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被西方誉为晚清第一名臣，本书以独特视角透析了这位中国晚清“名人”的一生，作者运用史学方法，评价人物力求客观、公正。同时，本书辅以梁启超先生的《李鸿章传》，让读者有机会全面了解这位大清国“糊裱匠”的真实人生。
下议院的大厅里总有许多精彩的典礼场景，每天由权杖引导，在牧师和秘书的陪同下，斯皮克先生的队伍会从大厅里走过。布莱克·罗德也会定期来这里，每回都庄严地把下议院的门迎面猛地一关，然后在门上敲三下，接着开始召集下议院议员们到上议院去。但我亲眼所见、印象最深的一幕是20多年前的一个夏天的午后。
当时我正离开下议院大厅，突然迎面遇见到了李鸿章，那时他正在旁人的引导下来听一场辩论。他个子极高，面容慈祥，像是从另一个世界里走来的陌生人。一身蓝色长袍使他看起来光彩荣耀，步态举止又显得他非常庄严高贵，嘴角流露出的谦恭笑容表示了他对所见一切的赞赏态度。
从容貌特征来说，很难想出这代人或上代人中有哪个人能接近李鸿章的样子。这并不是说他会给你留下丰功伟绩或大权在握的印象，而是他传达了一种人格尊严，好似半人半神，自信而超然，但他在苦苦挣扎的凡夫俗子的眼里也不乏温文尔雅的气质。
在这方面他似乎极好地代表了他的国家，一个他所特有的但仍然神秘的国家。当我们还是满身涂满蓝色的野蛮人时，中国人早已享有文明，即使在今日他们在某些方面仍然是我们所不及的。随着中国政治的兴衰变迁，中国人总是对文化抱有很高的标准，对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怀有强烈的优越感，对自己国家或是其他国家的政治利益拥有坦然处之的态度。这些特点，毫无疑问主要归因于他们的闭塞状态。正如1715年随同彼得大帝的使节团访问中国皇帝的约翰·贝尔先生所报道的那样：
“大清帝国，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与世隔绝；其所处地理位置理想优越，气候条件健康宜人，东、南两面由大海环绕；西、北两面坐拥连绵的高原和荒山，著名的长城蜿蜒其中，成为另一道防御屏障。但以我之见，比上述提及的更能阻挡外国侵略的屏障是那片荒芜的沙漠，它向西绵延几百英里……东部和南部的海域确实是开放的，中国有可能在那里遭到袭击；但我相信，没有哪个君王会认为打破这样一个强大民族的安宁是合理之举，而且这个民族愿与邻邦和睦相处，在自己的领土内似乎感到心满意足。”
约翰·贝尔的预言在100多年里都真实地发生了，正如他所言，东部南部的沿海地区遭到了袭击。19世纪的历史之所以关注李鸿章，是因为他是第一位名副其实的中国政治家，领命去处理祖国因古老体制所遭遇的危机。其出身、教育背景、性情气质以及他种族的传统，使他自然而然地对外来陌生人持轻蔑态度。然而，他是第一个承认这些“洋人”不可轻易忽视，承认他们在大清帝国的存在已成定局的中国人士，同时，他也是中国政坛上不可忽略的一个人物。
布兰德先生在这本著作中明确指出，李鸿章身上有许多缺陷，这些缺陷对于一个主要兴趣不在政治方面的民族来说是自然而然的。但是，没有第二个人比他更娴熟地引领他的同胞们登上他们此后无法避免的国际政治舞台；确实，尽管他身上有这么多的缺陷，但他在世界上为中国也为他自己赢得了一席之地，这远远超过了其本身的意义。总而言之，李鸿章为中国对外政策奠定了基础，这种政策迄今为止对于中国来说还是前所未有的。
巴兹尔·威廉斯
1917年3月于切尔西
李鸿章是种种变革的最早提倡者，1850年以来，这些变革已经开始改变中国的社会结构和人们的行为方式，为了公正地评价李鸿章的事业，我们可以从宏观的历史角度出发研究他的事业开端，并仔细考察其生活的环境中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因素，这样的研究思路会比较适宜。
