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之严
毕业论文是考验门生的关键环节，霍先生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我有着亲身经历——
第一步，选题。先生要求我们站在学术发展的最前沿，选题要有新意，要有自己的独特见解，同时也要适合自己的学术特点。有时为了一个选题，要反复琢磨推敲。像我的论文选题，开始想写《“天人思想”与汉代散文》，由于题目太大且涉及文史哲诸多领域，不好把握。先生启发我说，你的长处在于《史记》研究，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最后我的论文定为《唐前史传散文研究》。论文题目的变化过程，实际上是学术思想不断升华的过程。
第二步，查阅资料，理清学术史。题目确定后，先生要求我们广泛搜集资料，对选题的研究历史和现状进行系统总结，找到研究的突破口，这样就能为自己的论文定位，看出论文的价值所在。
第三步，作开题报告，听取各方意见，进一步完善论文的构思。开题报告会上，先生听了弟子的陈述后，再予以细心指导，要求写出详细的写作提纲，审阅过关后再进行下一步工作。
第四步，动笔写作，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先生要求每写完一部分，就交给他看，并仔细批阅，大到论文的立意构思、框架结构，小到炼句修辞、资料引用等，一一提出修改意见。
第五步，反复修改，拿出精品。先生对论文初稿批阅后，让弟子修改，然后再审阅，直到满意为止。即使在论文答辩通过后，他还会要求弟子根据答辩委员提出的问题，再加充实修改。这样的严格训练，严格把关，保证了论文的质量。
2017年2月1日，农历正月初五，家家户户张灯结彩，人们沉浸在鸡年春节的喜庆气氛之中。当日，我因事在外地，中午13时许，电话和微信同时传来噩耗，我的导师霍松林先生逝世了。我一听就懵了，一时说不出话来。
霍先生和我住在家属区同一栋楼，且是同一方位的房子，他住7层，我住6层。楼上楼下，我常常因为一些事情到楼上请示先生。春节前夕，我两次去先生家：一次是1月14日陪陕西师范大学党怀兴副校长看望先生，并商谈百岁寿辰之事，这是霍先生生前最大的愿望；另一次是1月21日，文学院班子成员集体去给先生拜年，汇报一年来学院的情况，征求先生对学院发展的建议。两次拜见，先生虽然行动不便，躺在床上跟我们说话，但思维清晰，还不停地感谢学校、学院对他的关心。
真没想到这么突然，霍先生竟驾鹤西去。他逝世的消息一下子震动了学界，震动了艺坛。先生走过了人生的第97个春秋，他的一生平淡而又非凡。他曾说：“我这一辈子很简单，就是围绕文学，做了读书、教书、写书三件事情。”作为先生弟子，我对此“三书”深有体悟。
读 书
霍松林先生1921年9月29日生于甘肃省天水市琥珀乡霍家川村。根据《青春集》及《松林回忆录》记载，其父16岁就中了秀才，接着进陇南书院深造，科举制度废除后回乡教书。
霍先生12岁以前是在父亲教诲下苦读、苦学的。“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这是幼时父亲教给他的第一首诗。“一首诗把从一到十的数字巧妙地组织在诗句中，有景有情，好认易记，平仄也合律。”在幼年的霍松林看来，这不止有趣，甚至神奇。读书是他当时最大的乐趣。
父亲先教霍松林背诵《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主要是认字；然后循序渐进，读《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幼学故事琼林》《诗经》《子史精华》《古文观止》《千家诗》《唐诗三百首》《白香词谱》等。他六七岁学作诗作文，懂得了汉语的平仄，也会对对子，作诗从五古、七古、杂言体开始，然后到律诗，逐渐成熟。十二岁以后进入全县最好的学校新阳小学四年级上学，接受现代教育。
对于童年时代的背诵，霍先生后来说，这样的确有好处：第一，养成了背书的习惯，也积累了背书的经验；第二，童年背诵的东西当时虽然不懂或不大懂，但在以后的学习中重复出现，或遇到有关联的问题，就逐渐懂了。第三，那些经过反复背诵、后来逐渐弄懂了的东西，涉及文史哲等许多方面，这就在不知不觉之中给他培育了广泛的学习兴趣。
