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严璩《侯官严先生年谱》，光绪三十一年（1905）严复因事赴伦敦，孙中山慕名来访。谈及改革之难在于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严复认为：“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上著手，庶几逐渐更新乎？”孙中山则称：“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实行家也。”（《严复集》第五册155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思想家与实行家的救国方略不同，看待“教育”的眼光自然也有很大的差异。可这不等于说，孙中山对“百年树人”毫无兴趣；恰恰相反，晚年的孙博士，在戎马倥偬中，多次公开谈论教育问题。
若从1917年护法运动说起，毕生致力于国民革命的孙中山，晚年逐渐从单一注重政治与军事，转为兼及教育与宣传。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孙中山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11）第四至第十一卷，在众多任命、训令、指令、复函、批文间，起码夹杂十六篇关于教育的专题演说（如收入第四卷的《在广东省学界欢迎会上的演说》，收入第五卷的《在上海寰球中国学生会的演说》《在广州陆军学堂的演说》《在广东省教育会的演说》《在广东省第五次教育大会上的演说》《在广东省第五次教育大会闭幕式的演说》，收入第六卷的《在桂林学界欢迎会的演说》，收入第七卷的《在香港大学的演说》，收入第八卷的《在广州全国学生评议会的演说》、《在广州岭南学生欢迎会的演说》，收入第十卷的《在广东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庆纪念会的演说》《在岭南大学黄花岗纪念会的演说》《在陆军军官学校开学典礼的演说》《在广州国民党讲习所开学典礼的演说》，收入第十一卷的《在黄埔军官学校的告别演说》《在长崎对中国留日学生代表的演说》等）。这里勾稽的是针对学校师生或教育界人士的演讲，不含借用学校场所，主要面对社会各界或党内人士者。唯一感到遗憾的是，1924年1月24日和2月4日孙中山颁布大元帅令，创办影响极为深远的一武（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一文（国立广东大学，后改为中山大学）两大名校，前者有开学典礼致辞，后者则因准备北上，而未能照原计划亲临讲话。考虑到日后中山大学“山高水长”，确定起点很重要，故不能遗漏第九卷的《着创建国立广东大学令》。
作为高瞻远瞩的革命家，孙中山面对教育界人士时，大都谈的是政治，如“救国之急务”，或“三民主义的精髓”。但以下六篇演说，更多切入教育问题，其提问方式及思考问题的方向别具一格，至今仍有其独特魅力。现按时间顺序排列，借以观察政治家眼中“理想的教育”到底是怎样的——如此考古式发掘，目的是邀请其参与当下教育改革的对话。
1921年6月30日，孙中山在广东省第五次教育大会闭幕式发表演说，称：“政治的力量，足以改造人心，改造社会，为用至弘，成效至著。然每闻教育家之言，曰‘以不谈政治为高’。此种谬说，不知其何所据而云然？……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非政治教育而何？孔子且以政治为第一要务，而今之教育家辄舍政治而不谈，何也？”在孙中山看来，“教育家应指导人民谈政治，若仍以不谈为高，为害匪浅”。而此等“谬说”，一成于专制官僚，一来自西洋留学生：“欧美留学生对于不谈政治之（这）一点，实大错误，实误会之极。盖英文Politics有三解，一解为国事；一解为党争；凡无聊自私之政客结党营私，亦以政治名词称之。与我国所谓政治，专指国事而言者不同。”（《在广东省第五次教育大会闭幕式的演说》，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孙中山全集》第五卷563-564页，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这里可能各有误会——现实生活中，教育不能完全脱离政治，但政治确有高尚与卑劣之分。教育家之所以“不谈政治”，很大程度是一种抗议姿态，目的是保持独立思考与自由表达；而孙中山想象中的中国人谈政治不含私欲而纯为国事，也未免过于理想化了。