在描述李鸿章的毕生事业和其对现代中国历史的影响之前，最好大致回顾一下他初入官场时的中国形势，尤其是要考察有着巨大影响力的欧洲物质文明对中国所产生的影响。
对于长久以来就反抗变革的民族来说，突如其来、力量十足的新势力使得这个民族不可避免地产生了适应困难，也让其政治体制布满重重危机。作为一个政治家，李鸿章最杰出的特点在于，他几乎是同辈人中唯一能立即认识到这些强劲新势力的人，他能认识到必须通过对古老的教育和政体进行改革才能与这些力量进行交流。
中国政府认可的治国方针在原则与传统方面的特点是在千百年来自给自足的闭关自守中，进行基于道德力量的专制统治。李鸿章从一开始就参透了西方的蒸汽机和军事科学必然会使中国的许多古老传统沦为无用过时的东西从而被置于垃圾场。
他努力引导他的同胞们认识到这一事实，并努力把变化莫测的环境所带来的危险减到最小，但这些努力注定是要失败的，不仅仅是因为中国人在天性上就无法迅速完成被要求的转变，而且因为李鸿章自己在某些重要方面仍旧是一个十足的清朝官吏。
随着太平天国运动的结束（1864年），出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可以说是已经以外交家、政治家和行政官员的身份开创了他的事业。从这个时期到1870年，在他成为直隶总督之前，仍然负责指挥军事作战，镇压捻军和其他造反者；但此时他已经是一名大官了，从此以后他手中的笔要比一直握在手中的剑更加强劲，更加有力。
1867年李鸿章成为了湖广总督，翌年出任南洋通商大臣，在后面这个职位上，他与欧洲官员和商人的接触范围和重要性得到了迅速扩大。在指挥作战和赴任新职位的空隙里，他时不时地回安徽老家探望母亲，找一些空余的时光来培养家庭习惯和品德。因此在1868年于武昌接任总督之前，他在安徽住了3个月。在他的结发妻子死在太平军手上后，他又成婚了。在这个时候，老天爷，或者说是父母的智慧为他挑选了一个性格出众的女人。
有关李鸿章的所有记载上都清楚地说道，他的达观态度、克己哲学、逆境中的坚韧以及自由主义观点在很大程度上都要归因于他的母亲和第二任妻子。他对这两个女人是完全忠诚的；他的孝顺在世人眼里的确光辉熠熠，尤其是在他母亲的葬礼上，他在都察院的敌人都不止一次地以此作为例证来指责他强烈的虚荣心和来路不正的钱财。
1870年李鸿章率兵去陕西镇压叛乱之后（此后他便接任了直隶总督之位），就再也没有与生前的母亲见过面。他的母亲在1882年春天在李鸿章的兄长、担任湖广总督的李瀚章的官邸里去世。李鸿章遵照传统滔滔不绝地表达了他的悲痛之情，并以不惜一切代价的态度完成了这个儒家丧礼的愿望，这个愿望要求他离开公职守丧27个月。他向皇上递交了卸任奏折，这被文人学士们视为效法的楷模。其中的几篇奏折已经印在英文作品中；但其中有一篇非常值得再次抄录，不仅是因为它是这位总督文学作品中的典范，而且还由于它记载了某些事实，而这些事实关系到对他生平的研究。这篇文章刊载于1882年5月16日的《京报》上。
李鸿章近日接到家信说母亲抱恙，上奏希望能获假回家看望。他说母亲（其娘家姓也为李）在出任湖广总督的兄长李瀚章的官邸里已经住了10年有余。她今年高寿83岁，身体一直很硬朗。但去年冬天得了痢疾，虽然医生医好了一些，但夜间仍有发烧迹象。春天的时候情况出现了一些好转。
在此之前，李鸿章曾让长子李经方代为照顾母亲，此后李经方便来信说母亲还是咳嗽不止，难以吸收足够的营养。母亲年老了身子越发衰弱，加上长久不见李鸿章病情更加严重。这个消息传到李鸿章耳中后，他显得万分焦虑，寝食难安。
自1870年春李鸿章率兵前往陕西起，他就未能和母亲见上一面。官员为朝廷效命多年而顾不上料理双亲的情况十分常见。现在他母亲的病情越发严重，李鸿章倍感焦灼，日夜辗转不安。因此李鸿章诚恳地向皇帝表明，是否能让他获假探亲。他希望如愿以偿得到批准，立刻扬帆启程行至武昌，拜见母亲直到看到她康复为止，才能满足自己对母亲的爱（如同乌鸦反哺一般）。若得皇上慷慨允许，他将会感激不尽。如果他获假成功，且母亲看到久久未归的儿子能够回家探望必定会恢复健康。若是如此，他便速速回到工作岗位。
