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任北大副校长前摄于北大西燕东园寓所
在海安乡贤中，最为吾辈景仰的无疑是魏先生，魏建功。他的名字，不仅海安人不该忘记，每一个习汉字的中国人，都不该忘记。魏先生在中国现当代学术史上，无疑占有无人可替代的地位。他是中国现当代顶级的语言文字学家、音韵学家。如果你对魏先生的名字感到陌生，但你对《新华字典》不会陌生吧？自这部开本很小、厚如砖头、便于携带的工具书问世以来，大概很少有学子的书包里会缺了它，在漫漫求学之路上几乎无人未曾受惠于它。有人提供的数据说，《新华字典》自问世以来，发行了三亿册。这应该是一个保守的说法。魏先生就是这部工具书的总编辑。
使用这部工具书的人，大多不知该书的总编是谁。这不奇怪，因为书上未署主编的名字。魏先生大概也不会在意是否在上面署名，只要这部工具书能具有最高的专业水准，成为大众案头工具书就可以了。放在今天，大概没有人会放弃这样的署名机会的。君不见，大学教授在学生论文上署自己大名，不是成常态了么？
还是上世纪70年代，在海安西场中学读书时，听老师简单谈起过魏先生，说北京大学的大学者魏建功是我们西场人。数十年过去了，我对他的了解仅止于此。最近，也是因为要完成有关海安的一篇征文的约稿，我才开始涉猎魏先生的资料。我想，谈海安的地域文化，魏先生无疑是最值得，也是必须大写特写的。在读先生的学术大著和有关生平记载资料时，我曾突发奇想，我想，海安出了这位天才、大师级别的学者，无疑是世世代代海安人都该引为自豪的事，海安的有关部门或热心文化事业的人士，应该将《新华字典》做成巨型雕塑，矗立在城市的中心。在公园里也应该有魏先生的塑像。至于在图书馆或博物馆设魏先生各种版本著作的专柜，陈列有关他求学、生活的遗物，也是不难做到的。
魏先生于1980年2月18日辞世后，遗下了藏书两万余册，以及一些名人的信件、手札等珍贵藏品。请读者诸君注意，且不说那些珍稀古籍版本的藏书价值几何，仅仅是名人信札的珍贵程度，说出来是让人感到震撼的——这些名人中有鲁迅、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周作人等人。仅仅是陈独秀写给魏先生讨论音韵、训诂方面的信件就有20封。那么这些藏书和信札目前流向何方呢？不太清楚。仅就可靠的记载，有一万多册藏书，因魏先生去世后，其子女搬迁的新居居住条件拥挤、潮湿，很难使得这些书得以妥善地保存下去，就以五万元低廉的转让费，转给了武汉华中理工大学人文学院。该学院如获至宝，专设了“魏建功藏书室”，供师生查阅。当然，这也是一个不错的归属。但我这个海安人，看到这个信息时，真有点心疼、惋惜呢！海安人能否在收藏魏先生的身后珍贵遗物方面，有所作为呢？这是惠及千秋万代的好事啊。海安的一代代学子们，应该牢牢记住魏先生居功至伟的学术贡献才是。
虽然此文篇幅有限，不宜写得过长，但我觉得还是需要稍稍花一点笔墨，来对魏先生的学术贡献做一点介绍。因为本人非语言学、音韵学方面的专家，不妥之处请方家赐正。
魏先生于1901年11月7日出生于海安县（当时属如皋县）西场镇。五岁开始就读于西场玉成公小学（即后来的西场实验小学）。从魏先生的年龄看，在其青年时期，中国正处于一个大变革大转型的时代——东西方文化相互撞击，“拿来主义”与整理国故并行不悖，西装革履与长袍大褂擦肩而过，百乐门的歌舞声与麻将桌的“哗啦”声，同时回荡在城市的夜空……那个时代，用许嘉璐先生的话说，在各个学术领域大师级的人物成群涌现。这样一种现象非中国独有，人类学家克罗伯也曾提出类似的问题：为什么天才成群地来？就中国来说，类似的现象，大概也只有春秋战国时期曾闪现过。
与魏先生有过密切或较多交往的人有：陈独秀、鲁迅、胡适、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顾颉刚、台静农、朱自清、叶圣陶等。这些人中，有的比他年长几乎一辈，如陈独秀与鲁迅，比他大20岁以上，有的年长几岁、十几岁，也有的小他几岁。也许正因为那是一个思想、文化、学术诸领域皆群星璀璨的时代，很多人的目光仅仅聚焦于极少数处于宝塔尖上的人物，而像魏先生这样的学术翘楚，反而被遮蔽了。当然，魏先生被遮蔽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晚年在那个动乱的年代，被卷入了“宠辱”皆有的漩涡。说“宠”，他曾被江青请去在列车上为她讲解《离骚》，虽然魏先生自称非研究古典文学的专家，只是研究文字学，但江青需要的恰恰不是为她灌输欣赏《离骚》文学价值的知识，而是需要语言学家为她从文字学上来做精准的解读。这是严格的文本细读。谁将《离骚》的字词一个个读通了，其思想艺术的内涵也就了然在胸了。从这个角度说，江青并不傻。“反动学术权威”恰如“臭豆腐”，闻起来“臭”，入口是很香的。魏先生受命干这类“勾当”，有什么错么？还有后来为人所诟病的是，他也曾被组织安排去担任“梁效”写作组的顾问。