霍先生小学毕业，通过全县会考，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省立天水中学。读初中时，他广泛阅读文学经典，既有“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品和外国文学作品，还有古典诗词曲及有关中国古典文学的著作，能借就借，不能借就买。在此期间，他还给《陇南日报》投稿，散文、新诗、旧体诗，大多数被采用。
霍先生把领到的稿费，统统用来买书。由于家境清寒，交不起学生食堂的伙食费，他只能从离校80里外的家中背来米面、木柴，自己烧饭吃。
霍先生说：“我读初中时，父亲给我一本讲治学方法的书，叫《先正读书诀》，其中有这么几点：一要循序渐进，持之以恒，切忌一曝十寒；二是既要精读，又要博览。精读的书要能背诵，博览的书也要记住大意或要点。为了帮助记忆，必须写读书札记；三是读书、阅世、作文相辅而行。这几点，我都是认真做了的。”
1945年7月，霍松林赴兰州参加高考，以第一名考入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南京沦陷前夕，中央大学西迁重庆，抗战胜利后迁回南京。他在重庆学习一年、南京学习三年，都因成绩优异而享受公费待遇。
据霍先生回忆，当时胡小石讲《楚辞》，汪辟疆讲唐宋诗，陈匪石讲唐宋词，卢冀野讲元曲，吕叔湘讲欧洲文艺思潮，伍俶傥讲《文心雕龙》，朱东润讲中国文学史，罗根泽讲中国文学批评史。在大师级教授的熏陶下，他在文学的海洋中恣意畅游，对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诗学、词学、曲学以及文学理论批评史等刻苦钻研，而且逐渐“由博返约”，形成了研究中国诗史或中国诗歌理论批评史的想法。
古典文学研究专家钱仲联先生评价霍先生这段学习时说：“时胡小石、卢冀野、罗根泽各以一专雄长盘敦，松林俱承其教而受其益。于诗尤得髓于汪方湖，于词则传法乳陈匪石。”在此期间，由于他学习成绩突出，才华横溢，也得到于右任先生的奖掖和帮助。
教 书
霍先生教书生涯长为70多年，他教过小学、中学、大学，而以大学为主。从20世纪50年代一直到辞世，他在陕西师范大学执教半个多世纪。在文学院所在的文汇楼大厅，先生题写的“扬葩振藻，绣虎雕龙”八个大字格外醒目，寄寓着他对人才培养的热切期望。
教书首先从编写教材入手。20世纪50年代初，高校中文学科处于创业阶段，要求多开新课，用新观点教学。
当时，霍先生接手的三门新课中，有一门文艺学，无教材、无参考资料，但他克服困难，从头搜集和阅读有关资料，力图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分析问题。至1953年秋，几经补充修改，先生完成了26万字的《文艺学概论》，1957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
就这样，我国便有了最早的一部新型文艺理论教材。文艺理论家陈志明教授在《霍松林的文艺理论研究述评》中评价说：“《概论》不仅开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国人自己著述系统的文艺理论教科书的风气之先，而且发行量大，加之其前已作交流讲义与函授教材流传，影响及于全国，大学师生、文艺工作者、中学语文教师以及文艺爱好者，不少人都从中得到教益，受到启发。”
1982年，经过增删修订，霍先生完成了37万字的《文艺学简论》，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作为教材，它把一代代学者引入文艺理论的殿堂；作为理论专著，先生构建了体大思精的理论体系，对许多重大理论问题都有独特的见解，自成一家之说。
教书是一门艺术，需要精心设计。霍先生后来又讲授元明清文学、唐宋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还讲授先秦两汉文学和古代文论，贯通整个中国文学史。
为本科生讲古代文学时，霍先生根据自己的读书经验和切身体会，要求学生背诵一定数量的诗文名篇、精读古典名著。师长泰曾总结霍先生的教学艺术：“一是教学内容上的求博求深，二是教学方法上的求实求真，三是教学质量上的求高求新。”