工作上的这些责任至关重要，包括对北洋海防的指导、中外交涉事件的管理以及地方事务的处理，因此李鸿章希望能有一个官职相当的人做他的代理总督，以防各类事务受到拖延和干扰。他怀着无法形容的苦恼和忧惧递交了这份呈请，很快它被交到了皇帝手上。
李鸿章没有对他在天津所负责任的重要性做出一番夸赞之词。朝鲜问题和日本在朝鲜方面的诉求让清政府感到了严重的不安，与法国发生的新纠纷的阴云又飘荡在越南的上空。李鸿章还没来得及出发去伺候母亲以尽孝道，老夫人就在武昌去世了，因此皇帝有了足够的理由拒绝批准他回家侍奉母亲的请求。他为了国家利益而压制了个人的悲哀。1882年的秋天，他获得了为期两个月的假期，因此可以回家处理母亲的丧事。
李鸿章母亲的葬礼仪式包含了隆重而壮观的祭奠过程，这不仅说明了李鸿章遵守正统思想和孝顺之道，还展现了他的家族在过去的20年里获得的财富和权势。在他母亲的坟前汇聚了一大批祖先崇拜者：他的兄长总督李瀚章、两个弟弟以及20个孙子和8个重孙。接下来，老夫人的牌位以十分虔诚的仪式供奉在李家的祠堂里，这一仪式非常复杂而隆重，一大批达官贵人都在场观礼，大家心怀诚挚的敬意，因为这位母亲培育了两名总督儿子，值得称赞。《回忆录》的作者断言李鸿章在他访问德国的第七天写了下面的日记：
“今天我闭门谢客，不见任何来访者，因为我一直都在思念着已上天堂的母亲，她就是在14年前的今日去世的。我生活中遇到的一切，包括磨难和悲伤，无论高兴还是自豪，我都忘不掉天上的母亲，不管过去还是现在，她都在我的身边。
“我的父亲先于我母亲去世多年。他的坟墓壮观却空寂。母亲千百次地祈求神灵，希望父亲的在天之灵能让她快乐地和他在天上见面。她绝对没有自杀的意思。很多没有见识，当然也有许多有知识的父母都认为这样做既伟大又光荣。但如果母亲自杀，父亲绝对不认为他深爱的妻子是对的，也不会让先走一步的他感到欣慰……
“我一生中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母亲的过世，我希望能够为她守孝一年，但皇上和俄国已经开始谈判有关朝鲜地位的问题，所以我只好和总督衙门保持联系。
“刚收到莫尔托克先生的一封来信。我打算明天再读。今晚我必须读书，多花几个钟头读书，读哲人的思想，以此纪念我的母亲。”
这个虚构性的《回忆录》非常有趣，因为它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正确的概念，即正统的儒学家是怎样表达孝道的基本信条的。在这里很难说清楚他的正统行为有多么诚挚的情感，也很难说他在多大程度上是为了教育后代才摆出的姿态。那些熟悉他的人一定不会怀疑他对母亲（以及他对家里的其他人）怀有的真挚感情；但他特殊的气质让他很难控制自己不把对亲友的感情变成为政治和文学服务的工具。李鸿章把他在波茨坦珍贵的5小时的休息时间拿来阅读《孟子》，以纪念母亲，是十分符合经典传统的做法，但这未必全然可信。
在公事繁忙后的空余时间里，李鸿章骨子里是个爱家的男人。哪怕在他获得财富和盛名之后，他的家庭生活也不是没有烦恼，因为第二任妻子婚后好几年都没有生育。曾有一段日子她的健康状态不是很好，到了1879年身体完全垮掉了，在他人的劝说下李鸿章请来了一位英国女医生，后者由天津伦敦教会的麦肯齐医生协助。妻子的疾病得到了有效救治，李鸿章因此对欧洲的医学技术建立了坚定的信心。他指定麦肯齐和欧文两位医生为他和家里的男子进行常规的检查和护理，以此大胆地证明了自己的信心，欧文医生甚至在1896年陪同他去海外游历。
李夫人康复后不久便做了母亲，这让总督特别高兴。之前为了延续香火，他已经做好了准备，所以过继了一个侄子，他是已故兄弟李昭庆的儿子。这个养子名叫李经方，就是后来大家熟悉的李袭侯，曾担任过清政府驻伦敦、东京的公使等其他职务。在清朝统治的时期，他在政治上因同情日本、反对俄国的外交纲领而为人所知。清朝灭亡后，在1911年至1912年革命的危险岁月中，他在大连寻求庇护隐退起来。他的一生在政治方面从未表现过非凡的精力和原创力。他对事务的处理很有养父精明的特点，但却没有养父的勇气和主动性。如果一般的报道说的是真话，那么他和李鸿章一样具有利欲熏心的嗜好，万事都非常小心，避免做出不利于李家，尤其是他自己本人的事情来。
