文稿，也终身未婚。弟弟有家室子女，而出于对兄长学问的由衷敬佩，心甘情愿地种田以供养全家生活。这是一个极为特殊的家庭，所有成员为了一种学术意念，而默默地做力所能及的贡献。
《史记纪年考》完稿交付之际，商务印书馆和刘坦又订立了《史记系年考》一书的出版合同。但《史记纪年考》出版不久，“七七事变”爆发，日寇大举进攻中国，随即上海商务印书馆遭受野蛮轰炸……商务印书馆不仅无法兑现新的出版合同，就是已经出版的《史记纪年考》也没能引起学界的充分注意，迄今总结历来研究《史记》的著述，大多将此书遗落。在刘坦一方，新书《史记系年考》的撰写也极其艰难，加之大病一场，“频年陷入半死状态”，至1945年方略具初稿。
在日寇占领华北的八年期间，也曾有当地伪政权的头头拉拢刘坦出来任事，被他严辞拒绝，仍一如既往地继续做历史的考订研究，撰写论文、书稿，但与《史记系年考》一样，未曾出版面世。大量文稿积压似乎丝毫没有影响刘坦的意志和情绪，他继续拓展自己的学术探索，得失成败，一切置之度外。
别开生面的星岁纪年研究
1930年间撰成十余万字的《周秦诸子传略考》，是刘坦初入历史考据之途的作品，后来他自己总结，说此稿“去成功绝远”，遂将之放弃。但考证先秦诸子，需要精读《史记》，而这次撰著的很不成功，促使他努力探求治史途径，结果悟出对《史记》全书编辑“别录”的方法，就是突破原书的编纂系统和体例，另行分门别类地辑录其中的记载。例如：殷代有西戎、犬戎、密须氏等小国，立为条目，凡《史记》全书中相关涉的内容，均分别辑录于该条目之下。西周时有史佚、荣伯、荣夷公等等人物，将之列为专目，凡《史记》全书涉及这些人的原文，都辑录于该人条目之下。凡所辑录，皆注明原文出处。整部《史记别录》所立的条目十分细密，等于将司马迁的原书分割、重组，这需要对《史记》反复阅读和紬绎，巩固对资料的记忆与掌握，更便于在学术研究中查找史料。
《史记》是中国古代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的时间跨度自传说的黄帝时期直至西汉武帝，空间广度延伸到域外邻国，包括了当时所知的整个世界。其内容广博，文笔生动，气势豪迈。刘坦被《史记》深深吸引，他所瞩目之处不是司马迁的文章华美，也不是乐知古人轶事，而是发现《史记》之学大有可为，特别是《史记》中存在大量年代记载的歧异和抵牾，促进他将历史年代学作为学术探讨的主攻方向。他正式编辑《史记别录》始于1932年，到1946年仍进行补充修订，这期间撰成《史记纪年考》《史记系年考》等多种论著。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编辑《史记别录》的进程，乃是推动刘坦最终成为卓越历史年代学家的重要契机。
《史记别录》之外，刘坦还对《春秋》《左传》《国语》《尚书》先秦诸子、楚辞、《汉书》《后汉书》等等所有关乎先秦、两汉历史的古籍，都作了“别录”。做“别录”的过程之中，就会发现许多值得研究的学术问题，因此，《史记别录》以及同类各书的编纂，即为刘坦探求出的治学门径，是其坚实的学术研究基础。
新中国建立后，刘坦感受到时代的巨大变迁，在1950年用列表方式撰写了《四十自纪》，将治学过程与著述做一全面回忆与总结。同时，其历史年代学的研讨也开辟出新的领域，本年撰成《世经纪年考》初稿，至1952修订完成，这是对于西汉刘歆《世经》纪年体系的考论，而以探索中国古代星岁纪年方法及其变迁为核心内容。星岁纪年是产生于战国中期以后的纪年方法，依据岁星（即木星）逐年在天宇移动位置，并且大约12年环行一周的规律进行观测和推算。刘歆对星岁纪年十分重视，进行了改作，以刘歆作为“国师”的王莽政权也对此情有独钟。刘坦认为，因为刘歆的窜乱，古今学者研讨星岁纪年的撰述皆充满了误解与舛错，需要正本清源，遂决心承担这个十分偏僻、特别艰难的学术专题，这是他学术上第二次别开生面的探求。