许多学生敬仰霍先生的渊博学识和惊人才华。据田天佑等人回忆：“霍老师讲古文、诗、词，从来是边背诵，边讲解，根本不看本子，却一字不差。讲长篇小说，像《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介绍情节简要生动，通过某些典型场面分析人物之间的性格冲突，常常将四五个人物对话结合表情一一复述出来，不看本子，也一字不差。”
20世纪80年代以后，霍先生把主要精力用在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上。对于新招博士生，他有几条格言：“敦品以化人，勤学以致用。务求日有进益，问心无愧；力戒虚度年华，于世无补。”“博古而不泥古，须求古为今用；学外而不媚外，力争外为中用。兼取古今中外之长，放宽眼界，扩展心胸，慎思笃行，自强不息，始能有新开拓，新建树。”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直到2015年，霍先生先后培养了20多名硕士和70余名博士，遍布全国各地，大都成为所在单位教学科研的骨干或新一代学术带头人，学界称之为“霍家军”。
“高歌盛世情犹热，广育英才志愈坚。假我韶光数十载，更将硕果献尧天。”霍先生80寿辰时，曾以一首《八十述怀》表达了培养人才的热情和愿望。90岁时，先生又作《九十自寿二首》，其中有句：“乐育英才浑忘老，秾桃艳李竞芬芳。”
霍先生把毕生精力和心血都用在培养人才上，被教育界同人誉为“关西孔子”“海内儒宗”。鉴于他几十年来为学校发展与建设作出的杰出贡献，2014年先生被授予“陕西师范大学杰出贡献奖”，奖励100万元人民币，他随即拿出奖金设立了“霍松林国学奖学金”，奖掖后辈。
写 书
所谓“写书”，就是从事学术研究。霍先生有句名言：“我的岗位工作是教学，所谓研究，其实是备课。”
学术研究、著书立说，必须求真求是，甚至要敢冒风险。自1958年开始，霍先生就因他曾经出版的《文艺学概论》受到冲击。“文革”之初，又因曾发表《试论形象思维》一文，被点名批判，扣上了“为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思潮提供了理论基础”的帽子。
抄家、游街、挨斗、扫马路、扫厕所，到最后关牛棚、劳动改造，然而，十余年的“蹲牛棚”，也没能改变霍先生的学术个性。
平反之后，霍先生又写了《再论形象思维》的长篇文章，表明自己的学术观点。这样的精神追求，可用他的一句诗来概括：“浩气由来塞天地，高标那许混风尘。”
学术研究需要宽广的视野。霍先生曾在《“断代”的研究内容与非“断代”的研究方法》一文中强调，“断代”的研究内容不能用“断代”的研究方法。就研究唐诗说，不应割断它与唐以前、唐以后诗歌发展的联系，尤其不应忽视唐诗与今诗的关系。
也正是这样的研究视野，霍先生的研究显示出宏大的气魄。如《论白居易的田园诗》一文，直接溯源至先秦时代的《诗经·七月》，然后经陶渊明、王维等发展，中国的田园诗形成了两条线索：一是“田家乐”，二是“田家苦”，再通过对白居易田园诗的分析，认为白居易是“田家苦”线索的继承者和杰出代表。
学术研究要创新。霍先生经常引用《南齐书·文学传论》的一句名言鼓励学术创新：“若无新变，不能代雄。”他的研究，重视资料的挖掘和阐释，如对于《西厢记》的研究，从《西厢记简说》到《西厢述评》，再到后来的《西厢汇编》，把《西厢记》有关的问题、资料进行系统的梳理分析，把研究结论建立在扎实的材料基础之上。
霍先生与弟子傅绍良合著的《盛唐文学的文化透视》，开辟了盛唐文学研究的新领域，给后来研究者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和方法。霍先生的研究，重点在于唐宋诗词，尤其是对杜甫、白居易予以特别关注。
《青春集》中显示，在大学本科阶段，霍先生就已发表七篇研究杜甫的论文，展现出青年学者的锐气和创新精神，此后对杜甫的研究更加深入。
我到霍先生门下学习之前，久仰先生大名，学习了先生的鉴赏著作，先生渊博的知识、透彻的分析、精彩的语言，强烈地震撼着我的心灵。我清楚地记得，在读到先生对杜甫《石壕吏》的诗歌分析时，我曾拍案惊叹。因为中学时学习过这首诗，只知大意而已。而先生在讲析时，结合时代背景，字斟句酌，非常细腻。特别是“藏问于答”手法的独特分析，一下子解决了我原来所有的疑问，令人茅塞顿开。先生治学严谨，在一般人不注意的地方细细挖掘，真可谓一丝不苟。