在研究李鸿章的一生和他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时，对他的下一代的性格和行为也应该加以注意，而且可以说他们和李鸿章的性格和行为一样重要——不对，是更加重要，因为李鸿章在很多方面影响着他的下一代人。但是也有人明确地反对像在本书这样的作品中对李经方、李经迈和李经述这些官员的官方记录和私生活进行批判性的分析。能够说的和必须说的是，尽管这位大总督的后辈们在文学声誉或政治功绩方面无人能赶超李鸿章，但如同他们敛财和聚财的能力得到证明一样，这个家族的智慧在中国确是获得了很好的声誉。
今天当古老的大清帝国的命运在悬而未决的形势中瑟瑟发颤时，每件事情似乎都肯定地表明，由于没有做好适应不断变化的准备，它的家臣就应该接受惩罚。李鸿章的后人和所有清朝高官的政治主张听起来就像是即将来临的暴风雨之前的鸟鸣声。
当这个国家遭遇到新的令人可悲的威胁时，一个聪慧的爱国主义集体（即维新派的“知识分子”和旧的政治体系里的官僚们）完全能够保护它，让它避免灾难，但是它的领导人却在为了地盘、钱财和权力而进行卑鄙的斗争。在这一点上，李家没有继承其中最有名的那个成员的洞察力和远见。
或许像当前的欧洲战争所造成的状况那样，中国的所有弱点都暴露了出来，中国在边境上得不到任何力量的防御，这是李鸿章外交资源和他消极的抵抗力所没法顾及的。事实上，无论是那些支持袁世凯称帝的人还是那些企图推翻他的人，都没有表现出建设性的政治才能，也没有任何制止党派斗争以便采取行动保护国家、对付外来侵略的努力。相反，外来侵略势力由于新旧中国政治家而受到鼓舞，他们利用此时的纷争和动乱以便摧毁这个国家民族独立的最后希望。政治家们行为背后的动机已经非常明显，都是些图谋私利的野心家和唯利是图的贪欲者。
除一两个例外，李家自从革命以来，比起出谋划策保护国家，更加关心自身的前景。李家的成员似乎分成两类：一类对民国的共和纲领怀有正统保守派的仇视态度；另一类则因为对民族的忠心而反对袁世凯称帝的企图。譬如李鸿章的次子李经迈是清朝统治时期的一位杰出人物，无论在哪里他都既是资本家又是军火商人，尤其是在维也纳的时候。1911年他反对反清运动；然而他和弟弟李经述都对袁世凯怀有敌意。和李经方一样，他们可以称为正统主义者，因为他们反对未经战无不胜的武力而获取“天命”，建立任何本民族的王朝。
李经述是李鸿章的次子，他在父亲去世三个月后也过世了，那时正值1902年1月慈禧太后在外逃难后返京。他的去世通常被官方评论者描述为孝道的感人例子，因为他父亲李鸿章一去世他就跟着去世了，但实际上却是由于生活习惯上的放荡所致。
李鸿章的侄子、云贵的前任总督李经羲是李家后人中最著名最受尊敬的一位。他是坚定的保皇派，1911年的辛亥革命后前往青岛避难。在青岛许多满人和前清的高官们在德国的保护下感到安全；但在袁世凯全面解散国民党后，在他人的说服下他返回北京，很显然地认为满人会很快重获皇位，在那里他担任了短命的政务会总理，但当政务会被几乎都由袁世凯的追随者组成的国务会取代后，同时拥袁复辟有了明确指向时，他又离开了北京开始了隐退的生活。
李经羲忠诚地拥护旧政权，从他自己的观点看还是一个爱国者，在勇气、创造力和独立思想方面，他和他著名的伯父十分相似。他的许多公文都体现了这些品质，其中最著名的一篇奏折里，他建议朝廷就边境问题向英国宣战，在1909年的一篇奏折里，他催促摄政王召开会议，这个时间点比慈禧于1907年承诺的日期要早。1902年，他曾被老佛爷免去官职，理由是“一贯使性子又爱抱怨”，但此后又恢复了原职。
