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抗日战争当翻译官的时候被送到美国训练中国空军的单位工作。胜利以后退役。正好那年父亲来美国，去宾夕法尼亚大学任客座教授同时帮卜德翻译他的《中国哲学史》下册。我就也去宾夕法尼亚大学用我从军以前在西南联大念的一年学历申请转学。所以1946-1947学年我和父亲住在一起。
退役的时候我在德克萨斯州工作。父亲来美国时在旧金山下船。去旧金山经过洛杉矶，我顺路看望了贝灵森。他是好莱坞有名的律师。他在第一次大战的时候当过兵，所以二战志愿入伍的的时候有资格进校官学校。他受完训练之后是少校，被派去中国。滇西战役的时候我在二百师的美军联络组工作，他是该组的首脑，我的上司。在昆明的时候他来家里吃过饭，和父亲见过面。他和他的夫人决定开车送我去旧金山接父亲。
美国从西部到东部没有直达火车。现在（2016）仍是如此。我们在芝加哥换车，换成芝加哥去纽约的火车。这趟车只经过费城的北站。卜德就在那里接我们。那天晚上我们就住在卜德家里。卜德有一辆新的汽车。那个时候新车很难买到。因为美国打仗的时候造汽车的厂家都在做军用品，所以汽车经销店没有车卖，只有很多等着买车的顾客。可是北京一家汽车经销店没有什么顾客。卜德的车是在北京买的，在美国取的货。
卜德有位姓克润么儿的朋友。先生是考古学家，夫人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数学。因为这位先生那一年在中东考古，他的夫人和两个孩子在二楼挤一挤，他们房子三楼的两间卧室一间浴室我们可以租用。先生不在家，夫人和孩子饭吃得简单，我们也可以合用他们的厨房。
一切都合适，我们就在那里住了下来。
那个时候很多华裔开洗衣店。我们住的附近就有一家。我们的衣服、床单都拿到那裡洗。每星期我们都去学校，各别在学校或是学校附近吃午饭。每个周末的两顿晚饭我们都去住处附近的饭馆。去饭馆走的路算为散步。早饭都是吃牛奶泡的冷的谷物。每星期其余的七顿饭在家吃，当然得我掌厨。
我们住的那条街南面的街口有一家卖食物的小铺。我们吃的东西都在那里买，几乎没有去过真正的菜市。那时候的大型菜市反正也没有像葱和酱油之类的中国口味东西。小铺有牛奶和干的熟谷物，有牛油面包鸡蛋，吃早饭没问题。他也有处理过的、包装好的各种肉片，可以做三明治吃午饭。晚饭困难一点。不过他还有好几种意大利干面和瓶装的意大利面酱。面酱虽然是素的可是味道很好。小铺倒是有一样荤菜，是宾州和附近几州的土产，没有中文翻译。它是屠户切猪肉剩下的杂碎，加上各种杂粮粉，做成半熟的块状。我头两次买的时候小铺主人都告诉我煎法。周末早饭有时候也吃牛奶卧鸡蛋。我们是吃甜的，被房东碰见，她觉得很奇怪。
从住的地方去学校有两个走法。一个是专门供上下班乘客的小火车；一个是公共汽车。小火车停的站少，走的也快，用的时间少。公共汽车几乎每条街都得停，用的时间长。我多半坐小火车。父亲自从知道有公共汽车可坐以后就经常坐公共汽车。我想父亲是为了省钱，省下的钱是预备留给我念书用。
父亲很有兴致游览。我们往南走看过几处美国内战的遗迹。往北走看过几所大学。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在波士顿，去看望了赵元任。他的夫人杨步伟那个时候正在写一本英文的中国菜食谱。她食谱里面的每一道菜都经过实验，所以赵家经常有客人吃饭。有人叫她们家赵家楼。圣诞那天来吃饭的人更是川流不息。从早到晚没有全无客人的时候。那一天说是一共吃了四只大型火鸡。
赵元任说那本书里有一道菜的作法是他写的。父亲后来还对人传述过这个作法。菜是炒鸡蛋。步骤是用第二个鸡蛋打破第一个鸡蛋。如果第二个鸡蛋破了，就叫第二个鸡蛋第一个鸡蛋，第一个鸡蛋第二个鸡蛋。如此类推，最后只剩一个鸡蛋的时候用你的脑袋。英文比中文更常用‘用你的脑袋’表示要你想一想的意思。在这裡就成了用头撞破鸡蛋和用头脑想办法的双关语。（可是后来出版的菜谱里并没有这一段。菜谱里有另外一个步骤是要炒六个鸡蛋要先拿出来七个鸡蛋，然后再把鸡蛋对打以后没有破的第七个鸡蛋放回去。）
父亲讲课的时候当然是用英文。开学不久卜德就说父亲的课很受欢迎，因为内容丰富、讲解清晰。后来父亲想把这门课的讲稿编写成英文的《中国哲学简史》。父亲觉得一句话有很多讲法，常常需要推敲。如果能找到合适的人参加一点意见也许可以事半功倍。卜德原来的大学本科是在哈佛念的英文系，翻译过《中国哲学史》上册,又在和父亲一起翻译下册，是最好的人选。跟卜德商量以後就请卜德担任简史编辑，分一部分稿费。
决定写简史以后我们就去买打字机。同时买了两架，一架是摆在桌子上的，一架是手提的。另外还买了一个打字用的小桌子。打字机后来父亲带回国了。小桌子我已经保存了七十年，现在在我小女儿那里。大部分把讲稿打字成初稿的工作父亲自己作了，我只打了几章定稿。修改过的稿子上面手写的修改字句只有父亲的笔迹，不记得看见过卜德的笔迹。父亲去学校除了上课以外经常和卜德见面，想是同时商量《中国哲学史》和《中国哲学简史》，双方的意见彼此自行采纳。
1946普林斯顿大学颁授荣誉学位给父亲和梁思成。给父亲的是荣誉博士。给梁思成的是荣誉硕士，因为那个时候建筑没有博士，硕士是最高的学位。父亲去领学位的时候先去了。我因为还有一章简史定稿没有打完，所以第二天才去。我到了普林斯顿大学的时候父亲正在和人聊天。其中有陈梦家和他的夫人赵罗蕤，也有梁思成。陈梦家老远看见我就大声说：“小老道来了。”父亲那时候留着胡子，一定有人说他像个老道。赵罗蕤说她去逛铺子，想买几双丝袜。她笑着说：“现在的丝袜做得真好，穿上跟没穿一样。”梁思成那一年在耶鲁大学讲学。他住在宿舍里，要用那一层楼的公共厕所。有一天上厕所把自己锁在房间外面。是个星期天，等了两三个小时才有人来开门。他说：“等的时候只好坐在马桶上背唐诗。会背的诗都背完了只好周而复始。那个时候觉得真是‘诗到用时方恨少’。”
暑假一开始父亲就去了另外一个学校的暑期班讲学。是哪个学校现在不记得了。我在我们常去吃晚饭的一家饭馆的楼上租了一间房间，在那里一直住到下学期开学以後。
宗璞附记
父亲带回的那架打字机，是一架无声的Remington，我用这架打字机打了我的大学毕业论文《论哈代》，它现在仍在三松堂遗物中。1982年我随侍父亲赴哥伦比亚大学接受名誉博士学位，在颁奖中的答词是父亲口授，由我打字成文的，无人改动。父亲当时已是八十七高龄，和外国友人交谈，用英文说话很慢，仍然自如。我们离开哥伦比亚大学那天清晨，卜德来会，两位老友甚觉依依，以后，他们未能再见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