1919年6月16日成立于上海的全国学生联合会，因屡受北洋军阀打压，第五次评议会被迫转场广州，于1923年8月15日在广东高师礼堂召开。孙中山应邀在开幕式上演讲，大意是“世界上的学问，是少数人发明的，古今中外，多数人总是不知不觉的”，因此，新时代的大学生责任重大：“你们要实行自己的宗旨，不要处处迁就民意，甚至于（与）民意相反，也是势所不恤的。学生是读书明理的人，是指导社会的，若不能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而苟且从俗，随波逐流，那就无贵乎有学生了。”（《在广州全国学生评议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八卷114页）对于五四运动中青年学生“以革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预备”，孙中山印象十分深刻，1920年1月29日“与海外国民党同志书”中称：“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关于五四运动》，《孙中山选集》第48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二版）这就难怪，孙中山对“读书明理”的青年学生寄予如此厚望。
大约四个月后，具体说是1923年12月21日，孙中山应邀到广州的岭南大学演讲，谈及“立志是读书人最要紧的一件事”。问题在于，到底该“立”什么样的“志”？“中国几千年以来，有志的人本不少，但是他们那种立志的旧思想，专注重发达个人，为个人谋幸福，和近代的思想大不相合。”以下这段话，百年后仍在康乐园里回荡：“我读古今中外的历史，知道世界极有名的人，不全是从政治事业一方面做成功的；有在政权上一时极有势力的人，后来并不知名的；有极知名的人，完全是在政治范围之外的。简单的说，古今人物之名望的高大，不是在他所做的官大，是在他所做的事业成功。如果一件事业能够成功，便能够享大名。所以我劝诸君立志，是要做大事，不可要做大官。”（《在广州岭南学生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八卷534-535页）至于什么叫“大事”，孙中山的解释是：“无论那一件事，只要从头至尾，彻底做成功，便是大事。”具体论述时，用的是法国人柏斯多（微生物学家）、英国人达尔文（生物学家，进化论的奠基人）作为例子。这篇演讲的主旨，与蔡元培1917年1月9日《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很接近（参见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蔡元培全集》第三卷5-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都是力图破除中国人读书做官的旧梦。“立志要做大事，不可要做大官”这句话，日后被镌刻在怀士堂上，成为早年的岭南大学、五十年代以后的中山大学的精神支柱，我曾在文章中再三致意（参见笔者《最后一个“王者师”》，初刊《读书》1996年3期，收入《当年游侠人——现代中国的文人与学者》【北京：三联书店，2006】时有更正；《“做大事”与“做大官”》，2013年6月25日《南方都市报》）。
1924年4月4日，孙中山应邀在广东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庆纪念会演说，主旨依旧是三民主义，只不过话锋一转，切入了与师范学校密切相关的平民教育问题：实行民生主义，是为了让国家富强；国家有钱后，第一要务“就是要办教育”。五四时期，不少先进知识分子将中国的落后归咎于文盲众多。因此，推行平民教育便成了重要的救国方略。北京大学的平民教育讲演团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平民教育社是这方面的急先锋，做了很多有益的尝试。孙中山从政治家的高度，将此话题纳入民生主义的论述，既符合时代潮流，又在理论上有所推进。在孙博士看来，这是国家制度及经济实力的问题，不应局限在教育层面讨论。“现在广东办了不少的平民学校，穷家的小孩子，像水上的儿童和乡村的儿童能不能够都到平民学校内去读书呢？平民学校不收学费，并且发给书籍，穷家小孩子本可以去读书。但是乡下的小孩子要去放牛，每天要赚几毫钱。水上的小孩子要去划船，每日要赚两毫钱。”要让穷人家的孩子上学，为国家储备人才，单是不收学费还不够，还必须“要那些小孩子自出世以后，自小长成人，国家都有教有养，不要小孩子的父母担忧”。道理确实是这样，可这必须是国家有钱，且肯用在教育上，这就又回到了孙中山倡导的三民主义：“我们实行民生主义，国家发了大财，将来不但是要那一般平民能够读书，并且要那一般平民有养活。壮年没有工做的，国家便多办工厂，要人人都有事业。老年不能做工的，又没有子女亲戚养活的，所谓鳏、寡、孤、独四种无告的人民，国家便有养老费。国家的大作用，就是设官分治，替人民谋幸福的。”（《在广东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庆纪念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十卷24页）这当然是理想状态，可历经百年奋斗，今日中国，国家财政投入大大增加，《义务教育法》也得到了很好的落实，即便如此，我们也不敢说穷家小孩子上学问题完全解决了。
