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文革”后的季羡林先生。（摄于1978年）
近日出版的张曼菱新书《为季羡林辩——几多风光几多愁》，为读者展示了个并未远去的季羡林，一位博学、仁厚，有风骨，有担当，耸起铁肩、张开双臂呵护学子的师长形象跃然纸上。曼菱是季老的忘年“小友”。从风雪严寒中侥幸存活下来的先生，更懂得为年轻学子遮风挡雨。
一
1962年，我在河北一个县城上高中，读到一篇散文，题目是《春满燕园》。文章中的北大校园湖光塔影、姹紫嫣红、书声琅琅、春光常驻。我被深深吸引了，心底萌生了进燕园求学的憧憬，同时牢牢记住了作者的名字——季羡林。
两年后，我如愿以偿考进北大。在东语系迎新会上，第一次见到当时的系主任季羡林教授。他和我想象的模样大不相同，瘦高身材，五十出头年纪，慈眉善目；穿着既非西装革履，也非潇洒长衫，而是一身半旧的蓝咔叽布中山装；讲话声音不高，语速不快，没有什么惊人之语，只是说，一个大学生需要十二个农民来养活，而我们的同龄人一百人才有一个能上大学，说明我们的机会难得，担子很重。要求我们热爱所学专业，刻苦学习，学成报国。总之，没有一点我所想象的名教授“派头”。
当时，季羡林给梵文巴利文专业60级同学教课，与低年级同学接触不多。但有两件事给我印象很深——
一是开学不久，系学生会通知，哪位同学没有脸盆，可以领一个。因为刚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不久，有些来自贫困家庭的同学，是打赤脚走进校园的，买不起两元一个的白搪瓷脸盆，只好用五毛一个的瓦盆洗脸。季先生知道了，自掏腰包买了几十个送到学生会。我虽然没有去领，但心里暖暖的。
二是那年“十一”，我第一次参加国庆游行，见到毛主席，兴奋得不得了。晚上回来听同宿舍同学说，他们看了电视转播，而且是在季先生家里！我着实吃惊不小。要知道，那时候电视机可是个稀罕物儿。季先生叫一群刚从乡下来的大孩子到自己家里看电视，实在出乎我的意料。
据此，我认定季先生是好人，好领导，能在这样的老师门下求学是我的福分。
正当我们一门心思求学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的狂潮来了，学校逐渐形成了相互对立的两派。季先生虽然“靠边站”了，但没有被打倒，自然就成了两派都争取的对象。
季先生不顾个人安危，仗义执言，反对一些人的倒行逆施，因此惹祸上身，被抓进牛棚，受尽折磨和凌辱。我们同情他，去找乔冠华、去找范文澜，他们都说季先生是好人，是国宝，应该保护。可是在那个人妖颠倒、是非混淆的年代，有谁能够保护先生呢？
经过一年多炼狱的折磨，九死一生的季先生终于“半解放”了。1969年秋天，他和我们这些待分配的同学一起下放到京郊延庆县新华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们一起顶着星星出早操，一起蹲在场院里啃窝窝头、喝稀粥，白天一起挖防空洞，往麦子地里挑粪。
在寒冷的旷野里，年近六旬的季先生顶着凛冽的塞外北风，穿一件单薄的旧棉袄，腰里系根草绳，脸冻得铁青，胡子茬和眉毛上结满白霜。夜里，他和几个男生挤在一条土炕上，炕上的跳蚤不分谁是先生，谁是学生，夜夜骚扰。就在这样的冬天，我听见先生低声吟诵雪莱的诗句——
既然冬天到了，
春天还会远吗？
二
1971年9月之后，“文革”虽然尚未结束，但已成强弩之末。我毕业以后回母校进修，季先生还戴着几顶“帽子”，给我们开了两门课：英语和印度概况。
季先生十岁开始学习英文，水平极高，印度学是他的主要专长，教我们确实是牛刀杀鸡。可是，他备课一丝不苟。英语是一种世界性语言，不同国家和地域的人们对同一个单词有不同的读音，甚至含义也有差异。为了把这些细微的差别讲清楚，他请教了当时能找到的所有外教。在讲翻译技巧时，他在黑板上画了两个部分重合的圆圈说：汉语和外语单词的含义并非一一对应，仅重合部分可以相通，所以要从上下文的意思注意词义辨析。同学们一目了然，戏称为“季羡林大饼”。
季先生利用一个学期的时间，“捞干货”为我们讲授了两年的英语基本教材，还向我们推荐了可以用一辈子的工具书《牛津高级英汉双解词典》。
印度学内容浩如烟海，当时没有教材，季先生利用有限的时间，提纲挈领，把印度主要历史时期、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以及民族、宗教、社会现状讲得一清二楚，表现出非凡功力。