1954年刘坦撰成4万多字的《论星岁纪年》，使他的学术生涯出现重大转机。《历史研究》1954年创刊号，发表北京大学教授浦江清的文章《屈原生年月日的推算问题》，开篇即批评郭沫若对屈原生年的考订，并且按照他自己对于星岁纪年方法的理解重新考证，得出新的结论。刘坦阅读了浦江清的文章，很快撰成《论星岁纪年》投稿于《历史研究》，指出浦文对星岁纪年的解说完全错误，系统申述了星岁纪年法的真相。在刘坦看来，郭沫若的说法也不正确，所以并没有支持郭沫若的观点，但既然深化了相关研讨，否定了浦文，也就实际起到给郭沫若解围的作用。郭沫若必然阅览了刘坦之文，而后由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审阅、鉴定。竺可桢在1954年9月7日、8日的日记上，连续记述了他对比阅读刘文和浦文，委婉表达出支持刘坦的论点。可能由于篇幅太大，刘坦的《论星岁纪年》作为单行本由科学出版社于1955年出版发行，《历史研究》于1956年第4期发表了刘坦另一篇研究星岁纪年的论文《〈吕览〉“涒滩”与〈服赋〉“单阏”、〈淮南〉“丙子”之通考》。1957年，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刘坦全面论述星岁纪年问题的著作《中国古代之星岁纪年》。此书约27万字，是刘坦的学术代表作，从撰成至今60年间，世界上还没有第二部同类专题的著述问世。原因不外乎三点：第一，星岁纪年的研究极为艰难，学者往往知难而退；第二，没有产生整体上超越刘坦的新见解、新发现；第三，天文历法学界的时贤，对星岁纪年的认知有误，不重视这个专题。
可观的遗著手稿
1954年，刘坦《论星岁纪年》一文精深的学术论述，得到郭沫若、竺可桢等学界巨擘的了解与赞赏。而同年有另一学术大事发生，就是英国学者李约瑟在中国留学生的帮助下，撰成并且出版多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的首卷，立即轰动了中国的两岸三地。中国科学院对此极为重视，一面积极与李约瑟先生联络，对后续各卷的撰写给以大力支持，一面于1954年8月成立自然科学史研究委员会，调动学术力量，准备投入研究。这为刘坦展现自己的专长，提供了大好机遇。1956年7月9日至12日，中国科学院在北京西苑大旅社举办全国自然科学史第一次科学讨论会，刘坦被邀请参加。与会名单上列有代表85人，当时天津属于河北省，来自天津者唯刘坦一人，整个河北省，刘坦也是唯一代表，全国来自民间无公务职业者，仍是唯刘坦一人。会议名单上，其他代表姓名后都注明任职单位如大学、研究所、政府文化部门等，唯刘坦登录的是居住地址：天津西王庆坨建设街盐店胡同。刘坦应邀参加这次科学讨论会，表明其学术造诣得到了科学界高层次的承认与肯定。在会议闭幕式之后，郭沫若对刘坦说：“世界上研究星岁纪年的人屈指可数，祝你取得更大成绩。”并希望刘坦留在北京搞研究，但刘坦婉言谢绝了。