尽管在家庭生活中李鸿章天性是个“好孩子”，和蔼又可亲，但对儿子们他却是一个严厉的父亲，尤其是在有关学习方面。对于他们的学习科目，他的见解不能说是非正统，但至少是自由主义的思想。他期望他的儿子、孙子和侄子们都能对孝道怀有虔诚的态度，同时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也能怀有敬意，如同他平时一贯的表现那样。他的家庭生活和大多数中国有钱人中的“大爷”一样，是建立在家长制的秩序之上的，随着他的子孙数量的不断增多，他的家庭生活变得十分混乱，就像一个大客栈一样。
他按照家族式的方式管理这个大家庭，他的幸福观意味着有益的纪律加上快乐与和睦。他期望儿子们能以他为榜样，孜孜不倦，富有责任心，但同时他认识到且总是承认，他的儿子们缺乏一种贫困的刺激，这个刺激在他年轻时曾激发过他的野心，让他奋斗不止。在其他方面，他们也因为家里物质上的富裕而受到阻碍和影响。李鸿章对自己是坦诚的，算是一个思辨的哲学家。他在世时就很清楚，他的家人和亲友因为贪污公款和腐败已经臭名昭著了，这使他们成为国人指责的对象。
李鸿章为儿子们提供了很好的教育，但是由于他本人和极其贪心的哥哥李瀚章的所作所为为儿子们做了坏榜样，他没法指望后人们养成朴素的廉洁品质。他明白，对金钱的贪婪是万恶之源；和慈禧太后一样，李鸿章习惯打着官府的名号每隔一个时期就对这个万恶之源加以谴责，但事实上他找不到任何中庸方法来控制对金钱的贪婪，在这一点上，儿子们也和他一样。
19世纪90年代天津的总督衙门成为贪婪的投机者和卑鄙的阴谋策划者的聚集地，这种堕落的影响力渐渐弥漫并破坏了他家庭生活的品质，这个时候他的儿子们也长大了，通过他的关系也谋求到了官位。毫无疑问，李夫人有益的影响本来是可以做些弥补工作的，但是在她1892年过世后，这种有益的影响力也消失了；年老的总督大人最后8年的生活是孤寂没落的，心中充满了失败和屈辱的痛苦。这样的生活对他的心理产生了很明显的影响，一方面是日益加剧的犬儒主义，一方面是积极的人生观正在消失，而这个人生观是迄今为止让他有别于其他人的一种优秀品质。可以肯定的是，他的妻子对他产生了很大且有益的影响力，他从妻子那里得到了许多聪慧的忠告，这使他能够承担起职务的重担。而李鸿章自己说他也曾经是一个爱意浓浓、体贴入微的丈夫。
李鸿章性格和蔼，喜欢饮酒作乐。他对吃喝这些事情有很明确的想法，适可而止，尽管只是偶尔醉酒。他的身体状况从整体上来说，非常健康；的确，他一生的成功秘诀之一就是身体一直充满活力。1889年，他面部瘫痪，但不久就痊愈了。他那非凡的生命力在1895年再次展露出来，当时他正在马关和日本的全权代表进行谈判，他的脸部被一个日本人射中。那时他已经72岁了；他凭着坚强的意志克服了伤痛，渐渐康复起来并赢得了朋友以及敌人真诚的钦佩。对李鸿章来说，这只是日常工作的一部分，从他的外交观点来看，这是个偶发事件。
李鸿章知道自己是世界舞台上的一位大人物，于是十分欣赏自己的成功之处。他拥有官僚阶级的傲慢，为自己的权力而感到自豪，但这种自豪又由于个人的天真和孩童般的满足而变得可爱了。
倘若早出生50年，或让他的事业在乾隆皇帝统治时期，李鸿章可能会因为文学成就而获得一般性的名声，到死也只能拿个大学士的头衔，获得政治家神圣的名望，赚取几百万两银子。但是来自西方的冲击力和他在太平天国运动时获得的有关外国人及其事物的特殊知识，让他一举成名，其伟大程度超过了以前所有的官僚。同时，他还接触到了独立于一般性的衙门“压榨”机器之外的敛财手段和方法（此处指李鸿章通过创建北洋水师来敛财）。于是，在较短的时间内他的名字从中国的芸芸众生中凸显出来。他在外国人的脑海里几乎拥有超人的特质，比如外交上的聪慧和卓见。
事实上，李鸿章身上并没有什么超人的特质。他之所以能获得非凡的名声，原因在于一些前所未有的条件，即使在他落魄的时候，也能为他不断地创造发挥专业知识和无穷精力的机会。
（本文摘自《李鸿章传》，［英］布兰德/梁启超著，新世界出版社2016年6月第一版，定价：36.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