先生讲课形象生动，旁征博引，妙语连珠，听季先生讲课是一种享受，同学们每周都盼着听他的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季先生用诗一样的语言写就散文《春归燕园》。改革开放的和煦春风吹遍中国大地，季先生开始了他人生的第二个春天。
1979年夏天，季先生应新疆大学之邀西行考察讲学，同行的还有任继愈、黄心川两位先生。他们在新疆的日程安排特别满，先生让工作人员特地通知我去新疆大学一晤。
这一晤就是一整天。
几年没见，我发现季先生仿佛年轻了十岁，思维敏捷，精神矍铄，步履稳健，不知疲倦地工作。他没有整块时间和我谈话，就令我陪在身边，参加座谈、考察，利用活动间隙，询问我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情况。
得知我搜集中亚历史资料遇到困难，季先生利用鉴定善本古籍的机会，向新疆大学图书馆负责人介绍：“这是我的学生，在军区作调研工作，如果他需要查阅资料，请提供方便。”舐犊之情，溢于言表。
季先生第二次到新疆是1985年，主持敦煌吐鲁番学国际学术讨论会。在这次会议上，他高屋建瓴地阐述了人类四大文化体系，进而概括为东西文化两大体系，赢得国内外学者的普遍赞誉。
连日的紧张会务，季先生累病了。休会时间，他没有去天池游览，而是留在昆仑宾馆接见在新疆工作的昔日学生。听学长黄文焕介绍，会上争论很激烈。有学者宣称：“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季羡林针锋相对：“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并在会上形成了共识。
近读曼菱新作方知，主张“让外国学者也跟着我们走”，这是季先生的志向，也是他对新一代学人的殷切期望。
1986年，部队确定让我转业，我写信报告了季先生。先生回信说，关于工作安排，要多作几种准备，不知道哪块云彩下雨。后来有人告诉我，季先生为了我能够返校，或者能够归队，四处奔走，从学校找到市里人事部门，碰了不少钉子。我听了诚惶诚恐，小子何德何能，蒙先生如此厚爱！
由于种种原因，我没有能够归队，被分配在档案部门工作。但能从遥远的边疆回来，可以经常见到敬爱的季先生，我已经心满意足了。有一年春节回校给先生拜年，遇到几位颇有成就的当年同窗好友，不禁自惭形秽，感到愧对恩师。先生安慰我说：“好钢使在刀刃上。事务性工作总得有人做，都当专家，专家岂不要饿死了？”
我不敢以好钢自喻，但季先生的话如同醍醐灌顶，让我茅塞顿开。我安下心来，干过党务，搞过后勤，甘当绿叶。我认为，不管能否在先生旗下做事，只要认真学习和践行先生的为人处世之道，仰不愧天，俯不愧地，就算没有辱没师门。
三
季先生在北大从教60余载，几代学子受到恩泽。几年前，师弟王邦维有一篇纪念文章《师恩如父》，讲述了这样一件往事——
1981年，我作硕士论文，其中一项任务，是对一些古代的刻本作校勘。古刻本中有一种是藏在北京图书馆的《赵城金藏》。这是稀世的文物。研究所的耿老师为我跟北图联系，那边答复，研究生不行，但如果像先生这样的学者要看，那是可以的。可是，那时先生是研究所的所长，又是北大的副校长，还有其他许多兼职，工作极其繁忙，我怎么能劳动先生为我的事一起进城去北图呢？但先生知道了这事，立即说：“那我们找一个时间一起去吧。”
于是安排了一天，先生为此专门与我一起去了北图。以下的一切都很顺利。卷子从书库调出来，我立刻开始工作。先生先是站在旁边，看着我作记录。过了一阵，先生拿出早准备好的一摞《罗摩衍那》的清样，读自己的清样。就这样，整整半天时间，先生一直陪着我，直到我校完录完卷子。
（摘自《永远的怀念——我们心中的季羡林先生》，第3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2001年11月19日，天气阴冷，刮着三四级北风。师兄张保胜在大钟寺现场讲解永乐大钟上铭刻的梵文陀罗尼，90岁高龄的季先生不顾众人劝阻，坚持坐在寒风里，认真听了两个多小时。那时候他已经患病，只是不动声色，在那里硬撑着，12月9日就被送进301医院。
事后我对季先生说：“就是为张保胜站脚助威，也没有必要在那里冻两个多小时呀。”先生回答说：“有必要。因为他讲的有些新东西，有的我还不了解。”
季先生对待学问和学生的态度，实在令人感动。在他的指导下，张保胜教授坐了十年“冷板凳”，终于将大钟上的梵字铭文考释得一清二楚。