学术研究需要理论支撑。霍先生的古典文学研究，建立在他雄厚的文艺理论基础之上。他自己除撰有《文艺学概论》《文艺学简论》《诗的形象及其他》等著作之外，还整理了大量古代文艺理论著作，如校注《滹南诗话》《瓯北诗话》《原诗》《诗说晬语》等，主编《中国古代文论名篇详注》《近代文论名篇详注》《中国诗论史》等，并且把这些理论运用到古代诗文的研究实践当中，因而成就斐然。
学术研究还要有广泛的交流。我至今还记得，1982年3月，霍先生在我校联合教室（今“积学堂”）主持召开首届全国唐诗讨论会，名家云集，气氛热烈，我们年级的学生参加了开幕式，当他在开幕致辞中说到“我们的这次全国性的唐诗讨论会，新中国成立以来是第一次，唐代以来也是第一次”时，全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唐代以来的第一次”，此话气势非凡，振奋人心。也是在这次会议上，程千帆先生给霍先生题写斋榜“唐音阁”，从此，“唐音”走遍全国，走向世界。
霍先生晚年仍然笔耕不辍，2001年，出版《唐音阁论文集》《唐音阁译诗集》《唐音阁诗词集》《唐音阁随笔集》等系列著作。2010年霍先生90寿辰时，他亲自整理编撰的《霍松林选集》（十卷本）正式出版，集中体现了其学术成就。
2013年，霍先生虽然已年逾九旬，仍以惊人的毅力在短时间内完成了30多万字的《松林回忆录》，于2014年出版，成为后人了解霍先生思想精神的重要资料，也是了解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的重要资料。
写诗也是霍先生“写书”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少年时期写的抗战作品，如《卢沟桥战歌》《哀平津，哭佟赵二将军》《闻平型关大捷，喜赋》《惊闻南京沦陷，日寇屠城》《八百壮士颂》等，真实反映了抗战历史，把自己的心声与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因此，1995年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之际，中国作家协会特将先生列名于“抗战时期老作家”名单中，颁赠“以笔为枪，投身抗战”的奖牌。
中华诗词学会顾问周笃文教授认为，《霍松林诗词集》共收录诗词1200余首，时间跨度70余年，可说是历史的实录。
霍先生的诗词创作，独树一帜，引领风气，正如程千帆先生所言：“松林之为诗，兼备古今之体，才雄而格峻，绪密而思清。”他还呼吁当前的诗词创作必须求变求新，率先主张用新声新韵取代旧声旧韵，并用新声新韵创作了《金婚谢妻》和《八十述怀》27首七律。
2008年12月20日，由中华诗词学会主办的“中华诗词终身成就奖”颁奖大会暨5位诗家作品集首发式，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举行，霍先生成为首次颁发的“中华诗词终身成就奖”5位获奖人之一。
书法也是霍先生“写书”的一个重要部分，他的字就像他的诗一样“刚健含婀娜，韶秀寓清淑”。书法家钟明善先生曾概括霍先生的书法特点：“笔法严谨而笔势活泼多变，纵笔挥洒，波澜起伏，留笔敛气，蓄势画末，方圆兼备，疾涩得体，寓刚于柔，潇洒自若。”其自撰、自书的《香港回归赋》《陕西师大赋》等作品，气势恢宏，刚劲有力，给人以美的享受。
“学海珠玑光简册，诗坛星月耀乾坤”，这是霍先生1982年献给首届全国唐诗讨论会的诗句，今天用来概括先生的学术风范也十分恰当。先生离开我们了，但“唐音”永存，他的著作将永远流传、光照千古。
张新科，文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院长、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文学科评议组成员、第五届陕西省高校教学名师，兼任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会长、中国《史记》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古代散文研究会副会长等。
（本文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写作过程中参考了《松林回忆录》《霍松林先生八十寿辰纪念文集》等有关资料）