刘坦回到故乡，专心撰写和修订关于星岁纪年的论著，1956年完成《中国古代之星岁纪年》一书，翌年出版，这是他一系列论著中的精品，此后，仍孜孜不倦地继续历史年代学的研究和修订旧稿。此时，刘坦受到户籍所在地武清县政府的高度重视，给予多方面的支持。1958年2月，刘坦被选为王庆坨乡第三届人民代表，1959年被聘为政协武清县第二届委员。然而，刘坦依然过着清贫节俭的生活，出书、发文的稿费数额可观，但大都购买了学术书籍。至1960年旧病爆发，且营养不良，于当年秋季逝世，年仅50周岁。政府有关部门实际上对刘坦颇为照顾，按高级知识分子待遇给以特供食品购买券，病重期间，特派名医专职予以调理和医治，然终因身体过于虚弱，难以挽救。刘坦逝世后，人们发现他将食品特供券悉数压于床枕之下，多已过期作废，盖刘坦不愿意享受有别于平民的待遇。而枕边放置的，乃是尚在修订的《三五通考》文稿，其情景令人咨嗟。
刘坦著述丰硕，藏书广博，临终遗嘱将所有图书以及手稿，捐献于武清县主管的文化部门。1960年代之后，社会运动频仍，文化机构以及管理体制变化不断，刘坦遗著损失惨重，他与政府机构、学界人物的通信，皆不知下落。所幸今存于天津武清图书馆的刘坦遗著手稿，仍十分可观，概略言之，其未刊手稿有如下两类：
1、上文提到的《史记别录》以及其他先秦两汉古籍的别录，属于刘坦自己编纂的治史工具书，这在电子数据检索系统产生之前，无疑具有颇高的学术应用价值。此类手稿占刘坦遗稿的最大比例，部帙很大，皆以线装书方式装订，分函保存。
2、学术专著与学术论文，主要有三件：《史记系年考》稿本，页面上多有修订文字，接近于定稿，但未誊清。《星岁纪年之研究》，主要内容是辩驳日本学者新城新藏《东洋天文学史研究》，页面较少修改之迹，属于定稿。两部专著，皆约20万字左右。《论殷历纪年》，为将近2万字的论文，是细心誊写的清稿，系统地考论古历法之一的“殷历”，辩驳唐兰、陈梦家等名家对于殷历的讹误理解与运用。
刘坦历年撰著的单篇学术论文，未刊稿除《论殷历纪年》外全部佚失，在其《四十自纪》中列出者有十几篇，其中病榻上一直修订的《三五通考》也佚失不存，至为可惜。刘坦在《四十自纪》中写有本文提要：“全编约六万余言，“三五”系指三皇、五帝及三王、五伯而言”，指出被不同古籍称为“三皇”者有11个人，称为“五帝”者有9人，称“三王”者4人，称“五伯”者11人。何取何从？可见盲目信古很不靠谱，刘坦撰此长文，就是要“作溯本穷源之考核，以是正两千年史籍中习称之讹误”。由此可知，刘坦的史学思想决不守旧，对于他这样身居乡下，几乎“闭门造车”的研究方式，能够取得傲人成就而且颇具前沿性学术思想，应当说是少见的特例。然而这种先例古已有之，清乾嘉时期疑古考据学家崔述，就是在乡下独立研究，与当时的诸多考据家没有联系，自辟蹊径，别树一帜。刘坦可谓20世纪的崔述，成学的奥妙，在于不谋功利，锲而不舍，惟以求真、求是为学术研究的目标。
刘坦的学术值得表彰，意义不止于打捞渐被埋没的学者及其业绩，更在于他几十年前的著述，及今还处于学术前沿的水平。1996年南开大学杨翼骧教授编纂《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第三册，史籍《咸宾录》序言中，以星岁纪年来表达该书撰写和成书的时间，需要换算年代，但遍查相关书籍均漫无头绪，一阅刘坦《中国古代之星岁纪年》，即迎刃而解。这只是足见刘坦学术精湛的小小事例，对于近年某些重大的历史学研究工程，刘坦几十年前的论点亦可拨正其失，对于当下诸多年代学研究的不妥方法，刘坦的几十年前的主张仍可引为棒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