他的主要工作是为“梁效”文章做文字学方面的“咨询”，防止出现常识性差错。说“辱”，是动乱开始时，魏先生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受尽批斗，不停地被勒令写“认罪”交代材料。鲁迅曾写过一篇批评他的杂文，陈独秀晚年曾向他讨教文字、音韵的学术问题，胡适与他也曾有过亦师亦友的密切关系，这些都成了他被批斗追责的问题；到了动乱结束，他又成了被严格审查的对象，因为那个“梁效”写作组的顾问头衔，让他难脱左右不是人的干系。最终中央有关部门的结论是，“当时是组织调去做咨询性工作，未参加‘四人帮’的阴谋活动，不算问题，不需结论，不入档案”。在那个非常年代，魏先生经历了从“罪人”到“罪人”的身心折磨，在“不算问题”的轻松结论后，是一位国宝级学人付出的精神抑郁、病患缠身的代价。他在文革终结不久后，即走向了生命的终点。在很多人看来，他是有“污点”的人。这个“污点”，在中国特殊的语境中，常常被超常地放大，以致如一团雾霾遮蔽掉了一座学术的山峰。这也是魏先生的学术声名和地位，在很长时间未得到充分肯定的因素吧？
我对魏先生的生平和学术贡献，未作深入学习和研究，粗粗浏览一些材料，觉得起码有三点贡献，是在中国现当代学术史上要留下浓重记载的：
其一，魏先生在中国语言文字学和音韵学方面的诸多开创性的研究成果，体现在由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煌煌五卷《魏建功文集》中，曾经并继续润泽着一代代学人。1935年正式出版的根据他在北大讲稿整理的《古音系研究》，“综论古今通塞，尚论群贤得失”，被认为是超越前人的“宏通之作”。该书出版时，为之写序言的有罗常培、周作人、沈兼士、钱玄同。沈兼士称，“建功此作，于古音之历史与对象，纵横搜讨，论列详明，能将前人贵古贱今重文轻语之积习一扫而空，诚快著也。”有后学认为其著“囊括古今，包举宇内，气魄宏大，令人震服”（以上见《一代宗师：魏建功》，马嘶著，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2月版）。
其二，魏先生对台湾国语的恢复、重建和推广，居功至伟，是怎么评价也不为过的。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台湾被日本殖民统治了50年。日本人采取摧毁台湾人母语的严酷统治手段，使得台湾民众基本上只会讲日语，不会或讲不好国语。魏先生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受命赴台，带领一个专家团队进行国语的恢复、重建和推广工作。1946年4月2日，台湾省长官行政公署成立台湾省国语委员会，魏先生被聘任主任委员，何容为副主任委员，有21位专家为委员。至此，我们该明白了吧，在从事这项工作中，魏先生是领军专家。其中魏先生做了一系列的工作，包括创办台湾第一份国语报纸《国语日报》，他是第一任社长。直至1948年12月，应胡适要求，魏先生回到母校北京大学，任中文系教授。不知今天熟练使用国语的台湾人，是否还记得这位对恢复台湾母语立下开山之功的魏先生？不知道，今天的每一位中国人是否意识到魏先生和他的专家团队，从事这项工作对海峡两岸文化认同的意义，对中华民族统一大业的意义？如果忽略了魏先生付出的心血，我们是否觉得愧对这位汉语言学大师的在天之灵？
其三，就要说到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那部开创性的辞书—《新华字典》的编撰和出版了。新中国成立后，魏先生任北大中文系第一任主任。其时，叶圣陶先生任国家出版总署副署长，经与北大校方协商，请魏先生兼任出版总署新华辞书社社长，主编《新华字典》。为免北大中文系主任之职行政事务影响编撰辞书的精力，魏先生辞去了中文系主任职务，只是在北大中文系任教授。从1950年7月启动这项工程，至1953年12月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其间历时三年多，数易其稿。叶圣陶从领导层面主抓，而魏先生则负责具体的编务。据悉，这部字典是全世界读者最多、最畅销的字典。加上修订版，至今已出版11版。有多少国人乃至海外人士受益于这部字典，几乎是无法统计的天文数字。国人在使用这部工具书时，怎可忘却初版总编辑魏先生在这部书中凝结的心血和学术成果？
写到这里，回到文前提起的建议：魏先生的出生地海安，应该为魏先生塑像。我想，魏先生的塑像不应该仅仅矗立在他的故乡，还有他曾求学和工作过的北大校园，以及他为恢复、重建、推广国语做出过重大贡献的台湾。
当然，我更希望拂去历史的烟尘，让这位语言学巨匠的塑像，矗立在每个国人的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