作为经天纬地的政治家，孙中山心目中的“教育”，除了普通的国民教育，还兼及培育军事人才的陆军军官学校，以及养成宣传人才的国民党讲习所。前者乃声名显赫的黄埔军校，后者则湮没无闻，但我坚信与1927年蒋介石创办的中央政治学校有某种精神联系。
1924年6月16日孙中山在陆军军官学校开学典礼上演说，断言“军队之能不能够革命，是在乎各位将士之有没有革命志气，不是在乎武器之精良不精良”。无论是晚清操练的新军，还是眼下北洋军阀所办保定军官学校和北京陆军大学，军械好且人数多，但没有革命精神，“不是为升官发财，就是为吃饭穿衣，毫没有救国救民的思想和革命的志气”，故不足为虑。既然是学校，就得“要有高深学问做根本！有了高深学问，才有大胆量；有了大胆量，才可以做革命军”。但军校的教学方式，不是死读书，“要学先生所教的学问，还要举一隅而三隅反，自己去推广”，更重要的是要有做革命军的远大志向：“革命是非常事业，不是寻常事业，非常事业决不可以寻常的道理一概而论。现在求学的时代，能够学得多少便是多少，只要另外加以革命精神，便可以利用；如果没有革命精神，就是一生学到老，死记得满腹的学问，总是没有用处。”（《在陆军军官学校开学典礼上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十卷296—297页）
陆军军官学校开学半个月后，1924年6月29日，孙中山又在广州国民党讲习所开学典礼演说，称：“本党自改组后，我们便着手开办一个陆军军官学校。今晚上在此地又开办一个宣传讲习所。这两件事，都是为本党主义来奋斗的事业。军官学校是教学生用枪炮去奋斗，这个讲习所是教学生用语言文字去奋斗。”（《在广州国民党讲习所开学典礼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十卷349页）这一思路，明显受苏俄影响，是其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具体体现。此前半年，孙中山曾在广州对国民党员演说，强调“我们用已往的历史来证明，世界上的文明进步，多半是由于宣传”；因此，“这次国民党改组，变更奋斗的方法，注重宣传，不注重军事”（《宣传造成群力》，《孙中山选集》第557页、556页）。不重军事是假，突出宣传是真，要不怎么会先建军官学校，后立政治讲习所？关键是痛定思痛，明白干革命单有枪炮不够，还得辅以语言文字：“从前把枪炮的力量比宣传的力量看得太重，少向宣传那一方面去奋斗，所以用枪炮去奋斗，虽然是已经成功，论到革命事业，还不能得甚么结果。现在我们应该晓得，初期的革命，十分重要的是枪炮奋斗；后来的革命，更加重要的还是宣传奋斗。如果我们没有宣传的奋斗，那末，我们用枪炮奋斗得来的结果便不能保持，这就是十三年来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在广州国民党讲习所开学典礼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十卷349-350页）这一兼及枪杆子与笔杆子的建党方略，国共两党都有领悟，只不过共产党体会更深，贯彻得更彻底，实践得也更成功。
这就说到了教育史的论述角度问题。不归教育部管辖、不发博士文凭的党校与军校，其办学宗旨、培育方案、课程设置及教学方式，无疑与普通高校有异。但研究者不该一把尺子量天下，将其完全排除在教育史的视野之外。在实际生活（尤其是政治运作）中，党校及军校的作用不可低估。今日中国，中央党校与国防大学的政治地位，远非一般大学所能望其项背。教育史家在关注国民的学历教育的同时，最好能兼及政治家的立场，承认“宣传”与“军事”也是一门高深的学问。
同是谈教育，政治家与学问家，因立场及视野不同，下判断时会有很大差异。百年后回望，可以看得很清楚，晚年孙中山对于教育功用的理解与强调，更多地基于党派立场，但其一连串叩问——如教育家是否以不谈政治为高、青年学生到底该承担什么样的社会责任、做大事与做大官的关系、平民教育怎样推进、高深学问与革命精神如何协调、枪炮的奋斗能否与语言文字的奋斗相辅相成等，都是“真问题”，时至今日，依旧值得我们认真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