先生之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我的爱人和孩子也非常爱戴和仰慕季先生。他们跟我去先生家中拜访，先生笑脸相迎，拿出点心、水果热情招待，告别时亲自送出大门。有段时间我爱人身体不好，先生总挂记着，每有新作出版，先生在赐赠时总是先写她的名字，知道她爱吃石榴，还特意把山东老家捎来的石榴留给她吃。小孩子不懂事，忽然想起什么问题，想向季爷爷请教，也不管是中午还是晚上，跑去就敲季爷爷的门，老先生不但不嫌烦，还夸他们“肯动脑筋，有出息”。季先生对下一代都慈爱有加，寄予厚望。
四
季先生认为，国家民族不论大小，都有自己的文化，都为人类文明作出了贡献。他高度重视民族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不仅为古籍整理付出了大量心血，还和费孝通先生一起，发起抢救家书活动，在学界和社会反响强烈。他关心和支持档案事业，认为保管好档案，维护历史的真实面目是利在当代、惠及子孙、功德无量的事业。当他得知国家档案局启动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时，表示坚决支持，欣然受聘担任全国咨询委员会名誉主任委员，还为我们编写的《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题写了书名。
季先生一生治学严谨，偏爱考据，晚年转而兼顾义理。他关于人类文化交流、东西方文化以及国学方面的议论，关于“拿来”和“送去”的主张，经过深思熟虑，如同黄钟大吕，振聋发聩。2008年，先生授权我编辑了《季羡林谈义理》一书，出版后很快被纳入《人民·联盟文库》，反响强烈。季先生说：“（这本小册子）可能有点用途。（对哲学）我们是外行，外行有外行的优势。许多问题内行熟视无睹，外行可以一眼就看出来，而且敢讲。”
季先生关于文化交流促进人类社会发展的观点，正如曼菱所言：“他‘清’而不排他，‘高’而见愈广。”前不久，在济南召开的季羡林作品全集启动座谈会上，印度学者狄伯杰将其概括为“地缘文化”。他发言说：世界之所以不得安宁，根子在于西方的“地缘政治”，而季羡林提出的地缘文化的观点，与之针锋相对，体现了东方智慧，代表了人类文化的未来。
季先生晚年经常考虑关乎国家和人类命运的大问题，思维敏捷而深邃。他提出“和谐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精辟阐述了和谐的三个层次，并写诗“人和政通，海晏河清，灵犀一点，上下相通。”表达了十几亿中国人民内心的企盼。
季先生晚年看起来风光无限，实际上孤独凄清，失去了自己的私人空间，身不由己。他本人却保持难得的清醒。
曼菱告诉我，1999年在北大勺园为季先生庆祝米寿的宴会上，来宾致祝词以后，寿星致答词：“你们说的那个人不是我。”当各种不虞之誉夹杂求全之毁如同潮水般涌来的时候，他著文坚辞三顶桂冠；他还郑重申明：“我七十岁以前不是圣人，今天不是圣人，将来也不会成为圣人。我不想到孔庙里去陪着吃冷猪肉。我把自己活脱脱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见《季羡林全集》第4卷，第361页，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
读这些文字，当时的理解是谦虚，现在看来，是季先生对神化的反抗，是他对实事求是的坚守。先生一生提倡“爱国、孝亲、尊师、重友”，将之奉为良知并身体力行。他数十年如一日，起得比鸡还早，呕心沥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我国老一代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他既是学界泰斗，又是世人楷模。可是先生本人却说，自己是一个平凡的人，没有什么英雄业绩。“麟凤”也好，平凡也罢，季老就是一个集非凡与平凡于一身的人。能够得到先生数十年的教诲，是我人生之幸。在我这个老学生心中，季老是我永远的先生。
梁志刚，学者，1964年考入北京大学东方学系，师从季羡林，四十余年一直得到季先生教诲，经授权为其编辑文集，撰写传记。2009年出版《人中麟凤季羡林》，2012年出版《季羡林大传》（合著），2017年1月出版《我的老师季羡林》，即将出版《季羡林的朋友圈》。曾任国家档案局中央档案馆司长、中央档案馆机关党委副书记、中办机关纪委委员、中国档案学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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